（2021版）“金钥匙”系列№2（80篇）朱维群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一）

朱维群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一）“如椽巨笔”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主任朱维群的讲话文章汇编。推荐理由：士资深文字经历。他于196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专业毕业后，当过2年教师，在成都市委宣传部工作5年。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新闻业务专业。1982年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社，在9年时间内，他既当过驻省记者，又当过驻国外记者，也当过总编室的机动记者。由于工作能力突出，最终担任了总编室第一版主编。他在国内、国外，机关、地方，白班、夜班的工作都涉足过，这种经历是极其宝贵的。一般来讲，在人民日报社工作，都是一个部门一直干下去，而他却接受了比较全面的锻炼，从而养成了高处看事、宽处处事、深处行事的习惯，增强了善于挖掘事物本质的能力。他才思敏捷，视角广阔，思维辩证，特别是立论和驳论应用自如。2013年在意大利罗马接受《快报》记者比安吉（女）的专访时，口才技惊四座，让这位著名的意大利记者都甘拜下风，成为一时佳话。从2004年到2010年，他作为新闻报道中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主管西藏政策问题，负责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进行了多轮接触商谈，多次“强势”发声，正本清源，被誉为“一个专跟达赖喇嘛过不去的老干部”。高级文字锻炼。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大学期间正值“不准读书”的特殊环境，他依然读完了《资本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正是因为其有着坚实的政策理论研究功底，因此，1991年，他被调入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他曾自述：“我有一次帮李瑞环同志起草稿子，他作了大量删节，又批了一句，‘文到高处，言少而意多’。”从而得知，他曾经担任过原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的文字秘书。李瑞环是公认的公文大家，治学严谨、思维辩证、勤耕不辍。特别是能够将其朴素的哲学思想贯穿于文章之中，行云流水、亲切自然、大理无言，他的《务实求理》《看法与说法》《辩证法随谈》等书籍，都是文友学习公文写作必备的“红皮书”。朱维群为这位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多年的文字服务，辩证思维和公文写作能力自然会更上一层楼。他多年的工作，始终贯穿着文件文稿的研究、起草、写作，使他格外看重理论政策和文字工作的严谨性，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看法。他曾写过《改改我们的文风》，直指当前浮夸骈俪的文风，并提出文字“实用主义”的观点，见识独特、直言不讳，引人共鸣，令人耳目一新，一度成为网络热文，备受好评。刚正人品文风。他曾自述“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当机关干部，都不能只看到几个大城市，也要对中国广大基层的状态有深入的了解。”因此，他喜欢到基层去，越苦越累的地方越喜欢去。通过调查研究，他了解和掌握了各地的社会状态、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极大地拓展了眼界和思路，也使他对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价值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他是正部级官员中为数不多开通个人微信公众号（名字即为：朱维群）的“尝鲜者”，个性签名为：“江山万里，不失寸土；青史千年，无愧后人。”这是他在同达赖集团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给自己写下的一句鞭策的话。人品决定文品，作风决定文风，这样有创新意识而又乐观正直的干部，文风自然透露出正气和豪气，值得我们学习！这套讲话材料汇编，多与统战工作和民族政策相关，对文友实际工作借鉴意义较小。但是，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逻辑性，通过研读他的文章，可以学习到如何增强文章逻辑、句段逻辑和言语逻辑的方法，这恰恰是文友普遍缺少的“硬头货”！我们要学习的是他的写作思想和写作技巧，通过对这些致辞、会议讲话以及体会文章、言论文章的精研细读，必将对我们搭建务实、质朴、管用的好文章框架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回顾在中央机关工作经历时，他曾说：“在机关搞理论政策研究，当‘笔杆子’，既辛苦又不出名。但是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需要有一批人自觉地守在这个位置上。”愿这位“退而不休”的“老古董”继续发挥他的正义之光和人生之热！目录200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为实现辛亥革命先烈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理想而奋斗12002年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统一战线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42003年在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主持词16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书首发式上的讲话22在参加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宗教理论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25《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代序272004年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若干历史特征292005年在与西藏宗教人士参观团座谈时的讲话35在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十周年庆典上的讲话40在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432006年统一战线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462007年在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部分在京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52在纪念赵朴初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57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在增进团结、凝聚力量中的优势和作用592008年在纪念程思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67接受英国BBC专访68用脚步和心灵丈量万水千山75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揭牌仪式上的发言79在纪念包尔汉同志逝世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祖国80答中东欧记者团问82答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记者问872010年答记者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912011年在伊斯兰教解经工作十周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总结经验拓展解经工作新领域101在第三届中国西藏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104在西藏佛学院开院典礼上的讲话109美术家，上西藏去吧！114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创新115关于当前民族工作几个问题的思考117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1242012年在“科学援藏湖北经验解读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对口援藏工作130在2012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开幕式上讲话136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建院60周年暨新校园落成感恩庆典上的讲话139巩固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1422013年在中国无神论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无神论149在推进新形势下人民政协民族宗教工作研讨会上的报告：为什么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终不分裂154“中间道路”就是“西藏独立”分两步走157学习宗教政策做好宗教工作160谈保持共产党人世界观的纯洁性：为什么不问苍生问鬼神？169对我国宗教特征和宗教工作的几点认识172有关公文写作的几个问题176答《快报》记者问：达赖集团与“自焚”事件的关系1812014年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民族区域自治法》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法律武器187西方为何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190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要综合施策200我读《瞻对》204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207接受人民网强国论坛访谈：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创新210接受凤凰网专访：处理暴恐事件要从民族宗教问题中脱敏225接受中国西藏网的专访：驳“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2362015年在全国政协专委会2014年工作情况汇报会上的发言:围绕民族宗教热点难点问题持续发力243京剧艺术：多民族艺术家共同铸就的辉煌246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48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统战工作250与藏族作家阿来对话：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2532016年在金陵刻经处成立1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266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上的辅导报告：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创新268让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同步实现小康281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宣传无神论283为什么“宗教信徒入党”行不通287无神论宣传过头了吗？292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重在交融2952017年在全国暨地方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工作交流会上的报告：结合政协民族宗教工作实际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301把推广普通话纳入扶贫攻坚战305做好政协民族宗教工作的几点思考307吃百姓俸禄，就该给百姓办事310当有关争论涉及原则的时候，我不会背过身去3142018年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总结交流会上的总结发言：坚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宗教“中国化”方向319把优质教育资源直接送进西藏326达赖，印度穷于应付的大麻烦328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31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36“中间道路”这出戏快唱到头了341描黑中国侨务工作，用心何在344“捣鬼术”挽不回达赖集团失败命运3472019年同达赖接谈不可能没前提条件350反分裂斗争实现新中国多民族大一统3532020年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斗争锋芒35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唤起巨大凝聚力362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是个国际笑话367为实现辛亥革命先烈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2001年）90年前，武昌古城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首义之举，各省响应，四方震动，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终于被推翻。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篡夺，但是它仍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标志着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代表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辛亥革命又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冲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权思想，提高了人民政治意识的萌动和觉醒，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很大的解放。从此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复辟帝制成为不可能。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对于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四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体现出来的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革命的主张、战略、政策，以“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孙中山先生在倡导革命之初，提出以民族、政治、社会革命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之三民主义，以号召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之后，又提出反衰、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继续革命的号召。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必然“以俄为师”，必须“把中国共产党看作自己的好朋友”，毅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此作为新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从而把他的革命思想与实践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因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之际，他念念不忘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嘱咐革命同志必须“唤醒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要继续“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先生一生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祖国统一而奋斗。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内容是追求祖国的完全统一。他指出祖国统一是历史之必然，人心之所向，他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国家一天不统一，就不能说是革命成功”。他痛心疾呼“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只有“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他认为统一是要把中国完全统一“成一个大国团体”，统一的内容包括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等“五个统一”，其中尤以民族的统一为基本的首要条件。他主张统一方法上应力主和平统一，但是不放弃必要时使用武力。他坚持国家统一为中国的内政，要警惕和反对外国插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他指出“要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统一”。孙中山先生激烈反对一切分裂国家或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种种主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孙中山先生坚持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炽热的爱国主义光芒，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孙中山先生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终身奋斗的战士”，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永远值得全中国人民缅怀与崇敬。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革命品格、革命思想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努力继承和发扬光大。毛泽东主席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经过80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国面貌为之一新。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这段历史。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八十周年来所建立的伟大业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历史功绩的继承、发展和光大。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我们为祖国的完全统一还未能实现而深感不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感望。现在，香港、澳门已经相继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方针得到认真贯彻、全面落实。当前摆在全世界炎黄子孙面前的任务是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根本大计，是完全符合实际，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针。这些年来两岸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岸交流日益增多，这对于祖国统一是有利的。但是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嚣张.国际上一些不愿看到中国统一和富强的势力极力支持“台独”，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制造种种障碍。这些人的种种倒行逆施，不能不激起全中国人民极大义愤。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民族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六十年的奋斗与流血牺牲已具备了最终完全统一和民族全面复兴的条件。值此历史时刻，所有血管里流着中国血的人们都应追思孙中山先生为祖国统一所作的不懈奋斗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意识到我们自己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做出积极的贡献。孙中山先生曾经满怀信心地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的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的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人类之利益焉！”中山先生的预言在他那个时候仅仅是中国革命先行者的梦想，而现在正逐步变为我们每一个人亲眼看见、亲身感受的事实。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辛亥革命先烈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理想而共同奋斗。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统一战线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2002年8月21日）“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统一战线工作研讨会”今天在上海召开了。刚才，罗世谦副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全面介绍了上海的发展状况和统战工作。上海是我国少数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大都市之一，也是新时期我国城市化蓬勃发展的重要缩影。上海市委十分重视这次研讨会，市委统战部为研讨会作了精心、周密的安排，我谨代表中央统战部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参加会议的各省、市的同志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就“城市化进程和统一战线工作”课题的选择和有关问题谈几点看法。因为这个课题比较新，总体上还处于研究的初步阶段，所以我的发言只能反映我和有关同志的一些看法，与大家共同研讨、交流。一、开展“城市化进程和统一战线工作”课题研究的意义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高潮，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领域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产物。此后，世界多数国家或早或迟、或快或慢进人到这个过程之中。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进一步推动下，城市化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对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社科界许多学者对我国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从我们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从经济发展角度研究得比较多，从社会、政治角度研究得比较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许多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探讨。今年，中央统战部把“城市化进程和统一战线工作”作为重点课题，组织14个省、22个市党委统战部共同进行研究。各地统战部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对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普遍成立了以分管副部长为组长的课题小组，结合本地特点选择题目、开展调研。中央统战部成立课题组，于4月份分两路赴江苏、浙江和四川、重庆四省市进行了实地调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我们组织召开这次专题研讨会，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规律性的认识，并据此改进和加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社科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参加这个会议。相信你们的参与将有效拓宽从事统战工作同志的眼界，对今后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回顾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进程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着显著区别。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而工业革命主要是由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推动的。我国明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发展，本来是可以自然导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的，但这一进程在鸦片战争后被打断了。我国的近代工业和近代城镇的开端，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由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造成，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复杂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的城市化至今大体经历了三个较快发展时期，各自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都给予中国的政治发展以极大的影响。第一个发展时期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开埠通商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入，一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出现，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东西沿江的两条贸易城市带以及东北、台湾等城镇密集地区。伴随着中国近代第一个城市化高潮，中国社会除原有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之外，诞生了“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业无产阶级，它需要争取的政治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政治对立面、帝国主义的附庸——官僚资产阶级。第二个发展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原有城市的功能进行了改造，同时，为了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又有计划地增设了一些城镇。到1952年底，我国大陆设市城市发展到160多个，比1949年年底增加了17.6%，城市人口增加到7163万，比1949年增加了24.2%，占总人口的12.5%。1952年党中央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在搞好原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项目建设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一批城市工业基地。这次城市化发展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强大行政力量推动下开展和完成的，后来又经过多次反复，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教训。在这次城市化高潮中，我国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也是在这次城市化高潮中，我国逐步形成行政主导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的影响一直延及现在。第三个发展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城市化呈现出空前的发展势头。我国城市数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长到2000年的663个，城市化率也由14%迅速上升到2000年的36.1%，年均上升0.83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也是发展最为迅速、最为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化高潮中，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被打破，城乡发展的互动作用明显增强，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工人阶级队伍人数空前增加，产生了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讲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今天，城市化所给予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我们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不能不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视角进行研究。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党和国家在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内容。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也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的质量和竞争力迅速提高，吸引力和辐射力都明显增强，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仅从城市化率来看，1998年，美国城市化水平为77%，日本为79%，德国为87%，我国只有30.4%，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已经明显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明确把城市发展战略列入国家的五年计划，并列为我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大战略重点之一，要求“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可以说，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因素之一，没有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和健康发展，就没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迅速实现。统一战线要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献，就必须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城市化问题，准确把握中国城市化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选准介人和推动这一进程的角度。这是统战工作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任务，也是统一战线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的。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统战工作，是抓住城市这个战略重点，金面带动、推进统战工作的需要。列宁曾经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城市的这种“动力”作用，同样体现于统一战线工作。尽管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同盟军农民是在农村，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获成功的，但同我们党两次合作的国民党主要在城市，我们党需要加以争取和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在城市，我们党广泛联系的社会各界代表人士也大多在城市，所以城市一直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点。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统战部就叫城市工作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统一战线的工作更是主要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为舞台而开展的。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城市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对周边辐射和影响能力与日俱增。.统一战线各方面代表人物也越来越多地向城市集聚，又通过城市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要切实抓住城市这个战略重点，全面带动和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就必须关注和研究城市化问题，准确把握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发展模式及其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的影响，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好统战工作的新路子。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立足新的实藏、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历来是以社会实践新的发展为前提的。城市化是以经济发展为起点进而影响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革命，它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既有物质方面的变化，如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高等；也有精神方面的变化，如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并在农村扩散和推广等。围绕城市化发生的新的社会实践和深刻的社会变化，使统一战线面临着内涵更加丰富、关系更加复杂、变化更加迅速的社会大环境，也使统一战线内部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并因此而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政策问题。加大对城市化进程中统战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力度，必将在推动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深入开展的同时，有力地促进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二、城市化给新时期统一战线带来的影响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统一战线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统一战线内部构成发生变化。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属于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一些阶层人数越来越多，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迅速扩大。我国私营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农村和乡镇起步的，而近年来，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从农村向城市集聚，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城市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增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增多。仅2001年，就有100余家实力雄厚的私营企业把总部迁人杭州，从温州地区到杭州创业的企业近两年超过300家。非公有制经济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发展势头也很迅猛。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属于高新技术私营企业有679家，占总数的70.1%。二是城市中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多。他们分布在信息、咨询、仲裁、监理、信托、业务代理等新兴的知识密集型行业，群体意识和参政意识都在增强，是城市社会最具活力的群体之一。三是台湾同胞到大陆投资办企业方兴未艾。近年来台商投资有由珠江三角洲与福建沿海广大地区向上海、苏州、昆山等城市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展的趋势。截至2002年6月，上海已累计批准设立台资项目4394项，合同资金68.27亿美元。苏州市有台资企业2700家，成为台商在大陆投资新的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城市都出现台商投资规模大型化、投资区城密集化的特点。随之而来的是台商、台胞人数迅速增长。2001年常驻大陆台商达100万人。目前常住上海一年以上的台胞超过1.5万人，经常往来于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台胞超过30万人。四是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形成趋势。从1978年至2000年的22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近38万人，同期回国创业的超过14万人，一个明显迹象是越到近期回国的人越多。留学回国人员基本上都选择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作为创业基地，到2000年底，由他们创立的企业达5000多家。此外，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作为统一战线基础——工农联盟中一方的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大规模进城。在一些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城市暂住人口已与城市户籍人口规模相当。成都市有户籍的市区人口200余万，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外地农民工达180万。浙江义乌市区户籍人口29万，暂住人口却有33万。江苏昆山总人口59万，其中相对固定的外来人口就有20万以上。随着经济所有制形式继续向多元化发展，以及城市原有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等，城市社会原有和新产生的阶层正在发生更加细密的分化和重组，包括出现一些边缘阶层和模糊身份者。这些，都将使更多的人进入统战工作领域，统一战线的成员构成将更加广泛、多样。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社会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公开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统一战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责任更为重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与城市流动人口之间，城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以及各种利益群体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再等同于过去，新的矛盾不断产生。比如，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和行政区划的调整，一些城郊农民的土地被用作城市建设用地，因土地征用补偿引发的矛盾增加，这些农民成为市民后，虽然社会身份、居住地点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寻找新的城市就业岗位困难很多，他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往往不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要求，很容易变成城市社会所谓“弱势群体”的组成部分。城市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经常发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变化，使下岗成为经常、普遍的现象，一些统战工作对象如少数民族群众、台属、侨眷、原工商业者，乃至一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下岗失业、生活困难者增多。外来投资、创业的各方面人士在某些方面不能享受城市原居民同等待遇，亲属、子女的落户、读书、就业等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一些要求经常与原有管理体制发生矛盾，如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市场准入限制，不能获得资质证；外地私营企业希望成立自己的商会，难以取得合法地位。私营企业主与雇工、与党政有关部门之间的矛盾，也经常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民族、宗教问题更趋敏感。城市人口的多民族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的必然现象。随着东西部交流的增加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西部来到东部、从偏僻乡村来到繁华都市求温饱、求发展，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散居现象更加普遍。据统计，北京每天100多万流动人口中至少十分之一以上是少数民族人口。2000年北京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达58.6万人，与1990年相比增加17.2万人，增长率为41.4%，高出全市人口增长率16个百分点。深圳1982年建市初期有少数民族成分12个，人口仅372人，到2000年少数民族成分达54个，人口达22.46万人。广州白云区10年来少数民族成分增加17个，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增长30%，流动人口增长120多倍。这种状况有利于少数民族群众开阔眼界，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众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城市中因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明显增加，而这种矛盾和纠纷比在农村发生更具社会影响力和扩散力。如我国西北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在东部城市里开拉面馆，许多人无照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工商部门经常发生摩擦。以往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很少考虑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清真饮食点和宗教活动场所的总量和布局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宗教信徒的需要，因为宗教活动场所过少，信教群众有的在家里过宗教生活，有的擅自设立临时聚会点，有的租用公用场地过宗教生活，加大了政府管理工作的难度。南京市原有3个基督堂，能容纳3000人做礼拜，但全市现有基督徒3万人，做礼拜时人满为患。浙江义乌有新疆少数民族1000人，此外还有以色列、巴基斯坦、韩国等外籍人口3000人，一些伊斯兰教信徒一天要做5次礼拜，现有清真寺满足不了信教群众过正常宗教生活的需求。这些都使统一战线在城市民族、宗教工作方面任务加重。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城市投资、旅游和上学，国外宗教组织和新兴宗教的渗透也有加剧倾向。民主政治建设任务加重。社会政治生活更为开放和民主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重要标志。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日益成为保证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实现各种利益多元共存和协调发展，使城市公共利益得到最大程度实现的内在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明显感觉到，城市社会各阶层和利益群体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港澳企业家等越来越希望畅通与党政有关部门的沟通渠道，借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进行政治安排，希望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目前沟通的渠道和途径相对较少，安排的原则、规模、比例等也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调整。同时，社会各界要求围绕城市生活中关系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如城市化道路选择、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产业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安排以及环境与文物保护等进行广泛、充分协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目前许多城市对这种合理要求重视不够，实际组织工作做得不充分，往往是少数领导者就决定了城市化中的重大问题，以至影响决策的科学水平，一些城市的建设规划一改再改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就是例子。可以预计，城市化进程将有力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统一战线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并实现有效的政治引导，任务更为突出。依靠行政级别规范城市功能的办法显得滞后。我国城市化既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成熟，市场选择的作用就会越大。在政策推动和市场选择的双重作用下，东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已初步形成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和乡镇六级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地级市、县级市连肩接题，小城镇更是星罗棋布。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批不在计划之中、但由于适应了市场经济要求而快速发展的中小城市迅速崛起。这些城市行政级别不高，但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已接近或超过一些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这使我们严格按照行政级别开展城市统战工作的传统思路和模式遇到了新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有：这些新兴城镇聚积了大量高素质的各方面党外人士，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已很可观，但这些地方统战部门只能按照原有的较低的行政级别设置机构和配备人员，工作力量严重不足；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有的地方农村开始走上城市化的道路，越来越多的党外人士把事业转向这些新兴的半城半乡地区，但这些地区的统战工作一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东部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市经济总量已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的同级县市乃至一些省会城市，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成员流动到县级市甚至中心镇求发展，要求建立民主党派县级委员会的呼声很高，与现行政策发生矛盾。统战工作社会化趋势更加明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是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细胞”，是国家对城市社会进行管理的主要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统战工作也主要依靠单位来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单位办社会的功能降低，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与归属感受到冲击，人才流动成为普遍的、经常的现象，不固定隶属甚至不隶属于系统、部门和单位的“社会人”日益增多。这使统一战线建立在传统单位基础上的工作方式遇到挑战。比如，党外人士工作流动性增强，部门、单位愈来愈难以对其实现跟踪了解和连续培养；对不断增多的“海归派”和在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中就业的高层次人才，我们还缺少联系渠道和办法，他们大部分还在我们工作视野之外。三、城市化进程中统战工作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城市化已经并将继续对统一战线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关系到统一战线全局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研究，既是巩固和发展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统一战线为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服务的需要。就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关注和研究以下几个重要问题：要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巩固工农联盟基础地位问题。一般地说，农民不是我们所从事的统战工作的具体对象。但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农民都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整个统一战线的基础。我们今天研究统一战线问题，仍然要关注这个涉及统一战线根本的问题。城市化进程已经使超过8000万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如大量的建筑工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目前在建筑业3300多万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2000多万），今后还将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获得了高于农村的经济收入，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他们所挣的钱相当一部分回流到农村，有效增加了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他们的进城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使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获得必要条件，这些都极大地巩固了工农联盟。但另一方面，在这个长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未曾遇到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缺少长远考虑，处理失当，又会损害工农联盟。这里，一个是帮助由于行政区划改变而变成城镇居民的那部分人如何更快适应城市生活问题，另一个是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问题。总体上看，农民工属于农民人群中最年轻、最具活力的那部分。我国几千万农民工虽然大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城市，为城市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多数人不仅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作为公民的一些基本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其就业、医疗、教育、保险等没有纳入整个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一些城市几十个部门中只有公安部门能说清他们的分布情况。由于没有人为他们说话，一些地方农民工中已经出现了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主要由失去土地的农民组成的环城贫民带、城市中心贫民区。社会主义中国不应当也不能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我国城市在吸纳大量农民工劳动力的同时，应有计划地、逐步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待遇问题。我们必须从巩固工农联盟基础地位和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战略高度，关注和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从统一战线工作角度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要研究如何提高城市民族、宗教工作的水平。在民族工作中，我们除了继续关注广大民族地区的民族问题，也要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城市人口多民族化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少数民族人口加快向城市流动，一方面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在比较农村而言更加动荡多变的城市生活中，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自我意识有可能得到加强，成为引发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敏感人群。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长期保留着自己特有的风俗习惯和虔诚的宗教信仰，一旦受到伤害，引导不当就有可能出现损害全局的极端行为。在宗教方面，伴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城市宗教发展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各宗教组织经济实力增强，自养能力提高，传教方式更加现代化，国际交流也更加频繁。可以预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宗教在城市将有一个持续的发展。此外，还有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现象，比如过去限于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有向东部城市扩张的趋势；过去主要立足于农村和小城镇的西部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也有向大中城市扩大影响的趋势，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宗教问题进行总体的、长远的、持续的考察和考虑。要推动有关部门把城市宗教活动场所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要加大向城市管理、工商税收以及公安等部门宜传普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力度；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要研究掌握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宗教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从全局着眼，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抑制某些消极因素在城市里增长。总之，要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成为增进民族团结、增进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群众团结的进程。要研究社区统战工作问题。社区统战工作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是城市统战工作的新领域。社区统战工作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单纯由单位管人的体制，而在城市最基层层面实现统战工作的社会化。去年，中央统战部在青岛召开了部分城市社区统战工作研讨会，会上反映出各地统战部在通过社区做“社会人”统战工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看，这项工作还处在探索阶段。一方面，我国社区建设工作刚刚起步，不少地方社区建设没有突破福利服务的范围，本身还不具备相对独立的活动能力，有的还把社区建设混同于基层政权建设，没有真正实行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治管理”。另一方面，社区建设实行区、街道、居委会三级管理，而街道、社区干部过去对统战工作了解不多，要使统战工作成为社区党建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待于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也有待于良好工作机制的建立。要研究开展社团统战工作的思路。随着城市管理逐步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转变，各类社团作为社会管理的中间地带，作为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在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目前，全国各类登记社团达16万多个。这些社会组织中有相当数量的非中共人士，有各行各业的代表性人士和领头人物，如四川数千家各类社团，党外人士所占比例通常在50%、60%，多的达到70%以上，统战资源非常丰富。开展社团统战工作是适应统战成员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开拓城市统战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目前社团统战工作仍处在摸索阶段，还没有完全破题，大量的党外代表性人士仍在我们现有的工作体制之外。如何创新工作载体，建立工作渠道，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社团中去，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要研究如何做好台商工作。近些年，祖国大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台商提供了巨大的投资市场与无限商机。台商到大陆投资的企业数目、金额日益增加，台资已位居祖国大陆吸收境外投资的第4位，一些中小城市甚至因台商聚集而兴起。台商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如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在大陆的外资企业中，台资企业中劳资矛盾最为严重，工人的财产与人身安全最没有保障。据中央电视台和工人日报的一则报道，在深圳，每天有31人因工致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因工死亡，多是在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工作的外来农民工。做好台商的工作，把他们的经济活动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轨道，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台商是台湾在大陆利益最多的群体，且他们中以台湾省籍人居多。在对待祖国统一问题上，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相当复杂。如何使他们真正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如何发挥他们在反独促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统战部和统战系统各涉台部门，应重视台商这个日益扩大的群体，把做好台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和议事日程，形成思路，形成渠道，达到以经济促政治、以经济促统一的目的。6.要研究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对统战工作的影响。科学合理地调整行政区划，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是推进城市化的必要措施，日益频繁地被各地采用。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给统战工作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随着许多郊区县变为城市的区，不仅使大量农村人口成为市民，而且使过去的农村成为城市统战工作的一部分。这部分城区既不同于过去的县，也不同于老城区，农村味道比较重，又往往很快便成为城市发展最具活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如何铺垫如何加强，需要研究和明确。另一个是，一些地方原本是完整的一个城区被一分为几划入其他不同的区，民主党派等原有区级组织体系和人员怎么办，也需要提出办法。要研究如何加强城区统战部门的建设。城区是城市各方面党外代表人士最集中的区域，是城市统战工作的重点。城区统战工作对象人数多、密度大、信息灵，但城区统战部门历来人员编制偏少，平均只有三四人，多的也就五六人，工作条件偏差，力量普遍不足。杭州市委统战部通过实地调研，认为城区统战部门编制一般应有10人，但目前其5个中心城区三定编制各只有5人，除部长、副部长外.办事人员很少；全年办公经费最多的7.5万元，最少的只有2万元，只有江干区一家有交通工具，有的连传真机都没有。西部一些省区城区统战部面临的困难更多。因此，要认真研究如何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各方面党外人士不断向城区集聚的客观趋势，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城区统战部门编制和经费，帮助他们改善办公条件，使城区统战工作得到强化。要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培育统战工作的新优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统战工作有许多固有优势，如通过行政渠道发文件、做指示的政策优势，由于长期共事拥有各方面党外朋友的历史优势，利用海外关系广泛开展“三引进”的服务优势等。现在情况有了一些变化，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面主体意识的增强，政策优势的有效性打了折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政府部门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服务优势已不明显；随着老的党外朋友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一大批主要因自身成绩突出而得到安排的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成长，历史优势也正在失去。因此，各级统战部门要适应这种发展变化，积极探索和培育新的工作优势。特别要注意放宽视野，拓宽渠道，加强与城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物的联系，深入研究他们思想政治状况和特点，增强对他们政治引导的有效性。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对城市化与统一战线问题的研究，仅仅是个开篇。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高，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希望通过这次课题研究和交流，更好地分析和总结城市化对统一战线的影响以及开展城市统战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中央统战部与各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一些新兴城市的工作联系。这次研讨会内容丰富，时间安排又很紧凑，希望同志们集中精力，探讨问题，交流经验，努力达到预期的效果。谢谢大家！在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主持词（2003年1月24日）今年1月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中，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出现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福利会主席胡启立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同志，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外交部、教育部、全国妇联、团中央等上级领导单位和相关部委团体的领导和代表以及社会各界的代表和朋友们也来出席这次座谈会。在此，谨代表主办这次活动的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向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向前来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众所周知，宋庆龄是一位活跃在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和崇高声誉的社会活动家，是“国之瑰宝。”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能够像宋庆龄那样，身前身后都赢得中国和世界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为数不多。宋庆龄同志伟大的革命精神，崇高的道德情操，为国家、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下面请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主席胡启立同志讲话。这次座谈会得到了各方面关心和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同志在公务非常繁忙的情况下前来出席座谈会；宋庆龄基金会特别顾问黄华同志虽不能参加会议，却发来了为座谈会撰写的发言稿；中国福利会副主席许德馨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会议；宋庆龄的亲属孙必达先生因故不能来参加座谈会，也传来了书面发言稿；特别是全国政协常委、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宋庆龄生前好友爱泼斯坦，克服了年事已高，身体不适等种种困难，我们欢迎爱老发言。宋庆龄生前致力于“和平、统一、未来”的崇高事业。宋庆龄同志逝世后，海内外许多有志于这项崇高事业的团体和有识之士，继承宋庆龄的遗志，竭诚奋力工作，推进这项崇高的事业不断发展。下面，请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宋庆龄儿童基金主席伍淑清小姐发言。宋庆龄的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研究和宣传宋庆龄思想，弘扬宋庆龄的伟大精神，许多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下面，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刘家泉同志发言。下面请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副会长华平同志发言。下面，请宋庆龄故居主任、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宣传中心副主任何大章同志发言。宋庆龄是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近70年里，宋庆龄对统一战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下面有请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同志讲话。各位理事、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宣传宋庆龄的思想、精神和业绩的空间是无限的。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当今的时代与宋庆龄所处的时代相比，情况和环境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宋庆龄同志生于19世纪，而活跃于20世纪，在人类已步入21世纪的今天，她的思想、她的品德、她的智慧、她的修养，仍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仍然是鼓舞我们不断前进，不断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宋庆龄的名字、她为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奉献，她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长留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迈向新世纪，实现十六大描绘的宏伟蓝图中，宋庆龄将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次纪念活动得到了中央各主要新闻媒体的关注，搜狐网站也特意到现场进行直播。下面请大家观看文献纪录片《宋庆龄》。由于时间关系和场地限制，我们只能播放六集中的一集。这部电视片是由宋庆龄基金会、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福利会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计划将于本月25日—27日每天两集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晚17：30分特别节目中播出。春节过后，将在中央电视台1频道黄金时间重播。六集文献纪录片《宋庆龄》摄制组经过近一年的拍摄制作，从国内及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搜集到大量有关宋庆龄的影像资料，采访到近百位宋庆龄的亲属，历史事件见证人和知情者，挖掘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其中大部分影像资料是首次在中国与观众见面。这部电视睡的拍摄不仅对今天广大观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到此结束，请大家共进午餐，谢谢大家！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3年9月24日）尊敬的一诚会长，佛教界的朋友们，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这是佛教界的盛事，也是中国宗教界的盛事。我谨代表中央统战部向中国佛教协会，向在座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通过你们，向全国佛教界的朋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五十年来，中国佛教协会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坚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始终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真诚合作，始终与全国人民共呼吸、同命运，始终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近些年来，圆满完成十世班禅转世工作，深入进行藏传佛教寺庙爱国主义教育；率先揭批法轮功邪教，发起宗教反邪活动；成功组织佛指舍利赴台湾、佛牙舍利赴香港供奉，促进了两岸三地佛教交流；倡导和发展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作用；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有关防治“非典”的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去年中国佛教协会成功换届，选举了新的领导班子，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五十年来，中国佛教协会取得的成绩，与中国佛教协会历届领导班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一大批能与我们党真诚合作的佛教界朋友是分不开的。中国佛教协会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的。回顾中国佛教协会所走过的五十年不平凡的历程，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有许多重要的启示值得记取。经验和启示之一，是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把佛教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佛教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只有国家繁荣昌盛，佛教才能兴旺发达。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佛教协会要进一步弘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把佛教事业融入我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之中，以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振兴为己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特别是要通过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认识，增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从而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把广大信教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确保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的完成，做出新的贡献。经验和启示之二，是不断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起初作为外来的宗教，不断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交汇、相融合，一方面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获得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吸收了儒、道两家的思想，逐渐发展为以禅宗为主的融合性宗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外来宗教、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成功范例。这些年来，中国佛教协会和广大佛教界朋友继承已故赵朴初会长的遗愿，努力实践“人间佛教”思想，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崇尚和谐，稳定社会，兴办社会慈善福利事业，捐款赈灾，扶危济困，使中国佛教不断迈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步伐。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佛教有自己的优势和经验，要认真研究、总结。希望中国佛教协会继续弘扬佛教中国化的优良传统，认真处理好传统与时代、继承与发展、教情与国情的关系，积极开展对佛教思想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努力对佛教教义做出应机应时、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努力弘扬佛教教义中有益于人民群众、有益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容，把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引向深入。经验和启示之三，是努力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作贡献。佛教是我国信众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宗教，在藏族、傣族等一些少数民族中大多数人信仰佛教。佛教作为文明、宽容和祥和的宗教，长时期以来为维护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要不断增进三大语系佛教的团结，努力引导各民族佛教徒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这里要指出的是，达赖集团打着宗教的旗号，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不仅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佛教的教义，不能不遭到包括佛教界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佛教界要更高举起爱国主义旗帜，特别是在藏传佛教中要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祖国观念，自觉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渗透，坚决反对一切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要进一步加强同台湾佛教界的交流和交往，为祖国完全统一作出新的贡献。经验和启示之四，是不断加强佛教界的自身建设。五十年来，中国佛教协会跟随国家前进步伐，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这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得到广大佛教信众支持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宗教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希望中国佛教协会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在思想建设方面，要着重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教育，明确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是中国各宗教的必由之路、光明之路。在组织建设方面，要健全各级组织，改善结构，优化人员，充实工作班子，提高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制度建设方面，要结合佛教自身的特点，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内部民主管理体制。在作风建设方面，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树立宗教职业者的良好形象，密切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发挥团结、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当前形势下，特别要加强人才培训，努力培养一支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宗教学识、爱国爱教、为广大信教群众所拥护、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特别是中青年教职人员队伍。加强中国佛教协会的自身建设，需要党和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更需要佛教界自身的努力。朋友们，同志们！当前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宗教和顺、社会进步。中共十六大进而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包括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佛教徒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为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新的契机。刚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佛教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所要求的，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和带领广大佛教徒，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上来，努力实践赵朴老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使古老的佛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祝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书首发式上的讲话（2003年）尊敬的丁光训主教，尊敬的罗冠宗先生，尊敬的季剑虹主席、曹圣洁会长，朋友们、同志们：今天我们聚集一堂，举行由罗冠宗先生主编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书的首发仪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53周年最后的纪念。我谨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对该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对为之付出巨大心血的罗冠宗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向50多年来坚持中国基督教三自原则.坚定不移走爱国主义道路并作出积极贡献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主要由基督教界人士编撰有关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的专著。该书以大量无可置疑的史料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历史真相，清晰阐述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由来和三自原则的发展脉络，深刻揭示了中国基督教坚持三自爱国运动方向的历史必然性。这本书不仅对于广大基督徒，而且对于社会各界都是一本难得的爱国主义历史教科书。从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基督教老一代爱国人士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独到观察和深刻认识，感受到他们对三自爱国运动满怀热忱、矢志不渝的可贵精神。他们的宝贵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中国基督教在当前形势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坚持和发展三自爱国运动、抵御境外势力渗透活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精神奴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宗教界为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不懈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这本书所揭示的，近代基督教的传入和大批传教士来华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枪炮强行轰开中国大门后，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的，尤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取得所谓保教权”，为西方传教士攫取了不受中国政府约束的传教特权。总体上来讲.传教士的大量进入.传教点的广泛设立.传教地域的扩张是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紧密相连的。一些传教士在这个时期充当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甚至直接参与了殖民主义在我国的扩张活动，贩卖鸦片、收集情报、鼓动和参加军事侵略、参与策划和起草不平等条约，并从中获得特权庇护，一些传教士以殖民主义征服者的姿态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致使基督教所到之处“教案频频发生。这种状况不能不激起包括具有爱国思想的中国基督教人士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讲的是历史，但是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历史不能忘记.忘记历史就要犯错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服务是铁的事实，中国人民一百年多中为此吃尽了苦头。但是.最近这些年.怀疑.否定这一历史的言论不断出现.海内外一些人用这样那样的说法，片面宣传西方传教士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抹杀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利用传教士侵略中国的事实，进而把三自原则说成可有可无，甚至是说成中国开展对外交往的障碍。联系到这些年境外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包括一些宗教组织和个人借宗教文化交流之名，以资助、合作、培训等为诱饵，要求我国基督教放弃三自原则，那些歪曲历史的说法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西方一些人不愿看到中国发展起来和实现完全统一，千方百计想把中国搞弱，搞垮、搞小，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我国宗教施加影响进而实现控制，使东欧一些国家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只有前事不忘，我们才能从中汲取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尊严；只有前事不忘，我们才能更加珍惜中国基督教老一代爱国人士创下的基业，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只有前事不忘，我们才能面对复杂的未来作出正确的选择。——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自身适应时代、适应社会获得发展的需要。三自爱国运动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人民控诉、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高潮中发起的。在完成这一历史时期的任务后，三自爱国运动的丰富的成果，更为中国基督教在五十多年的长过程中适应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开辟了广阔道路。正如罗老在前言中指出的：“20世纪中国基督教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起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三自爱国运动最大的功绩是使基督教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摆脱了外国差会的控制，使一个为帝国主义侵略利用的‘洋教，改变成为中国基督教徒独立自主自办、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督教，从而使基督教开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在社会主义祖国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和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道路”。可以说.由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五十多年来之所以能在社会主义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延续、发展，就是因为它高举三自爱国的旗帜，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只要中国基督教坚定不移地走三自爱国道路，就一定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样有着光明的未来。——中国基督教应当也可以在三自爱国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是中国基督教徒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推动下的一个创造.体现了中国基督教徒在摆脱帝国主义精神奴役后焕发出来的创新精神。半个多世纪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适应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使三自原则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近年来丁光训主教倡导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就是一个典范。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提出，是新时期中国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探索，是三自爱国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不仅对基督教的未来有着重要意义，对我国其他宗教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当前我国进入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级，党的宗教工作的总目标，就是紧密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目标上来。我国基督教只要一如既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三自原则，并随着时代进步不断赋予三自爱国运动以新的内涵，就一定能够团结广大信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我建议宗教界的朋友们和从事统战，宗教工作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们都读读这本书，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朋友读读这本书。在参加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宗教理论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年）国家宗教局的同志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提出展开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研究，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探讨，很有意义，并已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和很广泛的社会影响，值得称赞。现在从事宗教实际工作的同志需要和从事宗教理论工作的同志协作，相互促进。下面，我就宗教理论工作和宗教实际工作的结合谈点认识。第一，要进一步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宗教理论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十六大上已经正式写入了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应涵盖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包括宗教工作和宗教理论研究这个领域。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宗教工作和理论研究，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对我们的工作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指导意义，而且它本身包含很丰富的宗教工作和宗教理论方面的内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三年中在宗教工作方面有过很多很重要的活动、作过很重要的讲话，江泽民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非常重视，而且有很深的理论造诣。江泽民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很多思想、很多讲话，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关于宗教问题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这三个特点所作的论述，富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非常深刻，涵盖面非常宽。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都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学习，用以指导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同时，我们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上认真地学习和把握，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宗教工作、宗教理论研究工作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更加自觉地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也只有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觉运用这个思想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后的与时俱进作出我们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和很多政治理论不同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从纵向讲，它是随着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和前进的，它不承认终极真理，不承认“止于至善”，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是在发展、前进的过程中。从横向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开始有的时候，就不断地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最新科学成果，用人类一切最新的知识成果充实、壮大自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的、相当长的过程。我们有责任为这一事业的实现尽最大的努力，同时也有责任促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宗教学理论不断开创新的境界。第二，宗教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当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历史任务面前，我们要考虑宗教理论研究如何更紧密地同实际工作结合、为我们民族的大目标服务的问题。现在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是我们国家的建设，还是国际范围的斗争，我们的工作同宗教问题的联系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紧密了。当今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一个是经济的发展，一个是社会的稳定，一个是国家的统一，发展、稳定、统一，是我们人民根本利益所系。而这三个问题现在看起来都和宗教问题密切相关，和我们党能不能制定正确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以及正确地予以贯彻执行密切相关。我们经常讲我国信教群众有1亿多，这只是粗略的数字。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在人口中占这么大比例的信教群众的努力和贡献，今天我们为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应该包括这部分群众在内，而不应该把他们排除在外，更不能由于方针政策的失误而把他们变成对立的力量。21世纪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是西部大开发，而西部大量的少数民族群众是信教的，把这部分信教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把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我国现在总体上是很稳定的，但也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其中涉及宗教因素的挑战不可掉以轻心。这些年世界上被宗教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国家不在少数，而我们却能稳坐钓鱼船，这与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正确、广大信教群众和爱国宗教团体共同维护这个局面是分不开的。国家的发展、稳定、统一，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党员的责任，当然也是我们宗教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同我们的工作直接相关。中国学人自古以来就有关心国运、关注民生的传统。理论工作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和现实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从国家的发展、稳定和统一的着眼点提出的问题。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在自己的研究中应该自觉地关注现实问题。从研究的角度，对党和政府的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更主动地向专家学者学习请教，吸取大家的智慧。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就能够比较有把握地掌握工作的主动权，为国家多做成一些事。《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代序（2003年）读了晓明同志题为《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的文集，很高兴，也很有收益。书中一部分文章，过去在工作中也陆续看过，现在能够集中起来重读，又有新的感受。全书所选文章尽管文体不一，写作环境不尽一致，但总起来看，有几个特点。一是理论性。作者始终自觉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我国的民族、宗教问题并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在掌握马克思主义有关民族、宗教问题论述的基本内容方面，在理论和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工作结合程度方面，在理论指导下总结、提炼新的经验方面，都显示出作者的理论功底和钻研精神。二是实践性。与其说作者是在“作学问”，不如说是在“谈工作”。几乎每篇文章都是同统一战线一个时间段内的民族、宗教工作或其中的某个重要问题紧密联系着的。晓明同志大学毕业后主动报名到西藏工作，一干就是13年，此后又在中央统战部从事西藏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13年，此间经常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为此曾在西藏翻车，摔断了若干根肋骨。这些文章反映了他本人独特而艰辛的工作实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年统一战线这一领域工作的历程。三是知识性或资料性。许多文章运用了各个方面的丰富材料，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我们党的有关政策和措施、重要社会问题的社会现实状况、重要的史实等等。作者在日常工作已经相当繁忙的情况下，收集、整理、提炼这些材料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特别是对从事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的人来说，对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一本有用的书。晓明同志这本书给我的一个启发是，我们从事统一战线实际工作的同志应当如何把手里正在做的事情同理论研究和战略层次的思考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不少从事民族、宗教方面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包括我本人在内，有这种体会：重任压肩，穷于应付，能够完成任务、避免大的失误就算不错了，很难再挤出时间去做理论上的深层次的思考。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是我们为国家的发展、稳定、统一所作的努力，还是在国际范围内为维护民族权益所作的斗争；无论是为中国的今天计，还是为中国的明天计，所有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同民族、宗教问题的联系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紧密了。如果从事这一领域实际工作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对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总体现状没有缜密的研究，对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由来和发展的历史没有系统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论述没有深刻的理解，就不可能把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上升到理论层面、从更广阔的视角加以认识，也就很难在纷繁复杂的情况面前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政策抉择。这些年世界上被民族、宗教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国家不在少数，而中国以一亿多少数民族人口、一亿多信教群众（两个数字之间有相重复的部分）的复杂国情而能长期保持总体上的团结、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远见卓识和深谋远虑。如果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好的局面继续保持下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就必须把我们党老一代领导人重视理论、重视研究、长于战略思考的传统保持下去。当然，领导干部学习理论不同于学校和研究所的学者，应当有符合自身实际的要求。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着眼于新的发展和新的实践。与此相联系的是，也希望从事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更加关注实际问题。中国学人自古以来就有关心国运、关注民生的传统。这并不否定专家学者致力于民族、宗教问题一些基础理论和古代历史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些方面的积极成果不仅体现着中国人在这些领域的思辩水平，有许多也构成了我们今天实际工作大厦的基础。我们希望的是理论工作者更加自觉地从国家的发展、稳定和统一着眼提出问题，从理论的角度给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们更多的支持。毛泽东同志讲过，“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能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尤其是我们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要更多地向理论方面学习，向理论工作者学习，多一些理论思考。把两方面力量结合起来，就能够比较有把握地掌握民族、宗教工作的主动权，就能够多为国家做成一些事，也就能够多出一些兼有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素质的人才。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若干历史特征（2004年）长期以来，我们党的统战和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对我国民族和宗教问题进行了深人研究，总结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和宗教问题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国际性、民族性和复杂性，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普遍性和敏感性，这些归纳和总结对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我国民族、宗教现象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的角度看，我们还可以从纵深方面总结出一些特征，这是我们做好今天的工作不可不重视的历史依据。一、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自古拥有众多的民族。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尽管曾经多次发生分裂包括民族政权的对峙，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越到后来统一越被各民族共同认为是国家的正常状态，而分裂则被视为非正常状态。从秦朝实现统一到清朝结束的2100多年里，统一的时间近2/3，如果加上西晋、北宋中原大部分地域实现统一，则统一的时间占2/3强。13世纪元朝统一中国之后，700多年没有分裂，其中元朝统一89年，清朝统一267年，是蒙古、满民族为首完成的。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高峰期的唐朝李氏，有学者认为出自鲜卑拓跋族，也有学者如陈寅恪认为虽就男系论属汉人，但以“女系母统而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对中华统一体的形成和繁荣有巨大贡献，没有少数民族的努力，中国今天的疆域和统一局面是无法想象的。即使是地方割据的民族政权，也大都把统一或入主中原作为目标，并没有自外于中国疆域和中华文明。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鲜卑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自认为是汉朝刘邦的后代。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自认为是夏禹的后代。氏人待氏所建的前秦、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都怀有统一中国的愿望并进行了努力。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虽移居境外，但仍然心向祖国，最著名的是蒙古土尔扈特部在俄国游牧了大约140年之后，于1770年在其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从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东归祖国，途中付出人口折损过半的代价，受到清政府的欢迎。可以说，从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已深入人心，包括为少数民族普遍接受。欧洲历史上罗马帝国由于“蛮族”入侵导致崩溃、分裂成诸多民族国家，世界上还有许多庞大帝国旋起旋灭，同样再也不能复归一统，而中国每次分裂割据之后，大都是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制度越来越完善，加入到统一国家中的民族越来越多，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深入，国家疆域更加巩固。这一点为许多欧洲学者所不解。二、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历史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通婚、相互交融的历史。即使是民族间的战争，其最后的结果也大都是交流融合。从我国各民族的族源来看，没有一个民族的成分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的发展演化都是在不断地吸收、容纳其他民族成分及其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完成的。就拿汉族的族源来说，就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不断吸收、容纳其他民族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南北朝时所谓匈奴、鲜卑、羯、氏、羌“五胡”，后来除羌部分移民青藏高原，匈奴部分西迁，其他三个民族都融入了汉族和其他民族，后来史书不见其族名。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不断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点，不断和其他民族混合，它不但没有衰落下去，反而更加发展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同时，由于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回回民族是以13世纪初叶开始东来的中亚细亚各民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并吸收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成分以及别的成分，融合、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民族”（《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白族来源则是“至唐、宋时期，迁到云南的汉族人民大都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一般称为白蛮，形成今天的白族”（《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我国历代王朝推行的一些政策如移民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既有少数民族移居于汉族聚居区，也有汉族移居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有少数民族移居于另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情况。如在西汉时有大量的新疆少数民族移居到今陕西境内，在当时的上郡还设有龟兹县。原游牧于河西地区匈奴昆邪王、休屠王所部约4万人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称为五属国。此后自隋、唐至元、清，更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移居于汉族聚居地区。秦汉以来推行的移民戍边政策，包括军屯和民屯，极大地推动了汉民族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明代屯田规模空前，至今在云贵一带还可清晰识别屯田军民的后裔。清代派遣东北锡伯族一部去西部戍边，使新疆从此有了锡伯族。还值得一提的是历代王朝统治者推行的和亲政策。据不完全查考，西汉时和亲16次，南北朝有22次，唐朝有29次，清朝就有32位公主嫁给蒙古王公。最著名的就是西汉的王昭君嫁给了匈奴的首领，唐朝的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和亲政策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治联系，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三、中华各民族近代以来在捍卫祖国统一、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加强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发生的。近代以来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守望相助、并肩作战的事迹不胜枚举。在东北边疆，汉、满、朝鲜、蒙、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共同长期抵御沙俄侵略。在东南边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前线作战的就有汉、满、蒙、藏、苗、土家等各族的将士。在西南边疆，19世纪下半叶，法军武装侵占越南并骚扰云南和广西边境，居住在滇桂地区的壮、苗、白、瑶、傣、纳西及汉等民族都积极投身到了保卫边疆的战斗中。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大多为壮族子弟，清军将领岑毓英招募的抗法部队中，“汉民居其半，四夷居其半”。西藏各族人民两次反击英帝国主义的大规模侵略，今年我们将隆重纪念西藏人民第二次抗英战争、江孜保卫战100周年。在西北边疆，汉、维、蒙、回、哈、满、柯尔克孜、达斡尔、锡伯、塔吉克等各族人民一起打败外国侵略者阿古柏，从沙俄手中收复了伊犁。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各族人民帮助找水、修路，提供粮食、情报，配合清军作战，使清军仅用一年半就击败阿古柏，收复失陷13年的新疆广大地区。中国近代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增强，为取得后来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民众基础。四、我国宗教一直服从于国家政权，没有出现西方历史上那样的政教合一或政教相争的局面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了国家政权高于各种政治和社会势力的基本政治格局，并成为传统。在这样的格局下，宗教服从于国家政权，为国家政权服务，同时接受政府的管理。中国历史上没有教皇或教宗，没有宗教首领凭借宗教势力和影响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或平起平坐，更不可能高于皇权。如果某种宗教的势力膨胀到威胁国家政权社会基础的地步，就会受到削弱和打击。东晋时佛教高僧道安就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我国局部地区如在西藏实行过政教合一制度，宗教首领拥有名义上的很大权力，但是到中央政府面前还得服从，而且这种权力本身也必须由中央政府授予或承认。在一些国家，穆斯林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在非教权的政治环境中，如何认识与处理宗教与皇权的关系。中国伊斯兰教教义认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就是“忠主”、“顺君”、“孝亲”，把这个问题较好解决了。历史上中国宗教内部也没有形成如同西方天主教那样大范围、高度统一的组织体系，内部的联系大多比较松散，各地拥有较大自主权利。当然历史上也有农民起义利用宗教来推翻或威胁封建政权，如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元末和明朝时期的白莲教起义、清代的太平天国起义等，但这些起义并不是宗教在与国家政权相抗衡，而是政治和社会势力借助于宗教名义起事。五、我国宗教具有较强的宽容性，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融合中国社会对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对外来宗教，历来都比较宽容。各宗教之间也比较宽容，能够容忍其他宗教及内部分支教派存在，相互和平共处乃至相互学习，不像有的国家宗教那样具有强烈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如中世纪西方天主教，对一切“异端”都要赶尽杀绝。人们常说的佛道不分，一个人可以拜佛教的各种神灵，同时不妨碍拜道教的各种神灵，虽然就西方人的眼光来看是缺乏“坚定的信仰”，但这却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教相互宽容的特性。由于这种特性，历史上中国各宗教之间没有流血冲突，更没有西方宗教史上诸如“十字军东征”那样残酷的长期的宗教战争。中国宗教这一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影响有关。儒学在其未来意义上较少神秘性，较为理性化。“子不语怪力乱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都体现一种敬鬼神而远之、存而不论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重和谐和多元开放的理念，“君子和而不同”，“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敢于兼收并蓄，从而使外来的宗教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中国化的进程。佛教的中国化是最为成功的例子。明代伊斯兰教的学者们用儒学的思想来诠释伊斯兰教的教义，使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显得更为自觉。天主教传入我国之后几度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持其优势而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明代后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采取了允许教徒“敬天祭祖”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传教路线，天主教在中国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但17世纪末罗马教皇强令教徒拒绝中国传统礼仪，严禁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形成了“礼仪之争”。当时清廷百般解释，“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祖祭先，出于亲爱之仁，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也就是说明儒学并不具有宗教性质。而罗马教皇坚决不允，终至本来对天主教颇有好感的康熙皇帝斥其为“屋外之人断屋内之事”，下令禁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再度中断，直到近代才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炮火又传进来。1939年罗马教廷终于不得不取消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礼的命令。由此可以看出，外来宗教想在中国立足，必须同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也正因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才会逐步去除其强烈的排他性，不同程度具有了“温柔敦厚”的中国特点。六、我国宗教重视现世人生，具有较多的现实性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的宗教屡屡受到统治者的推崇，但宗教从来没有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是人文学派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熏陶下，中国的宗教影响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比相对较弱，神秘主义的东西相对较少，且具有较多的现实品格。民间多数人崇拜神灵，主要不是为了达到彼岸世界和求得精神解脱，不大去考虑死后的永生以及历史、宇宙终结一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求得神灵护佑解决民生的实际问题，诸如消灾免祸，治病驱邪，人丁兴旺，乃至科举升迁。政治家和思想家之所以看重宗教，也是由于看到宗教具有推进道德教化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即所谓的“神道设教”。清廷推崇黄教，而乾隆皇帝自己明说，“佛本无生，何来转世”，他所以设计“金瓶掣签”等一套活佛转世办法，实为借助宗教维持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这样使得中国人信仰宗教一般不狂热，宗教也都显示出重现实的特点。比如佛教，在印度带有非常浓厚的悲观厌世色彩，否定现实人生的真实和价值，要人们抛弃尘世生活，在涅槃的境界中获得解脱，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用现实主义精神充实和改造佛教，主张佛性自有，不从外求，就事修行，即俗证真，不离人伦日用而修行，也就是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求解脱，从而形成了人间佛教的传统。道教重个体养生，重视生命的自我保护，它的成仙目标正是要把现实人生的幸福延长到永恒。基督教和天主教具有浓厚的西方传统色彩，但在中国人们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很多也是为了获得现实的幸福，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隐性发生作用的结果。当然，从我国民族和宗教发展的历史看，除过上述所说的方面之外，也存在着一些消极方面。比如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偏见的现象，特别是大汉族主义现象。孔夫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到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时期，不承认中国有民族，把少数民族视为汉族的大小宗支，如把回族称为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特殊的人群。虽然我们推翻了剥削阶级统治，建立了民族平等的新社会，但是一些封建思想残余和民族偏见不会马上消失，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影响我国民族关系的障碍。比如我国宗教的实用性特点，在另一方面使得宗教在社会基层比较缺乏规范和有秩序的礼仪和活动方式，群众的盲从心理比较严重，容易产生混乱，容易产生各种邪教邪说，也就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势力所利用，成为他们实现其政治或其他目标的工具。我国历史上民族、宗教领域的积极方面，我们要爱护、继承和弘扬，其消极方面，我们也要时时警觉。在与西藏宗教人士参观团座谈时的讲话（2005年5月15日）今天在北京见到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借此机会转达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同志对大家的亲切问候。刚才珠康活佛详细介绍了参观团的情况，总体感觉这次活动收获大，效果好。通过参观，大家看到了我们伟大祖国国土之辽阔、经济之发达、社会之稳定、民族之团结、宗教之和谐，这对大家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作为藏传佛教经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将会有积极的帮助。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各方面任务很重的情况下，抽出资金、干部安排这次参观学习，十分不容易。希望大家珍惜这次机会，多看、多听，多思，力争有所收获。借这个机会，我想谈三个问题，供大家思考时借鉴。一、目前我们国家的形势非常好，西藏的形势非常好，大家要百倍珍惜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大家看到，我国到处呈现繁荣发展的气象，这与世界上许多地方因为民族、宗教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发生战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到中国来都对我们的发展感到惊讶，都对中国人民有这样好的执政党、这样好的领导十分羡慕。前不久中国国民党前任主席连战先生说，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连续20多年保持10%的经济发展速度，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示由衷的敬佩。当前西藏的形势也非常好。过去5年西藏经济发展保持12%的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9%还要高。过去4年，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每年增长超过10%，远远高于全国同期平均6%的水平。各位经师都有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在农牧区，对西藏的发展和老百姓生活和改善会有切身感受。西藏能有这样好的形势，发展这么快，变化这么大，是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的结果。在全国范围内，中央只在西藏实行全面对口支援这样的优惠政策，内地各省市都承担着支援西藏一个地区的任务。与此同时，西藏各族人民为西藏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西藏200多万人口守卫了这么大的一片国土，这也是西藏人民对国家和民族了不起的贡献。西藏巨大变化一个最近的突出例子，是青藏铁路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通车试运行。我刚刚拜会了铁道部部长，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青藏铁路试运行的各项工作。这条铁路是全世界海拔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铁路，是我国乃至世界铁路史上的一大奇迹。它的建成必将使未来西藏经济更快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更大改善。比如，现在从内地到西藏的物资运输汽车，改用铁路运输之后，许多生活物资价格会大幅下降，大家手中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各位经师、各位朋友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坐火车再次到祖国内地看一看，火车票会比飞机票便宜得多。西藏形势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十一世班禅健康成长，大家刚才看了专题片，会有所感受。十一世班禅是藏传佛教界完全按照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寻访的，其认定也履行了历史上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认定必须履行的所有手续，比如获得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班禅学习进步很快，包括文化知识和宗教造诣，仪表端庄，言谈举止得体，在所有场合都表现得非常好。班禅第一次进京拜见江主席，当时才6岁，其沉稳和聪慧让中央领导都感到惊讶。上个月，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班禅的仪表和演讲让各国宗教界人士都感到钦佩和赞叹。我们完全相信，班禅在藏传佛教界的精心培养下，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一定能够健康成长，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当前西藏有这样好的形势来之不易。大家可能还记得，在1987年至1989年，拉萨不太稳定，后来甚至发生骚乱，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由于党中央和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至今已经连续17年稳定了。有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才有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加倍珍惜今天团结稳定的社会局面。二、为了维护西藏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了维护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分裂主义世界上总有一些少数人不愿看到西藏长期稳定，不愿看到西藏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日趋繁荣，千方百计想搞乱这个局面。这就是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分裂主义集团以及它背后的西方某些势力。达赖利用其宗教地位（实际上他的封号也是过去中央政府授予的），不断进行分裂主义活动。各位作为来自西藏各大寺院的经师，尤其需要在政治上与达赖集团划清界限，坚决反对其分裂活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达赖说不主张搞“西藏独立”了，改行搞“中间道路”了，这使许多人搞不清楚了，甚至产生了一些幻想。那么达赖喇嘛是否真的不再搞独立了？我想简要说明一下，大家都是有学问的人，可以看看到底谁有道理。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核心问题有五条，这五条均来自其个人的声明、讲话等等，都有文字依据。第一，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略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第二、搞所谓“高度自治”。就是要推翻西藏现在的制度，要重新搞一套。达赖说，未来西藏除了国防和外交由中央管，其他均由他们管。也就是说，中国宪法规定的、在西藏实行几十年的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以及我们在西藏培养的这些藏族干部全都不算数，所有权力要由他们现在流亡在国外的这个小集团掌握。第三，搞所谓“大藏区”。他不仅想管西藏，还想管所有有藏族人居住的地方，包括其他省的10个藏族自治州和2个自治县。这些地方的总面积占全国领土的四分之一。达赖自己也承认，除西藏外，其他地方在历史上也从未归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过。在当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十七条协议》时，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管理的范围也就是现在西藏自治区这个范围。所以“大藏区”既无历史根据，也无现实根据。第四，要求中央政府从“大藏区”范围内撤出军队，把“大藏区”变成“国际和平区”，拿到国际会议上请外国人讨论。大家想一想，如果解放军撤出，那么西藏还可能是我们的领土吗？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同意在自己的某块领土上不驻军，因为这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第五，要求把“大藏区”范围内的非藏族老百姓统统赶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世世代代居住的还有汉族、回族、蒙古族等，至少有100万之多。要把这么多的人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赶走，还谈得上佛教徒的慈悲心肠吗？达赖私人代表对这五条中任何一条都不能否认。这五条加在一起，那不是独立又是什么呢？达赖如果真想与中央改善关系，真想对西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必须完全、彻底放弃他的这一套分裂主义主张。只要达赖不真正放弃独立主张，那么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批判，就要在各大寺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要求大家彻底划清与达赖的界限，这是决不能妥协的，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尊严，关系到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幸福，也关系到藏传佛教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大家可以想一想，任何宗教如果它信奉的上师是一个分裂国家，祸害国家的人，这个宗教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吗？能够有光辉的前途吗？希望各位经师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站在党，国家和人民的一边，真正为藏族人民，为藏传佛教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三、就如何做一个好经师提几点建议做一个好经师，无疑需要多方面条件，经历多方面修行。我认为，最主要的有这几条。第一，继承藏传佛教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藏传佛教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如13世纪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萨迦派首领萨班·贡嘎坚赞等宗教界人士作出了巨大贡献。藏传佛教在历史上有很多高僧大德热爱祖国，倾心内向，为巩固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牺牲的格达活佛，比如大家十分崇敬的十世班禅大师。对这些爱国人士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的。当今许多泼传佛教界爱国人士也在为祖国统一、西藏发展默默地作着贡献。西藏今天有如此稳定发展的好形势，其中也凝聚着藏传佛教爱国人士的心血，党和政府同样也不会忘记。比如在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过程中，许多高僧大德顶住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严格遵守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完成了寻访任务。十年来，许多高僧大德为十一世班禅的成长付出了辛苦，中央领导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这些藏传佛教界朋友不仅是对党、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也是对藏传佛教的真正爱护，因为他们以实际行动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藏传佛教增添了光彩。第二，运用自己在信教群中的威望和影响，引导信教群众努力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藏传佛教经典浩如烟海，内容十分丰富，任何一个人一生都不可能读完。在潜心修法的同时，建议大家要多研究、多宜讲有助于信教群众改善现实生活，提升精神境界的内容，努力挖掘藏传佛教中最积极、最有益于藏族人民的内容。我这不是说要改变经典，而是说要更多注意挖掘经典中对祖国、社会、人民有益的内容并结合现实生活加以阐发，要教育信教群众不仅要追求来世，也要过好今世。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今世都过不好，怎能过好来世。各位经师要把所从事的宗教活动同人民幸福、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能做到这一条，就是各位对党和政府的帮助。第三，提高思想品德，多做对群众有益的事。经师是寺庙中具有丰富学识、崇高威信的人，在信教群众面前不仅是学经的经师，也应是人品的模范。西藏尽管发展很快，但相对内地来说还是比较穷，信教群众生活并不富裕。作为僧人，并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吃、穿、用等一切都来自老百姓，所以对于信教群众给予的供奉要非常珍惜、爱护，对信教群众要深怀感激之情，不要过分向信教群众索取。如果寺庙收入在维持僧众正常生活之外还有盈余，要多为社会办好事，比如寺庙维修、帮助贫困群众等，这样不仅有利于社会，也符合释迦牟尼的教导。我是一个机关干部，也不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也是完全吃老百姓的，所以要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要自觉。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材料，说西藏许多寺庙，僧尼积极向贫困农牧民捐款捐物，回报社会，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与钦佩。我对佛不很感兴趣，从佛教经典中也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但在各位经师面前还是一个小学生。希望将来有机会更多地向各位经师请教。谢谢大家。在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十周年庆典上的讲话（2005年12月8日）尊敬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尊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尊敬的自治区党委代建书记张庆黎同志，朋友们、同志们：今天是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坐床十周年。在此隆重的庆典上，我谨转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同志对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及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热烈祝贺，对为第十一世班禅的健康成长作出重要贡献的扎什伦布寺等各大寺庙的高僧大德的诚挚感谢！十年前的今天，经严格按照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寻访，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金瓶掣签认定，并报中央政府批准继位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1996年1月12日，江泽民主席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和扎什伦布寺致谢团。我们之所以能够圆满完成班禅转世这一佛门盛事，是因为西藏在祖国大家庭中，进入一个祥和、安定、发展的新时期，藏传佛教由此有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是因为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藏传佛教界绝大多数僧众，坚定地站在党和政府一边，坚决反对民族分裂，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是因为藏传佛教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坚决排除达赖集团否定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否定中央政府权威、插手班禅转世的图谋。班禅转世的最终完成，为新中国大活佛转世立下了规矩，是藏传佛教界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我们在反分裂斗争中取得的一次大胜利，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扎什伦布寺等各大寺庙高僧大德及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第十一世班禅不负众望，严守戒律，刻苦修行，勤学精进，佛学造诣日益精深，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待人处事谦虚平和，言谈举止庄严得体，展现出藏传佛教大活佛应有的爱国爱教的良好风范，得到广大僧众和信教群众虔诚信仰和真诚拥戴。我们为第十一世班禅的成长和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透过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的历史过程和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十年来令人鼓舞的成长经历，我们可以得到三点重要启示。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诚的、一贯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一项长期政策，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到坐床，一切持客观公正态度的人都看到，党和国家完全尊重第十世班禅大师“乘愿再采”的遗愿，充分听取扎什伦布寺及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意见，充分尊重广大爱国僧众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并坚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是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又一次生动体现，表明党和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诚的、一贯的，是真正关心藏传佛教发展前途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政策并不断加以完善。第二，遵循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是保证藏传佛教活动转世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灵童的确认都需通过“金瓶掣签”并报中央政府批准，这一制度历经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均未改变。藏传佛教历史所形成的活佛转世的有关宗教仪轨，以及政府管理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已经成为活佛转世必须遵循的规则和确立活佛权威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制度本身及其实施过程既体现了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也反映了藏传佛教实现平稳传承的内在要求。为了加强国家统一，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也为了保证藏传佛教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今后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仍应坚持这些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第三，藏传佛教界爱国人士是保证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第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在寻访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和第十一世班禅坐床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生钦活佛等一大批爱国宗教界人士积极协助扎什伦布寺开展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十年来，嘉木样活佛、喇嘛次仁主任、江洋嘉措经师、米玛石达经师，以及已故的波米活佛、噶钦次仁等高僧大德，严格按照藏传佛教的学经修习仪轨，并结合时代的发展进步要求，时班禅进行宗教经典和道德品质等多方面培养。他们的功绩，党和政府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在今后班禅培养教育中，乃至在今后藏传佛教其他大活佛转世及继任活佛的培养教育中，仍要充分尊重爱国宗教界人士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今年2月3日，胡锦涛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受了第十一世班禅的拜见，并对班禅的成长和进步提出希望。我们相信，班禅一定能够牢记胡主席的教导，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的精心指导下，继承发扬历世班禅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作出新的贡献；按照藏传佛教大活佛应具备的宗教学识要求及传统的学经、修行仪轨，严格要求，循序渐进，不断提高宗教学识和修行水平；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自觉加强品德修养，不断增加与信教群众的交流，养成民主平等、谦虚谨慎、勤奋刻苦、朴素节俭的作风，最终承担起“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重任。祝愿第十一世班禅学业精进，健康成长；祝愿各位高僧大德、各位朋友、各位同志身体健康。扎西德勒！在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2005年）“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重要并有着广阔研究空间的题目。社会和谐是人类不懈的理想追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在包括香港在内的我们整个国家进一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一种高度融洽、和睦、协调、有序的状态，以利于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香港持续稳定繁荣目标的实现。宗教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正确把握和处理宗教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有五大宗教、1亿多信教群众，没有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和谐、各宗教内部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和谐。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宗教问题上处理不当，给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势力的干涉以可乘之机，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战乱不止，这些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相适应，不断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以丰富自己，形成并积累了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丰富资源。比如，佛教认为人生痛苦的原因是人们对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做了错误的认识，从而导致错误的人生追求，由此引起无尽的烦恼。佛教教人摆脱苦难的方法主要是教人掌握一种新的认识体系，体悟到世间一切的虚幻性，从而以内心的平和与安定来带动外界的和谐与安定。佛教认为人们的贪、嗔、痴是造成心灵不安宁的原因，这“三毒”同时也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去除“三毒”，待人真诚，慈悲为怀，既能导致个人平和心态，有益于自己心灵的健康，也有利于减少与他人的对立，减少社会矛盾。这种态度无疑有助于人与人宽容、厚道相待，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比如，佛教主张“缘起论”，认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关系而独立存在，每个人都与其他众生息息相关。因此，佛教把平等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关系的基本原则。《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平等意味着强弱、贫富、大小、上下彼此之间的互相尊重，平等可以致“和"，平等可以使人互相理解、谅解、宽容，而不至于动辄兵戎相见。因此，佛教建立了不杀生、非暴力的原则，从而也就使中国佛教徒成为非正义战争的坚决反对者，成为人类和平的坚强卫士。再比如，佛教僧团内部建设强调“六和敬”或“六和合”的规则，即“身和同住、口和无净、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这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是相通的。和谐社会是行为规范的社会，“戒和同修”就有律治的精神和谐社会是公平、利益均衡的社会，“利和同均”就含有财富公平分配的理念和谐社会是有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理想目标，“见和同解”正是追求人们基本伦理价值观念的一致“身和同住、口和无净、意和同悦”，体现了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团结、和睦、和谐关系的追求。还比如，佛教是一种以人类为本位的哲理化宗教，主张慈悲为怀、自贵其心。佛教的这一特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对个人可以求得心理平衡，进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对社会则可提供了一种解毒机制，维护社会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大乘佛教所推崇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深切大悲心，已渗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人格是一致的。从这些思想出发，中国佛教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佛教有关爱众生的传统。佛教强调人与人的互相亲近、互相尊重、彼此帮助、彼此依赖的关系，它提倡“人民和顺不相克伐”、“欢悦和谐犹如水乳”、“一切众生慈心相向，甚有爱念，皆悉和顺”的关系模式。佛教有关爱自然的传统。佛教主张山河大地、一草一木皆有佛性，人与自然因缘相成，提倡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很多佛教著名寺院都位于风景秀丽的环境中，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有人提出应改为“天下名山僧建多”，因为正是千百年佛教僧众的精心建设与维护，才使得一些佛教名山四季常青、绿水常流，成为人间仙境。当代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对浙江天目山有这样的诗句“人言名山僧占尽，荒山废寺谁问津，若非和尚勤护卫，何来天目古杉林”。僧侣们内重心态清净、平和，外重环境清净、庄严，既净化了自己，也美化了环境。佛教的不杀生、素食主义对生态环保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不仅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而且在道德上鼓励了人们的环保行为。佛教有服务社会的传统。佛教讲普度众生，历史上就常有寺院救助难民的善举。近年来，佛教界积极开展资助贫困地区、帮助失学儿童、关心残疾人、捐助希望工程等社会慈善事业，每当出现地震、洪水等重大自然灾害时，佛教界都慷慨解囊，积极开展捐款捐物等救助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佛教界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佛教典籍浩如翰海，希望佛教界充分挖掘、弘扬佛教教义中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内容，引导广大信众遵纪守法，理顺情绪，互相包容，化解矛盾，正确处理与其他人、与其他宗教、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去年佛指舍利赴港供奉期间，我陪同刘延东部长拜会了香港佛教联合会，参观了香港佛教界举办的学校、养老院等社会公益事业，深感钦佩，也深感香港佛教界的很多做法值得内地借鉴。多年来，香港佛教界积极关注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内地的教育、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此内地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是牢记在心的。在此谨向香港佛教界深表感激之意。所谈仅仅是佛学初学者的一点浅见，说得对，大家听一听；说得不对，大家以慈悲心给以指教。统一战线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2006年4月1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历来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当前，应当运用统一战线各领域的资源，充分调动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积极贡献。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是新形势下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壮大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工农联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实现长期执政的基础，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同盟军的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始终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不断加强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盟，从而形成了各个时期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他还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工人和农民是联盟。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广大农民历来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坚定拥护者。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条件。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摆在极其突出的位置，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有效措施，农业和农村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工农联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必须认识到，党与党外人士联盟的巩固，归根到底依托于工农联盟的巩固，服务于工农联盟的巩固，从而服务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和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和工作范围的日益扩大，已经使得统战工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新的经济成分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农民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个体户、科技文化工作者，其中不少人成为统一战线新的工作对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他们广泛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成为统一战线必须关注和团结的重要社会群体。越来越多的统一战线成员把活动领域和关注目光拓展到广大农村地区。不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港澳台人士到农村寻找市场和商机，有的直接把企业、事业办在农村。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战略任务，作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努力促进城乡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共谋发展局面的形成，尽最大努力调动和运用统一战线各领域的资源，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而为新时期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二、统一战线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广泛动员统一战线成员考察调研、献计献策。关心“三农”问题是统一战线的一项传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就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提出的200多项重大建议以及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的9万多项建议中，大量是关于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其内容几乎涵盖了“三农”问题的所有领域，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思考，又有许多操作性很强的具体建议。比如，2001年到2005年间，民革中央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几点建议”、民盟中央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民工权益维护和保障工作的建议”、民建中央提出的“关于加快建立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的建议”、民进中央提出的“关于西部大开发中‘三农’问题的几点建议”、农工党中央提出的“推进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议”、致公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改革我国现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议”、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的“关于通过多种渠道解决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费困难的建议”、台盟中央提出的“努力促进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都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许多已被采纳，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调动统一战线智力资源促进科技兴农。统一战线具有智力密集、科技人才众多的优势，比如在67万民主党派成员中，就有80%是高中级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的专业和研究领域与农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多年来，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主动深入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开展决策咨询、人才开发、项目协调、投资推介等活动，在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仅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就推广实施农业科技示范项目770多个，培训各类实用型人才6万多人，引进教育资金3.45亿元，引进投资项目近1200个、资金143亿元。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帮助贵州毕节地区建立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帮助贵州黔西南建立的“星火计划、科技扶贫”工作试验区，九三学社与四川广元进行的“九广合作”等，都是成功的例子。其中，毕节试验区开展的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是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亲自发起的。2003年贾庆林同志在贵州考察时，称赞“毕节试验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经济建设时期的成功范例”。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投入扶贫开发。消除贫困、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1994年开始实施的“光彩事业”，就是在各级统战部门和工商联的组织与推动下，以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以扶贫开发为宗旨，以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发展贸易为主要内容，面向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开展的扶贫事业。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把改变贫困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视为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也视为自己事业发展的广阔天地。据统计，十多年来，“光彩事业”共实施项目13544个，到位资金1069亿元，培训人员294万人，安排就业300多万人，帮助548万人摆脱了贫困，捐赠总额达130多亿元，对当地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光彩事业”还将农业产业化作为重点投资方向，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利用资金、技术、管理、营销和品牌等优势，采取多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对特色农产品等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不仅带动了当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农民脱贫致富。引进境外资金技术人才促进农村发展。发挥统一战线成员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为农村地区发展牵线搭桥，协助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是统一战线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3年底，通过各级统战部门和海外联谊会引进了700多亿美元的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农村和农业建设方面。各级统战部门和海外联谊会还加强与海外留学人员的交流，协助“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团”多次赴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考察，签订了多项技术合作协议，为我国农业高科技园区引进了100多个优良品种。中华海外联谊会计划从2004年起，用5年左右的时间，利用境外资金在农村和贫困地区捐建100所海联小学，到去年底已经落实近60所。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经过20多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支持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04年底，全国注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共吸纳社会劳动力9600万，其中农村劳动力占绝大多数。长期以来，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积极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努力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越来越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识到，吸纳城乡劳动力、尊重和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既是企业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又是企业自身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积极、主动地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提高农民工劳动技能，促进了相互依存、相互关爱的新型劳动关系的形成。大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有1亿多少数民族人口，其中76%以上生活在农村。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2600多万，绝大多数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又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始终同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民族工作历来是统一战线的重要职责。近年来，各级统战部门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大多数政策、措施都是为解决少数民族农民群众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制定的。去年中央召开民族工作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大多直接涉及加快民族地区农村的发展和改善少数民族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去年中央在研究“十一五”时期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有关问题时，把改善广大农牧民生产生活列为工作重点，要求国家投资、西藏地方预算内投资、各地援藏资金都要进一步向农牧区和农牧民倾斜，这对于西藏的繁荣稳定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三、总结经验、开拓思路，积极主动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今年是制定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任务的起步之年。统一战线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发挥优势、找准位置、明确思路、创新举措，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聚各方面力量，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多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广泛调动统一战线成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积极性。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认真学习，加强舆论宣传，使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充分认识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要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立足本行本职，发挥自身特长，从各个方位、各个角度为新农村建设谋务实之策，拓发展之路。照顾同盟者利益是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原则。要支持、帮助统一战线成员在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过程中，使自身的事业也获得应有的发展。努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统一战线促进新农村建设，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各类人才齐备的优势，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总要求的实现。要紧紧抓住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首要任务，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帮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要积极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努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推动文明健康社会风气的形成，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要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反对一切违背国家和集体利益、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要协助党和政府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事件，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活动。积极探索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新领域新方式新途径。把统一战线各领域资源转化为推动农村发展的强大助力，是一个结合实际、不断探索的长期过程。统一战线要认真总结历史和现实中为“三农”工作服务的成绩和经验，把实践证明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转化为经常之举、普遍之举，并不断加以完善。要结合中央的新精神，着眼农村的新发展，加强调查研究。特别要根据各地农村发展不平衡、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观念存在较大差异的现实，善于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努力探索新思路，提出新举措，创建新载体，把统一战线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工作不断引向深入。推动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在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实践中搞好自我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也为他们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提供了重要平台。统一战线部门要把握这一契机，寓思想政治工作于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引导广大成员在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过程中，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农村、中国的社会，更深刻地理解中央关于“三农”工作在内的各项治国理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更深切地认识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真正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更加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部分在京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2007年3月16日）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统战理论研究的进步，而长期以来统战理论研究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新成绩，在推动统战事业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与广大统战理论研究工作者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勇于创新是密不可分的。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无止境，人类的社会实践无止境，人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认识的深化也没有止境。理论研究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适应形势，跟上实践，保持强大的生命力。重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能够与时代发展同步伐、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风格。这种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可分为两层含义。第一是把从国外学来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正是由于这种创新，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才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仍然要随着世界的新变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而发展、深化。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个“本本”，当然既包括外来的“本本”，也包括中国的“本本”。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的发展都谈不上。说要从政治上看问题、考虑问题，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考虑。”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才能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不断夺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新胜利，并在这一进程中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弘扬了我们党的理论风格，适应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启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可以说，我们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无不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精神以及不断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联系在一起。作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战理论研究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生机与活力，对指导实际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拘泥于前人的既有成果和现成结论，而是勇于面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的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掌握新规律，提出新观点。当前，统战理论工作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发展实际与传统理论的描述有很大不同。传统理论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趋同，包括所有制、分配制、人们的思想观念等，都会越来越单一。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社会在一致性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多样性也在发展。因此，统一战线任务不是如同过去所设想的将会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课题新要求，面对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而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其中包括各种困难、挑战乃至挫折，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大胆地开拓创新，为统一战线事业今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撑，从而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人民群众新的实践的检验。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在统战理论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一是在原有理论结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有所深化。比如，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统一战线是我们党“三大法宝”之一的重要思想。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这样，就把统一战线的法宝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具体化了。又比如，关于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在改革开放初期被概括为10个方面，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扩展为12个方面，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又扩展为15个方面。这个改动，使统一战线工作范围的规定更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反映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追踪和认识的深化。二是舍弃不合时宜的旧结论，提出适应形势发展的新结论。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战线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等四个阶级组成的政治联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根据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统一战线已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这一重要改变使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空前扩大，推动了统一战线的全面发展。又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受中央委托，李维汉同志对我国应采取何种形式解决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不能采取苏联式的联邦制，而应实行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建议，被中央采纳，并在我国第一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确定下来。这一结论，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随着实践发展，提出全新的理论命题。比如，我们过去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注定是要消灭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定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队伍不断壮大。这就有了对其政治和社会属性的定位问题。中央统战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这部分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建议，被党中央采纳并写进十六大报告，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又比如，“一国两制”理论也是过去所没有的，不但中国没有，世界上也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理论并付诸实施，是一个全新的设想和伟大的创造。这些理论研究的创新形式，我们要认真总结，并用于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统战理论研究的创新，必须紧扣统战工作的实际，着重研究管用的东西，其中既包括管长远的，也包括管当前的。当前，统战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落实中央治国理政重大战略思想有关问题的研究。比如，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性指导方针，当然也是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从提出到现在只有几年时间，虽然我们对其认识比刚刚提出时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化，但作为一种理论，仍然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从各个方面加以说明、充实、完善。具体到统一战线，我们要深入研究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统一战线工作，其基本思路、工作特点、需要把握的原则是什么，如何确保科学发展观真正贯穿到统战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二是统一战线基本政策问题的研究。比如，中央提出统一战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重大关系。这五大关系所涉及的基本政策问题，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研究领域，但是仍然需要在新的形势下，结合中央治国理政一系列重大方针，进一步从总体上把握处理五大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思路，明确各领域重大的、根本性的方针政策。三是统一战线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比如，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其在政治理论领域话语权上的强势地位，极力歪曲和攻击我国的政党制度。国内一些人受其影响，怀疑乃至否定我国的政党制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在某些人眼中，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已近于绝对真理，至于其实施于中国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则无关紧要。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不断增强政治鉴别力，又要进一步完备我国的政党制度理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为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是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又比如，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我国古代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值得借鉴的地方，否则中国不可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同我国传统的民族问题处理方略结合起来，更好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巩固我们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这些难题的解决，也是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基本问题研究的最好推动。今年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一年，也是全面推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的重要一年。我们要以创新精神推动统战理论政策发展，以统战理论政策发展推动统一战线事业发展。要把握正确研究方向，努力为十七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今年我们党将召开十七大，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各项工作，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到党的周围，妥善应对统一战线所涉及的各类问题，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我们要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着眼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政治上思考问题，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从促进和谐角度解答问题，为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要紧密围绕中心工作，推动统一战线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统战理论研究不同于单纯的学术研究，必须始终紧扣统战工作的实际。十六大以来，中央颁发了许多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特别是去年召开了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颁发了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文件。这些都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发展的宝贵政策资源。我们抓工作不能仅以出了几份文件论功劳，更要以文件的落实见效论功劳。理论研究有长远与当前、基础与应用之分。作为各级统战部，在加强对事关统一战线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已有方针政策的解读、细化工作，通过不断总结贯彻落实中的新经验，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解决的新对策，真正把已有的政策资源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为此，要注重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基本状况的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既掌握总体面貌、又弄清具体情况，既了解现状、又把握趋势，既有定性研究，又有定量分析。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对实际工作才有价值。要完善社会研究机制，努力提升统战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运用统一战线的方式搞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吸引统战系统之外的更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统战理论研究，是近年来我们的一个成功探索。统战系统内研究力量的长处是政策把握比较准，研究成果能很快转化为政策;短处是视野不够开阔，基础性研究力量不足，思维比较拘谨。统战系统外研究力量的长处是学科多、力量强、思想活跃;不足之处是与统战工作实际有一定距离，学术性较强而政策指导性较弱。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课题确认下达、社会招标、基地研究、中期推动、成果发布、成果转化、经费保障、表彰激励等机制，目的就是把统一战线系统内外两方面的研究力量结合起来，互为补充，互相推动。我们要着眼统战理论研究工作的长远发展，认真研究和探索加强统战理论研究会自身建设的新思路，强化统战部门与社会研究力量的优势互补，加大社会招标课题的成果转化力度和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研究基地的特色，健全理论研究的各项机制。要重视统战史研究，为加强统战理论研究奠定坚实基础。不懂得过去就不懂得现在，不懂得过去和现在就不懂得未来。在统战理论研究中，统战史研究具有基础性地位。当前，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研究通史，理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脉络;二是要研究地域史，各地统战部都应该清楚当地统一战线是怎么走过来的;三是要研究领域史，搞清楚统一战线各领域理论方针政策的演变过程。要通过统战史研究，做到以史咨政、以史育人。在纪念赵朴初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2007年11月6日）赵朴初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他志存天下，学贯古今，思想深邃，慈悲济世，在政治、宗教、文化等领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方面宝贵的精神财富。朴老93年的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他在青年时代目睹国家和人民遭受的苦难，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从而树立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远大抱负。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朴老负责上海战区难民收容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侠肝孤胆，收容了50万难民。上海沦陷后，朴老积极与上海我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打通了与新四军的关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又陆续把大批青年送往苏南、苏北新四军部队，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朴老与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一道，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上海分会副主任，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条战线中做出了积极贡献。1949年，朴老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在他长期担任民进中央的领导职务期间，心系民进，直言谠论，积极推进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协商、合作共事，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朴老是全国政协“九届元老”，为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发扬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说，“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百年来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饱经磨难后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今天的盛世。同舟共济创伟业，肝胆相照写春秋。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一方面积极反映社情民意，一方面发挥自身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社会各界，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为世界进步和人类和平做出贡献。”朴老佛学造诣精深，对中国佛教事业始终怀着炽热的感情和真诚坚定的信仰，在我国和世界佛教界都有很高的威望，深受广大佛教徒和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强调要加强学术文化研究，提高四众素质，努力培养合格人才，积极选送中国佛学院毕业生赴日本、斯里兰卡、英国等国留学深造。朴老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我们培养的人才合不合格，将决定将来中国佛教事业的兴衰存亡，决定中国佛教的走向、命运、前途”。“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朴老深知维护佛教教派间团结对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1990年，朴老83岁高龄，在西双版纳主持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南传上座部佛教工作座谈会，有力促进了上座部佛教事业的发展。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朴老与第十世班禅、第十一世班禅之间的亲密关系。他热情支持十世班禅大师为发展藏族优秀文化，创办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培养爱国爱教的活佛和佛学后继人的努力，坚决反对境外分裂势力利用藏传佛教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种种图谋。朴老始终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积极开展与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侨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与联系，推动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他十分关心和支持香港天坛大佛的建设，亲自率团赴港参加开光仪式，进一步密切了内地与香港佛教界的联系。他促成大陆所藏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分赠给台湾玄奘大学供奉，成为两岸佛教界交往的佳话。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我们此刻纪念朴老，就要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继续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就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同一切分裂祖国的势力作坚决斗争。朴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在增进团结、凝聚力量中的优势和作用（2007年11月20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报告还对如何保持和促进五大关系和谐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重要论述和要求，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统一战线的高度重视和对统一战线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强大力量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为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广泛团结和联合一切革命阶级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巩固人民民主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更加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把全体人民的意志、智慧和力量集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与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变革和党的中心任务相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在增进团结、凝聚力量中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一）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扩大有序政治参与。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深化，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愿望日益增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的一项重要任务。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领导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的政治参与开辟了有效的制度化渠道。目前，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18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5万多人。全国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1万人，其中国务院部门正部长有2人，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部委办、直属局担任领导班子副职的有18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党外人士担任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的有24人；全国397个市（州、盟、区）人民政府中有356位党外干部担任副市（州、盟、区）长；有35位党外干部担任省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有141位党外干部担任地（市）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他们对分管的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二）广集民智、广求善策，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有助于我们党更广泛地听取和采纳各界人士的真知灼见，考虑和照顾各方面的意愿诉求，改进和完善领导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1990年至2006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230多次，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达70多次。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等重要文件的制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人的产生，宪法修改以及《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物权法》、《立法法》等法律文件的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的形成，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和教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都广泛听取、吸收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三）尊重多数、照顾少数，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我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内部还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利益多元化、组织多样化、阶层结构复杂化的特点，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活跃，意见表达方式更加多样。通过统一战线，广开言路，广纳群言，使社会上个别、分散的意见、要求、见解得到系统综合，得到有组织、有秩序的表达，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今，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和无党派人士向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各种意见、建议累计达9万多项，其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科技、卫生、国防、外交、港澳台侨等各个领域。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以来，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共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12900多件，其中立案12300多件，其内容涵盖了有关国计民生和群众具体利益的各个方面，确保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四）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我国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进步并保持总体和谐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城乡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过大和就业压力加大、不同群体利益冲突增多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主动、及时地处理和化解各方面的矛盾。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党特殊的群众工作，是党加强同各方面群众联系、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能够以协商、沟通、引导、服务等“柔”性方式，促使一些社会矛盾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或缓解，从而避免因矛盾积累而引发社会动荡和冲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围绕各界群众普遍关注的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健全医保体系、解决看病难，推动国企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打击假冒伪劣、建设社会诚信，解决城市住房困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维护公平正义、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等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和改进的办法。同时，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沟通思想、理顺情绪的工作，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中利益格局的变化，主动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总体和谐。二、促进五大关系和谐，是爱国统一战线在增进团结、凝聚力量中发挥作用的重点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也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政党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政党关系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增进团结、凝聚力量，从政党关系层面说，就是要增进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凝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力量。在实践中，我们党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高度重视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多党合作格局，为我国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政治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政党制度保障。事实证明，我国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合作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胡锦涛同志强调，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根本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根据这一精神，要坚持重大问题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之中，不断完善协商的内容、方式、程序，使党的主张充分体现各方面的智慧，使党的领导在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中得到加强。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党外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占有比例和数量的规定，积极培养选拔优秀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并保证他们有职有权有责。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虚心倾听批评意见，防止和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要努力营造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支持和鼓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成为我们党的挚友和诤友，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支持各民主党派全面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使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更好地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时要看到，我国各民族的民族特点和相互之间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各民族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形成的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消除。能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不能实现人民团结、社会和谐、国家统一、领土完整。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加快民族地区发展。要积极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培养适应民族地区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要加强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坚决防范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的各种分裂、破坏活动，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宁。（三）正确认识和处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长期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看待宗教，推动实现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各宗教和谐相处，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和谐相处。当前，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保障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上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权利，发挥他们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认真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打击犯罪，确保宗教活动规范有序进行。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帮助和支持各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形成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保证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的人士手中，保证我国宗教不受任何外国势力支配。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支持他们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他们反对和抵制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四）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推动和实现全社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成为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要按照“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密切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畅通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表彰和宣传他们中的先进典型。要以社团为纽带、以社区为依托、以网络为媒介、以活动为抓手，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坚持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富而思源、富而思进，自觉履行义利兼顾、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造福人民，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五）正确认识和处理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关系，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仅仅有大陆同胞的团结还不够，还要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都团结起来。香港、澳门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香港、澳门保持了繁荣稳定。着眼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入开展对台湾人民工作，促进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有利于台海和平与祖国统一的因素不断增加。以中华文化为纽带，通过经济合作、海外中文教育和海外人士访问大陆等活动，使海外侨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不断增强。我们要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基本法，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同祖国内地的交流与合作，巩固和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实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要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坚持反对和遏制“法理台独”和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促使两岸同胞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要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继续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展侨力为目标，坚持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鼓励和支持他们努力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中国统一大业的积极促进者、中华文明的积极传播者、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积极推动者。三、爱国统一战线在增进团结、凝聚力量中发挥作用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统一战线要把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和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各方面人士团结、凝聚起来，离不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原则。（一）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历史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统一战线只有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才能形成最广泛的共识。根据“一国两制”方针，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一大特点，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包容性和内在活力。统一战线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增强团结、凝聚力量。（二）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其根本目的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而只有这一事业不断蓬勃发展，增进团结、凝聚力量的工作才能获得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服务。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充分发挥智力密集、资源丰富、联系广泛等优势，深入考察调研，积极建言献策；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好做强做大企业的同时，把个人事业和追求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发展经济、扩大就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要积极推动祖国大陆同港澳台和海外的交流交往，帮助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更好地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为实施“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出积极贡献。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要发挥民间外交的优势，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使各国人民对我国的发展有客观、正确的认识，不断消除误解和隔阂，不断增进友谊与合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三）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必须把以人为本贯穿始终。在这方面，党中央作出了表率。五年前，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就顶风冒雪逐一走访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机关，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引起广泛好评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实践证明，只有真正做到平等待人、诚恳待人、礼貌待人，尊重和维护统一战线成员的合法权益，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才能把他们吸引、团结到我们党的周围，也才能实行有效的政治引导。坚持以人为本，在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照顾好同盟者利益。统一战线作为最广泛的政治联盟，其成员除了有共同的利益和追求之外，还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要求、政治诉求和信仰习惯，这是正常的。对民主党派，要充分尊重他们作为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努力为他们履行职能创造条件；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充分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感情；对港澳台和海外同胞，要充分尊重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等。（四）要始终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统一战线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和载体，要保证广大统一战线成员享有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包括批评和监督的权利，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扩大有序政治参与，使一切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意见建议都能够得到充分反映，使一切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愿望要求都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并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在统一战线内部，要努力营造民主的空气和氛围，鼓励各方面成员讲实话、真话、心里话，特别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实现互相监督和批评。统一战线只有在内部有一个民主氛围，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在纪念程思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2008年9月21日）程思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杰出代表。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推诚相与、合作无间，是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发展的亲历者和实践者。他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征求意见会，直抒胸臆，畅所欲言。他说，这种团结和谐的民主作风，和风细雨的协商精神，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中看不到的。程思远同志通过多种形式驳斥一些人鼓吹在中国搞多党制、议会制的谬论，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是我国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保证。我很赞赏这一制度，并愿意为坚持和完善它而贡献力量。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程思远一生的最大愿望。他多次发表谈话，高度赞扬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反对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分裂国家主权的行为。他曾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会名誉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会会长等职务，为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而奔波忙碌。他热情接待、广泛接触台湾各界各个阶层人士，鼓励他们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来。程思远同志多次讲，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开创了统一战线和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好传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代又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不断地发扬了这个好传统。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正是这种好传统的结晶。他积极参政议政，多次就三峡工程、京九铁路等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进行实地考察。2001年，他以93岁高龄率领无党派人士考察团对宁夏农村的社会发展进行调研考察。他十分关心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坚定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曾感慨万端地讲：“我回祖国大陆已30多年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使我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祖国更加兴旺发达。”当前，无党派人士正在深入开展以“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我们纪念程思远同志，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代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接受英国BBC专访（2008年11月25日）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日前就西藏问题接受了BBC采访。以下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此次采访文字实录：BBC国际事务编辑辛普森（JOHNSIMPSON）：部长先生，我想您一定对英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最近所采取的步骤感到高兴。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英方对中方做的一个很大的妥协。朱维群：英国政府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这是对客观事实的承认，也同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态度取得了一致。事实上，英国政府一直表示反对西藏独立。在你们的地图上，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最近的表述，是这样一个立场的延续，有积极意义。据我所知，有些英国朋友认为英国政府的这一表态会使中国政府更趋强硬。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这次我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谈时，我们都没有谈到这个事情。我也没有感到因此就增添了什么优势。辛：但是西方国家支持“藏独”运动的朋友们会认为他们的立场以及达赖喇嘛的立场由于英国政府出现这样的政策调整而被极大削弱了。朱：这是一个很没有道理的想法。达赖喇嘛总是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因此，他在接谈过程中经常采取一些不能正确估计形势的行动。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对英国政府这一表态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英政府这一表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消息，但我不认为这会对我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产生实质影响，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将增进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对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会有积极作用。也许我把这个问题的意义看得宽泛些。辛：我想英国政府调整西藏政策的时机并非巧合。目前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布朗首相希望其振兴经济的计划收到成效，而这需要中国的支持。他这样做，你觉得是不是为讨好中国政府？朱：我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应该及早加以说明的一个问题。中英关系对两国而言，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在我们需要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刻。我们当然希望英方早些做出这一表态。英在中国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开始接谈之前做出这样一个表态，和接谈有什么关系，英政府有什么考虑，我不得而知，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表态。辛：今天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也都认为，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否并不重要。西藏确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传统和文化。中国之所以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主要是基于1950年对西藏的入侵。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停止宣布对西藏拥有主权而让其独立。朱：我首先要澄清的是，现在世界各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达赖喇嘛所谓的“流亡政府”。这是世界各国官方、正式、严肃的态度。片面地将西藏的民族特征与中原民族相比较有一些特点作为“西藏独立”的理由，这是非常荒谬的。中国有56个民族，他们的语言、身体特征和宗教信仰有一定差异，我们尊重这个差异。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国家，就是因为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与此相比，差异是次要的。中国的民族构成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民族构成不太一样。欧洲国家可能是以某一个民族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固然汉族人口多一些，当过好几个王朝的皇帝，但少数民族同样可以建立中央政权，也可以当皇帝，如蒙古族建立元朝、满族建立清朝等。从这一角度看，藏族的宗教和文化特征丝毫不妨碍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相反，中国就是这样形成的。另外，我还想说一点，西藏自古以来就同中原有密切联系。至少从元代起，西藏就归入中国的版图，接受中央政府的有效行政管辖，到现在已经700多年了，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从元朝到明、清、中华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一直享有对西藏的主权，中国政府一直对西藏行使着统一管理的权力，没有中断过。一直到上世纪初，伴随着外国，坦率地说就是贵国对西藏的入侵，西藏才出现“独立”的概念。此前，藏人都承认中国的“大皇帝”，承认中央政府对西藏有充分的管辖权。达赖喇嘛坚持西藏过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1951年被中国侵略、占领的，但达赖喇嘛不要数典忘祖。他自己最明白，“达赖喇嘛世系”是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给予封号才得以存在的。历代达赖喇嘛灵童的选择、资格认定乃至最后的坐床，都要向中央政府报告，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实行。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的坐床也是向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报告，获得批准的。辛：中国政府通过镇压的手段维护在西藏的统治，这种镇压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之一，通过这种方式牢牢掌控西藏。我想问的是，从三月份拉萨骚乱以来，目前还在监狱里服刑的政治犯有多少？您能给一个数字吗？朱：我完全不同意你所说中国中央政府是靠镇压才能维持在西藏的统治。西藏各族人民是中国的公民，藏族是我们各民族的兄弟，我们为什么要镇压他们？相反，这些年来，中央对西藏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给予了全方位的照顾和支持。各省分别负担了西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市的建设，体现了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西藏的深情厚谊，根本不存在欺负、欺压的问题。比如我的家乡江苏省就负责帮助拉萨市的建设。西藏要发展起来，按邓小平先生所说，走在现代化的前列，要靠西藏各族人民自己努力，他们的努力至关重要，但的确需要中央政府和各省市给予更多的关照和帮助。至于你所说的镇压，我们仅仅是对搞分裂的这一部分人，对制造“3•14”打砸抢烧严重犯罪行为的人给予法律制裁。“3•14”事件中，不到一天时间，18名无辜群众被打死烧死，被打伤烧伤的群众将近400人，其中有几十个人重伤。致死的18个人中，包括一个商店的5个女孩子，都是20岁刚出头，被一把火全部烧死，其中有一个是藏族。拉萨的近郊达孜县有一个修理摩托车的人家，一家五口被一把火全部烧死。面对那些坏分子，难道不应该依法办理吗？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会认同、纵容、允许这样的人残害人民而不给予法律制裁？为什么一到我们这里就成了“残酷的镇压”？这是毫无道理的。在整个办案过程中，违法犯罪分子以及被裹挟的人都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如果是少数民族的人，不懂汉语，审讯的时候我们一定配备翻译，保证他的法律权利能够得到保障。迄今为止，经审理，大约有1000多人已经被释放，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向政府自首的。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只有四五十个人。当然审理工作还没有结束，最后会有多少人受到法律惩处，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是司法机关的任务，不是我能够干预的。我看到有些国家的人士和舆论对因打砸抢烧而被法律处理的这些人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和保障非常关注，发表了很多意见。但是我走了一些国家，看了很多材料，没有看到有人对被打死烧死的18个普通老百姓、受伤的数百人有什么表示，包括你刚才也没有表示。他们难道没有人权吗？他们的生命权难道不应该得到保护吗？3月14日以后，我很快到了拉萨，我在5个姑娘被烧死的商店废墟上给她们献了一条哈达。我支持司法机关将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坏人依法惩办，这也是中国人民普遍的心愿。我希望有关国家的人士和舆论对此加以关注。可能你还没来得及表达对被烧死打死的18个无辜群众的沉痛慰问，我就把话先说出来了，可能不恰当。辛：我同情一切由于民族属性而被攻击或者被谋杀的人。我认为中国不应该损害自己的良好形象，不应该让人把“迫害”这样的词同中国联系起来。因为有压迫就有愤怒的情绪，而这种愤怒的情绪又导致一些无辜的人丧生。我认为即使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和达赖喇嘛达成协议，而达赖喇嘛也说过了他是不支持独立的。这样就能把问题解决，以后就不会再有暴力，不会再有压迫，世界各国对中国也不会再有愤怒了。朱：我先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对违法犯罪分子依法处理，在办案的过程中根本不会去考虑民族、宗教区别，只看是不是犯罪了。正因为如此，“3•14”事件才能迅速得以平息，拉萨迅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我这里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实，打砸抢烧事件是遭到各族人民共同反对的。在逮捕坏分子过程中，公安干警大多数是我们的藏族同志，很多藏族基层群众带领我们的干部去搜捕那些罪大恶极的坏分子。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的区分，宗教的区分，有的只是我们要恢复法律的尊严，不能让违法分子从我们眼前溜掉。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所谓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毫无道理的，而且在我看来是别有用心的。第二个问题，你说通过和达赖喇嘛商量使一切问题得到解决，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已经仁至义尽。达赖喇嘛是因为1959年参加武装叛乱，不是“非暴力”，是武装叛乱失败以后逃到国外的，随后他就宣布要搞“西藏独立”。而且宣布撕毁西藏和平解放时与中央政府签订的协定。从60年代起，达赖集团，请你注意我讲的是达赖集团，在某些外国力量的支持下，用外国的枪械装备起来，对我们整整进行了十年的边境武装袭扰。尽管这样，从80年代初，达赖喇嘛说他不想搞“西藏独立”了，我们中央政府马上就跟他进行了接触，请他身边的人，他最信任的人，先后20批回到国内和我们接谈、到西藏参观。但是他们利用了我们的好心，在西藏境内又去大肆宣传所谓“西藏独立”。到了90年代初，达赖喇嘛错误估计形势，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谈判”，于1993年宣布停止和中央政府的接触。但是，他们的预期没有实现，只好再度提出要和中央政府接触。从2002年起，我们又和他开始了接触，到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了，今年之内就进行了三次。这说明我们中央政府是宽容的，期望达赖喇嘛选择正确的道路，我们的门始终是敞开的。尽管达赖喇嘛说不搞独立，但他向中央提出的要求内涵是“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上还是“西藏独立”。我这里给你介绍一下他说的所谓“高度自治”，所谓“大藏区”有哪些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为什么我们中央政府不能接受。达赖喇嘛1987年在美国国会散发“五点和平建议”，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又提出了“七点新建议”，最近一次进行接谈，他们又提交给我们一个“备忘录”。依据上述内容，我概括出五条主要内容，完全有他们的原话作为支撑。第一点，他们拒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坚持声称西藏是1951年被中国占领的国家。实际上这就为“西藏独立”埋下法理的伏笔。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我们根本就不能接受。第二点，如果将来能够回国，他要求把他的统治扩大到整个青藏高原。我们知道现在的西藏自治区120万平方公里，西藏地方政权在历史上就是管这个地方。在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达赖喇嘛自己也承认他那个地方政权能够管理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西藏自治区这样一个范围，实际上还有一块由班禅喇嘛管，他还管不到。但是他要求我们把几乎是整个青海，甘肃的一个州，四川的两个州，云南的一个州都要交给他统治，加起来是24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个英国的面积，占我们中国整个领土的四分之一。而这个要求无论从历史、现实来说，还是从我们的法律来说，都毫无根据，是违反法律的。第三点，在这个“大藏区”之内，他要搞所谓的“高度自治”。要自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除了国防和外交由中央管之外，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等都由他们“独立管理”，中央政府不得说话，不得干预。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近60年在这片国土上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部推翻，另搞一套。第四点，他要求在这个“大藏区”，也就是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全部撤走，把这个地方搞成一个“国际和平区”。尽管达赖喇嘛后来不再多提这个事情，但不提不代表他撤销了这个要求。而且所谓“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桑东先生，在这次接谈之前，10月27日他对一个媒体公开说：“军队撤走是最重要的核心问题”。第五点，在这个“大藏区”范围内，也就是我们四分之一的领土上，除了藏族以外其他的民族要统统赶走，这要涉及多少人呢？涉及到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汉、蒙、回等民族，大体上有几千万人。辛：达赖喇嘛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和平人士，他在世界各地也很受尊重。但有很多年轻的藏人批评他，说他对中国政府太好了，不够强硬。一些藏族人是不想和平解决问题的，对中国而言，是不是与达赖达成协议更好，而不是爆发一场惨重的独立战争？朱：我首先要把上面的话说完。我上面提到了五条，其中最后一条，达赖多次否认他说过。但是我告诉你，这句话就在他1987年在美国提出的五点建议中第一点里头。这五条加在一起就是“西藏独立”。如果你是中国领导人，你会接受其中任何一条吗？达赖自称是非暴力主义者，但在我们看来，他是把非暴力的牌子举在手里，而对暴力活动采取纵容不管的态度。比如，拉萨“3•14”事件后，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他还说，这是一次“和平表威”，“藏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叫停”。同样，1959年发生的也不是一次和平表威，而是武装叛乱。叛逃出去后，达赖集团又对我国边防进行了整整10年的武装袭扰。这难道是非暴力吗？至于达赖之后，是否会有年轻的藏人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我认为绝大多数国外藏胞是不会赞成搞暴力活动的。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希望与西藏有更多联系。我们每年都要安排将近3000名藏胞回西藏探亲。我不相信暴力活动会得到大多数国外藏胞的赞成。如果真有人搞暴力活动，他们首先应该为自己担心，因为他们会把自己葬送掉。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达赖方面有紧迫感，中央与达赖接谈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希望达赖能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不要向反面发展。辛：如果真如您所言，藏族人乐于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生活幸福，为什么不能让外国记者自由进藏采访报道，为什么不能让我去西藏，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不受阻拦？朱：西藏对外国记者的开放程度与其他省份基本是一样的。但由于出现“3•14”这样激烈、破坏性很强的打、砸、抢、烧事件，我们不得不加强对外国记者进藏的管理，目的是为了避免外国记者也包括中国记者受到意外的伤害。社会秩序一旦恢复正常，从四月份开始就陆续有不少外国记者已经进藏采访，现在仍有很多记者在拉萨。目前门之所以不能开得太大，是因为拉萨郊区当雄县发生地震，紧接着山南地区又发生大面积雪灾。西藏地方的党、政、军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抗震、救灾、救人中去，没有太多精力照顾外国朋友。目前灾情已得到控制，人民生活秩序又回归正常，相信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有更多的外国记者赴藏。像你这样的名记者去西藏，我们是欢迎的，建议你可以先飞到西宁，然后坐青藏铁路到拉萨，你将看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光，这将是一次令人兴奋、非常有意义的旅行。用脚步和心灵丈量万水千山（2008年）“相比较我的同时代人，我走的地方、经历的工作岗位可能比较多。”朱维群是一个不愿意停留脚步的人，也许他与生俱来的气质就决定了他与一成不变的生活绝缘。在求学生涯中，在职业履历中，他的身影总是在不同的地域、焦点之间辗转。做一名紧跟时代脚步的记者从1978年接受人民日报培训，到80年代初正式任记者，短短几年时间将朱维群培养成了一名新闻多面手。他既当过驻省记者，又当过驻国外记者，也当过总编室的机动记者，之后又调到总编室做第一版的主编，可以说是国内、国外，机关、地方，白班、夜班都涉足过。“在人民日报，我接受的锻炼比较全面。我们好多同志在报社往往是一个部门一直干下来，而我是一直都跑来跑去的，这个阅历非常宝贵。”各种角色的转换不仅历练了他全方位的新闻素养，而且养成他从较为广阔视角看问题的习惯、靠自己的眼睛去挖掘事务本质的习惯。“记者要用自己的笔，反映时代的脉搏，反映中央的决策和意图，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和需要。只有这样，记者才能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大潮中起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记者的职责。”朱维群喜欢到基层去，越苦越累的地方越喜欢去，这对他了解社会、思考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当机关干部，都不能只看到几个大城市，也要对中国广大基层的状态有深入的了解。人民日报记者的岗位和后来中央办公厅、中央统战部的岗位，在这方面给了我最好的机会。”抓住这个条件，朱维群几十年来足迹遍布全国广大地区，各地的社会状态、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极大地拓展了他的眼界和思路。“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构成新闻题材的东西非常多，而要真正抓住这些东西，就要不停地跟踪，迅速理解。”朱维群较早地在报道中提出我国科技成果商品化的问题，东部沿海滩途资源开发问题，以市场推动加工业、以加工业推动种植业的创新农业理念问题等等，都是他对基层群众实践的观察结果。“重大报道，大都先是基层创新，记者把它提炼出来，在全国比较早地提出来，这就是成绩。记者不能满足于旧的东西，必须时刻紧盯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跟理论政策研究打了半辈子交道大学期间，尽管正值“文革”这么一个“不准读书”的特殊环境，朱维群依然凭借自身的刻苦研读了《资本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文化基本著作，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功底，也成为他日后理论政策研究工作的“本钱”。不论是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主编的位置上，还是在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位置上，理论政策研究和文字工作一直是他工作的重点。1998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直到2002年，他又一直分管统战部的研究室。他多年的工作贯穿着文件文稿的研究、起草、写作，这也难怪乎他对于严谨的理论政策研究格外看重。“现在很多文化青年不喜欢搞文字工作，不喜欢搞‘枯燥’的理论政策研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对于理论政策研究，他有着自己的见解。“在所有各领域工作中，理论是管总的，政策是管工作目标、方向的。理论政策发生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失之千里。一个干部，无论是搞新闻还是搞党务工作，或是搞经济等其他各领域的工作，如果没有理论兴趣，不重视研究政策，不重视研究历史，那不管他官多大，实际上总是处于一个低层次思维的水平。”回顾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历，他说：“在机关搞理论政策研究，当‘笔杆子’，既辛苦又不出名。但是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需要有一批人自觉地守在这个位置上。”十六大之后，朱维群的工作分工作了调整——主要联系民族、宗教、西藏以及海外的统战工作。这个岗位，既需要理论、历史研究的能力，又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难题、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朱维群看来，这是他几十年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民族、宗教问题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闪失。这个工作除了要和自己人——民主党派、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打交道，还要和敌对势力打交道。“和平时期有这样一个任务，和一批属于敌对势力的对手打交道，很有意思。有时候，这些境外的“朋友”们对我的了解比国内的朋友都多。”朱维群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上却十分轻松，谈起这个话题时，他始终散发着游刃有余的微笑和自信。与西藏的不解情缘西藏是一个对朱维群有特殊情感牵系的地方。他第一次进西藏也是他记者生涯的最后一次采访。1991年冬天，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前夕，人民日报的记者小组进西藏采访，40多天里，他通过深入的考察、采访，对西藏有了一个直观的概念。“第一次到拉萨，机场只有一个很破旧的小房子，拉萨城里基本都是平房，一到晚上满城都是野狗叫。”那时候，朱维群知道了“一犬吠影，众犬吠声”是个什么阵势。后来，他就用来形容支持“藏独”势力的外国“朋友”们：“你们连西藏都没去过，既不知道西藏的历史，也不知道西藏的现状，无非是跟着别人后面瞎嚷嚷罢了。”拉萨那个时候完全不似今天一副大都市的气派，而再往基层走，条件就更差了，一些地区、县的党政机关，就是几排破平房。早上起来打水，水龙头都是冻住的，室内也没什么取暖设备。“但是西藏特殊的风光和藏族人民的热情，各级干部和解放军官兵艰苦奋斗的精神，非常感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当时进过藏的人少，在大机关他算是对西藏相对了解的干部，关于西藏的工作和研究参与得多起来。而2002年之后，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联系西藏方面的工作。至今，朱维群进藏二十多次，最近几年每年都要去，最多的一次是2005年，一年内进藏四次。对西藏充满感情的他也欣喜地关注着西藏的变化，“西藏这些年的巨大变化是我们国家对西藏的方针政策在起作用，包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援助西藏任务。西藏的变化是一年一年用眼睛就能看得到的。当前我们的工作的重点是要更多地帮助农牧民群众解决困难，让广大农牧民更多地享受到我们国家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三代人的人大情怀朱维群的家庭和人大有极深的渊源，他的岳父是人大前身——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的负责人之一，他的爱人是人大同期新闻系毕业的，女儿、女婿是90年代人大毕业的。至今，曾经作为人民大学的学生，依然让他感到光荣与骄傲。朱维群1965年进入人大语文系学习，而66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他经历了人大历史上很特殊的一段时期，正常读书的时间并没有多少，倒是在“文革”中经受了特殊的磨炼。当时人大的学习、生活条件同今天没法比，“伙食费每天五角，一个月十五元五角。最困难的同学申请助学金，可以达到20元。在今天，这些钱连买一个菜可能都不够，而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数目了。那时，同学都以艰苦朴素为荣，感到生活上还是很充实的。”他难以掩饰对人大师长的尊重与景仰。“当时的学校领导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有很多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学问家。老校长吴玉章，毛主席称他“一辈子做好事”；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甘愿放弃云南省长、国务院重要职务而来人大搞教育，他还是明史专家。语文系党总支书记俞圣祺、中文系主任何洛，都是资格很老的同志。当时几乎每个系的主任、许多老师都是一个方面的学术带头人。由于那个特殊的环境，错失了向他们请教的机会，至今感觉很遗憾！”“人大和其他高校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从延安走过来的，是党在革命烽火中创建的。这样一种传统和校风，对我的人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所选择的这条道路和人民大学培养人的宗旨、学校的传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朱维群同母校经常有工作联系。每次他回到母校，办完事，总要在校园里走一走，看看哪些旧时的建筑还在，看看又有哪些新楼、新设备，重新感受青年时的学校氛围。“从人民大学出来，是我的光荣。当我工作上有一点成绩的时候，我很乐意对别人说，我是人大出来的；当我同境外的对手交锋时，我会想：让你们知道知道人民大学学生的厉害！”访问结束时，我们问朱维群，你的座右铭是什么？他回答极其简单明确：“为人民服务！”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揭牌仪式上的发言（2009年3月12日）尊敬的校领导，尊敬的老师，各位校友，还有我们在座年轻的同学们，应校友会的邀请，今天能够回到我时时在梦里出现的，也是经常回来的母校，和领导老师和同学们见面，感到非常高兴，感谢校领导，感谢校友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我是1965年入学的，1970年毕业的，离开学校算起来已经是四十个年头了，时间真是不经过，我记得我离开母校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的母校同样历经曲折，克服了种种困难，从一个高峰走上一个新的高峰，这使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校友，从母校发展当中受到鼓舞。就我个人来说，四十多年我离开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没有任何阅历的一个学生，但是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了，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我感到欣慰的是，这四十多年我和我的很多那个时候校友一样，无论碰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能够始终牢记母校对我们的殷切的期望，始终牢记当时老师们对我们的教导，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和崛起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同时我们心里也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因为我们而给母校带来更大的光荣。人民大学的校友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老师们可能都知道，我家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的岳父岳母是当时陕北公学的学生，我和我的爱人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我女儿和女婿是人民大学的金融系和商业哪个系的学生，我们家三代都是人民大学的。我的女儿到5月份可能又要给我生一个外孙或者外孙女了，等他长大了，我会鼓励他还去报考人民大学。校友会的确是我们这一代一代的人始终和母校保持联系，本来我们和母校的联系是隔不断的，而因为校友会使我们这些散布在全世界的校友能够了解，我们对学校多多少少尽我们一份力量，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人民大学的校友会，继续同我们的母校保持如同我们在这里求学的时候密切的联系，不断从母校吸收到新的知识，汲取我们继续前进的精神和动力，在我们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从母校得到鼓舞，同时也希望通过校友会，尽我们的力量，为母校的发展壮大，能够多做一点事情，感谢校长，书记和各位领导，感谢给我们知识给我们教育的老师们，感谢各位校友和小同学们，谢谢大家。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祖国在纪念包尔汉同志逝世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2009年8月10日）包老出生在旧社会，亲眼看到了多灾多难的祖国是怎样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亲身感受了旧社会给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一个苦孩子更知道爱母亲，一个经历了祖国母亲痛苦的儿子更深切地爱祖国。正如包老所说，“新疆各民族人民从历史经验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团结在祖国大家庭里，才能避免任人宰割和奴役的命运，才能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包老是新中国第一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当时称主任），同时又是一名大学者。他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论证了新疆两千年前归属中国版图的历史，澄清了新疆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编译了《维汉俄词典》，主张汉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共同发展进步。王震同志说，在与包老的接触中，一个突出印象是他对党和人民的浓厚感情，以及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无比珍视和竭诚维护。他受到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尊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记得1947年包老在新疆学院师生大会上说：“新疆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50多年后的1989年，在他去世前《留给孩子们的话》中又反复叮咛：“没有祖国的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既不会有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也不会有我们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仍是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坚定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在领导中国伊协的工作中，包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祖国统一。1953年，包老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中国的各民族人民，应该以我们生在这样伟大、光荣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爱护我们的祖国。”“把爱祖国作为我们神圣的职责，是完全应该的。”几十年来，中国伊斯兰教界和爱国宗教人士始终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在每个紧要关口，都能坚定地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稳定。前不久，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7·5”事件。这起事件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给新疆的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给当地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伊协在陈广元大阿訇等会领导带领下，坚决反对、强烈谴责这一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7月6日凌晨陈广元大阿訇就向新疆穆斯林发出了“三不一坚决”的要求，随后又及时编写了《决不轻信恶言维护民族团结》和《穆斯林坚决反对暴力维护和平》两篇卧尔兹，在“7·5”事件后第一个主麻日前发到新疆和全国各大清真寺。新疆的宗教界人士在这次事件中无一参与暴力犯罪活动，并且纷纷挺身而出，救助受难群众。人民日报发表的《不许玷污清真寺》、《晨曦中，国旗照常升起》两篇通讯，就介绍了乌鲁木齐白大寺和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感人事迹。中国伊协和新疆宗教界人士在这次事件中的突出表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许。我们今天纪念包老，学习包老的爱国主义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为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进步做实事。中国伊协和新疆伊斯兰教界旗帜鲜明地维护民族团结，谴责暴力犯罪活动，就是对包老最好的纪念，最大的慰藉。包老的名言“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爱护我们的祖国”，这金子般的话语，在经历暴风雨的洗礼之后，更弥足珍贵，更深入人心。包尔汉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祖国，祖国会常思念自己的好儿子包尔汉。答中东欧记者团问（200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中央统战部会见了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记者组成的联合访华团，介绍了当前西藏发展稳定的形势，并回答了记者提问。答问实录如下：五十年前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历史必然朱维群：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在西藏工作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1959年之前的西藏是一个比中世纪的欧洲还要落后、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第14世达赖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脑，也是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这一制度的总代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西藏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这个同全国是一样的，但具体什么时候改革，我们要同西藏的上层商量，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全中国都实行了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在内的各项民主改革的大局势下，西藏地方并没有进行改革。从1951年和平解放一直到1959年长达8年的时间，中央对于西藏的上层采取了一个等待的态度，一个非常宽容的态度。但是，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反动上层，他们所想的是西藏这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改”，为此他们在1959年发动了武装叛乱，在叛乱失败之后，逃亡国外，撕毁“十七条协议”，成立所谓的“流亡政府”，制定伪“宪法”，开始他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公开的分裂祖国的活动。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政治词汇“达赖集团”的由来。达赖集团企图用武装叛乱和分裂活动，来阻止民主改革的发生，结果事实的发展和他们的愿望正好相反，他们的叛乱加速了民主改革的到来。在平息叛乱的同时，西藏迅速掀起了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这是西藏社会进步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人权运动的一件大事。民主改革以后的西藏，这5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传统文化得到了充分的保护，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尊重，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家可以看一看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去年达赖集团在国外某些势力支持下，煽动、策划了“3.14”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给西藏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达赖集团此举改变不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大趋势。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平息了事态，西藏社会秩序恢复了完全的正常。今年3月10日是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50周年，达赖集团和国外某些势力，又想借此在西藏闹一点事，给我们添一点麻烦，但是什么也没有搞成，再一次以失败告终。当前西藏发展和稳定的形势很好朱维群：当前西藏的形势很好，社会政治局势持续稳定，经济仍然在快速发展。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最新的数字。2008年西藏的GDP比上年增长10%，已经是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3.9%，已经是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2%，也是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今年的第一季度，西藏的GDP比上年同比增长7.3%，这个速度应该说低于往年，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但是仍然高于全国发展的平均速度。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3.4%。为什么我们对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如此强调？因为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看来，农牧民占西藏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生产条件是不是改善，是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此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关注点。西藏旅游业，2008年由于受到3•14事件的影响，我们出于保护国内外游客的安全也采取一些措施，所以有一定的下降，但是今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势头很好。今年1-5月西藏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2万多人，比2007年增长了7%。我这里不和去年比，因为去年的数字比较低，如果一比的话，显得我们进步得很快，所以这里只同2007年这样一个正常年头比。拉萨街头又出现了到处是国内外游客的场景，重要旅游景点门票已经出现供不应求。曾经有一些人说我们禁止外国记者到西藏采访，压制新闻自由，实际上去年“3•14”之后，从4月份开始，我们已经组织多批外国记者进西藏采访，今年以来已经组织了三批约40名外国记者进藏采访，还有更多的人以游客名义进入西藏。我们同达赖集团50年来的斗争，特别是去年3月以来的斗争，再一次证明：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西藏的广大群众是站在我们党和政府一边的，西藏的各族干部是能够经受严峻斗争考验的、是忠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藏传佛教绝大多数寺庙和僧尼是爱国爱教的。达赖喇嘛和一些外国势力，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宣传话语权，竭力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说藏族是反对中国的，藏传佛教的僧人是反对中国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情。人心在我们这一边，力量也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对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在接触商谈问题上达赖喇嘛缺少诚意阿尔巴尼亚记者：达赖喇嘛想和中国政府进行接谈，你是否排除接谈的可能性？朱维群：中央政府对同达赖方面接谈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有原则的，而达赖喇嘛却始终把接谈作为他搞分裂祖国活动的一种手段，作为欺骗世界舆论的一种手段，经常的翻云覆雨，没有什么诚信可言。我首先说一下大的背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七十年代末，中央政府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从错误道路上回到正确道路上的机会，开始了跟他的接触商谈。中央的多位高级领导人都曾经同达赖喇嘛的亲属、私人代表接触过，对他们进行过教育。但是这些人始终没有改正错误的意向，相反却把中央的好意视为可乘之机。一方面，他们提出了“大藏区高度自治”、“未来西藏要享受同台湾一样的待遇”等分裂主张，而这些东西当时就被邓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坚决顶回去。另一方面，达赖喇嘛派回来的这些人，利用我们给予他们到西藏参观的机会，到处散布分裂主义言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结果这些人本身就成了西藏不稳定的一个源头。1989年北京发生了所谓的“六十四”风波，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有一些国家解体，达赖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他的机会到了，多次宣称，西藏马上就可以独立，马上就可以分裂出去，他不再和一个不稳定的中国的中央政府谈判。1989年第十世班禅去世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名义请达赖喇嘛回来参加班禅的追悼会，但是他断然予以拒绝，而且于1993年正式宣布，中断和中央政府的接触。后来事态的发展，我想不光是达赖喇嘛，世界上的多数人也看出来了，中国不会乱，更不会解体，于是达赖喇嘛只好回过头来又开始请求和中央接触。我们中央对他历来是采取一个非常宽大容忍的态度，你要接触就再接触吧。这样，从2002年开始直到去年，跨六、七个年头，一共接触了9次。经过这9次接触，达赖喇嘛看到他的分裂主义的那一套东西，在中央这里还是没有任何被接受的可能，特别是去年11月的接触，他们提出了一个所谓“全体藏人高度自治的备忘录”，受到我们严厉批评，达赖喇嘛方面于是再次宣布中止和中央政府的接触商谈。回顾这样一段历史，任何正视事实的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央政府对于达赖喇嘛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一直是在努力争取，而恰恰是达赖喇嘛缺乏起码的诚意，连续两次由他把接触商谈的大门关上。达赖喇嘛的一些人，最近多次散布说他们想和中央政府谈，是中央政府不和他们谈。这同样是谎言，是对世界舆论的欺骗。第一，去年11月第三次接触商谈中断，是由达赖喇嘛方面中断的，不是由我们中断的。我们的态度一直很清楚，接触的大门是敞开的，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当着我和我的同事的面宣布他们不再谈了。此后，所谓“流亡政府”又在印度开了一次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中止和中央政府的“谈判”。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如果达赖喇嘛真心想和中央政府继续接触商谈，难道他不应该对这两次表态向中央政府做一点说明和检讨吗？第二，达赖喇嘛方面多次公开宣称，今后要谈就谈他的“备忘录”，要以他的所谓“全体藏人高度自治的备忘录”为接触商谈的基础。把这样一个已经被我们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经顶回去的东西，作为今后接触商谈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有一点接谈的诚意吗？这只能说明这个集团里有些人患上了妄想症，已经不能够客观看待形势了。第三，我们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之间的接触，有固定的、有效的渠道，而达赖喇嘛方面这次不通过以往固有渠道，向中央传递任何信息，只是一个劲地在外国媒体面前大喊大叫，这只能说明他在做政治“秀”，你要谈的话，就应当跟我们中央政府说话，你在外国人面前嚷嚷干什么！所以，达赖喇嘛如果表示仍想和中央政府接触，首先要解决他自己有没有诚意的问题。达赖喇嘛必须做到彻底的反思和改正保加利亚记者：我们已经看到西藏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关键是当地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国政府如何建立一种同达赖喇嘛及西藏人民的新关系？朱维群：达赖喇嘛多年用于欺骗世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把自己装扮成西藏的“民族、文化、宗教”的代言人。但是我们（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而且包括西藏各族人民）不这样看这个问题。我们同达赖的分歧，不是什么民族问题、文化和宗教问题，而是中国是分裂还是统一，西藏是动乱还是稳定的问题。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藏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我们13亿人的共同的宝贵财富，都受到珍惜和保护。我们中国拥有5大宗教，其中佛教当中包括了藏传佛教，西藏的宗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在我们这里受法律保护。我们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保护西藏的文化、宗教，这些年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朋友们将去青海，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在保护藏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和达赖集团矛盾的焦点在于他们千方百计否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我们坚持西藏从历史上一直到现在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集团千方百计搞乱西藏，特别是去年“3•14”以来，达赖集团在搞乱西藏、破坏奥运会方面做了哪些事情，全世界有目共睹，而我们则是要维护西藏的稳定，维护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些外国朋友错误地把达赖和西藏人民之间划等号，其实这个等号是划不成的。“3•14”事件发生之后，我很快就到了西藏，去年和今年反复多次进藏。我看到的事实是，西藏各族群众、各级干部在同达赖的分裂主义做坚决斗争。我们的公安、武警当中相当一大部分干部、战士是藏族同志，带着我们去抓那些“打砸抢烧”分子的，很多是我们藏族的基层群众。如果没有包括藏族在内的西藏各族群众站在政府这一边，不可能想象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平息了“3•14”事件。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中国政府为一方、西藏人民和达赖为一方的关系问题；存在的只有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和达赖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个关系问题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达赖对他的分裂主义主张进行彻底的反思，对他的分裂主义行动进行彻底的改正，回到爱国的道路上来。但是现在看来达赖还不想回到这条路上来。答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记者问（2009年12月8日）记者：据达赖集团“挪威西藏之声”12月2日报道，达赖喇嘛在悉尼说，“藏中自2002年恢复接触后，在2006年举行了第五次会谈，当时的中共统战部官员在会谈期间非常明确地说，他们知道达赖喇嘛没有寻求西藏独立。但是当年会谈之后的4、5月份，中共却加大了对达赖喇嘛的舆论攻击。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非常了解达赖喇嘛是没有分裂的，但他们认为在宣传上说达赖喇嘛搞独立是对他们有利的”。达赖这番话引起人们广泛注意。您是与达赖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中央派出的代表，达赖说的“中共统战部官员”指的应该就是您了，您说过这样的话吗？朱维群：我要严肃指出，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说那样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并且认真查阅了2006年在桂林的第五次接触商谈中同甲日•洛迪先生等人的全部对话原始记录，达赖自以为能加以利用的是我的这段话：“达赖喇嘛应该对自己的基本政治立场作进一步的反思，向中央作出可以让人相信的解释。甲日先生说达赖喇嘛已经反复表明立场了，不搞独立，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宪法框架内解决问题。这个话是好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内涵是什么，要作出明确解释。迄今达赖喇嘛对‘中间道路’的解释还是那‘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桑东在今年初还对境外藏胞讲‘1987年达赖陛下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发表的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是我们的纲领性政治指南’。这五点、七点所体现的‘中间道路’的含义，我归纳为五条。第一条，坚持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被占领的国家；第二条，西藏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要全部推翻，按达赖的意思重搞一套；第三条，坚持从来不存在、现在也搞不起来的‘大藏区’，实际要把未来西藏地方的权力，也就是你们设计的你们方面的权力扩展到川、青、甘、滇所有有藏族聚居的地区；第四条，要求在‘大藏区’的中国军队全部撤走，变成所谓‘国际和平区’；第五条，在‘大藏区’全部汉人要迁走。这五条和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一般性谈在中国宪法框架内是不够的，达赖应该对‘中间道路’的具体内容作出认真反思，这是根本性问题。”我想，任何一个具备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从中读出我已经承认达赖没有寻求“西藏独立”的意思，恰恰相反，却会清楚看到我作为中央接谈代表对达赖在“中间道路”的幌子下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的严厉批评。达赖是在捏造我的谈话，对全世界撒谎。其实达赖撒这个谎已经持续两年之久。最早是去年4月12日，他在美国西雅图对记者说：“在第五轮会谈时，中方承认，达赖喇嘛没有寻求独立。从那以后，中方立场改变了，在第六轮会谈时，他们的立场强硬了”。记者：事实既然如此，那么达赖的谎话性质是非常恶劣的，是对中央政府立场的严重歪曲，也是对您的名誉的重大诬陷。那么您为什么以前没有公开揭穿他呢？朱维群：主要是为了给达赖留点颜面。最初听到他这个谎言时，我认为不能排除甲日等人没有向他如实汇报我的谈话，或者故意篡改了我的谈话，也不能排除是达赖本人没有听清楚。因此我考虑给达赖留下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能“不教而诛”嘛！去年5月4日在深圳接谈时，我对甲日明确指出：“这里我要澄清的是，4月12日达赖喇嘛在美国西雅图会见华人记者时说，第五轮会谈中央已经承认他不主张‘西藏独立’，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你们也有录音，可以把录音拿出来对照。我不知道是谁给达赖喇嘛传递了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甲日当场承认，“达赖喇嘛确实这样说过，是受我们两个给他汇报的影响”。我表示为了照顾甲日等人关于接谈的要求，“你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就可以了，我指出来只是因为达赖喇嘛多次这样说，我不得不澄清。”但是他们回去不久，5月19日，达赖居然又在柏林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名道姓地说：“第五次对话是在2006年2月进行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当时明确指出，‘达赖喇嘛不是寻求独立’。”6月14日达赖再次对“澳大利亚人报”重复这个谎言。7月2日在北京接谈时我对甲日等人严厉指出：“我要再次严正澄清一个事实。深圳谈话时我已明确指出：我根本没有在桂林谈话和任何谈话中说过‘达赖喇嘛已经不搞分裂了’，达赖喇嘛捏造我的话并到处散布，我表示严重不满。甲日先生当时作了解释，表示这是在向达赖喇嘛汇报时产生了误解，并表示要向达赖喇嘛澄清。我当时表示，如果是误解就可以不再提了。但是以后达赖喇嘛又多次点着我的名字说这个话。我怀疑你们有人有意陷害中央代表。为了照顾你们关于接谈的要求，我作出重大名誉牺牲，迄今没有公开说明此事。但我在这里声明，我保留公开辟谣的权利。”甲日当即表示：“部长说到达赖喇嘛的谎言，说你承认他不搞独立了，这引起你很大失望。达赖喇嘛这样说不是要诬陷你的名誉，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今后达赖喇嘛不会再讲这样的话了。”我对甲日的承诺是保持警惕的，我说：“我愿意相信达赖这个话是无心的，是在传话过程中出现了误解。我也可以今后不再主动讲这个事情。但并不是说我满意了，而是从改善关系的大目标出发，我把个人名誉受损放在次要位置。我希望你回去后向达赖汇报时把这件事再次讲清楚。”但是甲日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达赖在今年8月10日，以及这次在澳大利亚，又重复了这个谎言，而且可以预料，他将继续撒这个谎。记者：您今天把事实真相摆出来了，您认为作为当事人，甲日等会承认吗？朱维群：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达赖怎样反复造这个谣，甲日等人却始终不发一言。这说明甲日等人不想或者无力纠正达赖的行为，同时也不愿意为达赖作伪证。2006年那次谈话开始时甲日提出，“因为有责任回去后向达赖喇嘛原原本本汇报，希望能录音”。我当即表示，“为了使达赖方面更清楚地了解中央的态度，加强理解、沟通，技术问题并不重要”，同意了他的请求。此后每次接谈我都允许甲日等人全程录音，所以甲日手中保有我2006年以后每次谈话的完整记录。如果我有朝一日写回忆录，也许还要向甲日先生借录音带呢。我希望甲日先生此时有勇气说出真相，避免他的“尊者”继续犯错误。记者：达赖反复造这个谣想达到什么目的？朱维群：他想为走出当前面临的政治困境找个台阶。达赖集团一手制造去年拉萨“3•14”暴力犯罪事件，以为有西方一些势力支持，可以通过“绑架”北京奥运会，迫使中央同他谈“大藏区高度自治”问题，取得“西藏独立”的“实质性”突破。他的那套主张具体体现在去年第三次接谈抛出的所谓“全体藏人真正自治的备忘录”，结果是被我们全面驳回。我们明确指出，“尽管‘备忘录’借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句进行了包装、点缀，但是从标题到内容还是‘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也就是我们早就指出的‘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还是‘西藏独立’那一套，与中国宪法是根本不相容的”。这就从根子上把他的那套给否定了。这个时候，达赖特别需要表白他这一套诉求是有理、合法的，而最方便的莫过于谎称中央的代表已经承认他“没有寻求西藏独立”。这样，他就可以把“出尔反尔”的罪名加给中央，争取舆论同情，并防止自己集团内部人心涣散。记者：达赖如此损害您的个人名誉，您是否很愤怒？朱维群：谈不上愤怒，因为说谎是达赖一贯的行为方式。比如“3•14”事件中，犯罪分子当场杀死无辜群众18人，打伤数百人，他却能说成是“和平表威”；事件中“以纯”服装店5个少女被活活烧死，他还诬蔑被害人是妓女；前不久他还在散布事件中杀人放火的事是解放军化装干的；今年3月他又针对杨洁篪外长的批评，发誓声称他从来没有说过“解放军应该撤出西藏”、“非藏人都应该从西藏迁移出去”的话。这些谎话虽早已被事实戳穿，但他从不改口，照撒不误。达赖此番造我的谣，虽经我们反复澄清和耐心等待，而他仍然顽固坚持将谎言进行到底，这就送给我现在向舆论说出真相的充分理由。也可以说，他促成了一件“好事”。答记者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2010年2月2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发布会，请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等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郭卫民：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发布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先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先生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向大家介绍近期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请朱维群副部长介绍。朱维群：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发现这次来的记者比2008年11月份那次来的多，我很高兴。现在我向各位介绍这次我们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主要情况。朱维群：1月26日至31日，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及其助手一行5人回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接见了他们，我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谈话。此外，还安排他们到湖南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时，全面介绍了中央政府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国人民共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的情况，介绍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情况。指出，这次会议确定了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突出彰显新世纪以来西藏工作的辉煌成就，突出西藏实现全面小康的各项任务，突出保障和改善西藏民生，突出西藏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突出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杜青林副主席指出，达赖喇嘛如果真正希望接触商谈取得进展，真正希望与中央改善关系，就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彻底反思，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杜青林副主席着重从四个方面对达赖喇嘛提出要求，即：国家利益不容侵犯，主权和领土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商谈的空间，不可能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宪法准则不容践踏，所谓的“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明显违反中国宪法，只有彻底放弃，接触商谈才有基础，达赖喇嘛本人才有出路；民族尊严不容诋毁，如果达赖喇嘛继续在国际上从事反华宣传和破坏活动，缺乏基本的尊重和诚意，接触商谈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不容背离，西藏各族人民倍加珍视安定局面，任何形式的渗透破坏活动都不可能得逞，只会给接触商谈设置障碍，只会使达赖喇嘛更加孤立。我们在与甲日一行谈话时首先指出，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至今已有1年多时间，这是从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在2008年11月的“西藏前途特别大会”上公开宣布停止与中央的接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并没有把接触商谈的大门关上，而是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此次根据他们的请求安排这次接谈，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诚意和一贯态度。上次接谈时甲日一行递交了一份“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故意用晦涩不清的语言，企图以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语对“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进行包装，其实质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我们对此进行了严正批驳。这次他们又递交了一份“对备忘录的阐释”，声言对“备忘录”不作只字修改，不作任何退让，特别是继续坚持“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声称要同我们讨论“西藏问题”、“600万藏人的福利问题”。对此我们严正指出，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此，原西藏地方政府因发动武装叛乱，早已被中央政府依法解散，叛逃到印度的人员纠合组成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是违反中国法律的。1964年12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其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达赖集团这个伪政府一日不解散，伪宪法一日不取消，他们就一日处于与中国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相对立的位置，他们就属于违抗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甲日一行没有同我们讨论西藏自治区事务的任何合法身份，他们只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要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个人最多加上周围一些人的前途问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放弃一切分裂祖国的言行，取信于中央，取得全国人民谅解的问题。中央对达赖喇嘛及其集团的态度在五十年前就讲清楚了，对“备忘录”的态度在一年多前也讲清楚了，没有任何含糊之处。甲日一行应该做的是改正错误，而不是重抄“备忘录”的内容，搞什么故弄玄虚的“阐释”。我们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方面真正希望改善与中央的关系，首先要收敛其种种反对中央的言行，但是仅上次接谈以来，他们继续公然勾结各种分裂主义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极力破坏国内社会稳定，诬蔑损害国家形象，干扰我国家领导人出访，损害我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达赖喇嘛甚至反复公开宣称“我是印度之子，这是无可质疑的”，他应当就此作出澄清。我们强调，与达赖喇嘛改善关系是中国内部事务，外人绝无置喙余地。然而达赖喇嘛仍然频繁在国际上到处活动，寻求外国人支持。这种行为，实际上使他在国际上扮演了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只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反感，给接触商谈制造障碍。中央对达赖喇嘛的基本要求还是那几句话，即：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及周围人的前途问题进行商谈。达赖喇嘛今年已经75岁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正视现实，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的选择。下面，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欢迎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郭卫民：好，下面我们开始提问，刚才朱部长说了，提问的时候还是报一下所代表的新闻机构。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朱维群副部长，这次接谈是否和前几次一样仍然处于僵持的状态，您对这次接谈有何评论，对今后接谈的前景您如何看待？朱维群：这次接谈同以往每一次接谈一样，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尖锐的对立，已经成为接触商谈的一种常态，这是因为我们双方在立场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我想这次接谈还是有成效的。第一，这次我们安排他们到湖南参观毛主席旧居，参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使他们对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第二，间隔一年多之后，杜青林副主席再次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国家当前建设的情况，60年大庆的情况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情况，这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当前中央的方针政策。杜青林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同志来接见他们，这个规格是相当高的。第三，我们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谈话，尽管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是交锋不完全是消极的，因为这使我们双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分歧在哪里、分歧有多大，这样的交锋有助于达赖喇嘛了解自己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我每次在接谈谈话前都提议，双方不管对方的话多么尖锐和多么不中听，都要把对方的话听完，这一条得到了很好的实行，效果不错。第四，这次接谈和上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2008年11月份的接谈将结束的时候，甲日先生因为我们全面把他的“备忘录”顶回去了而非常的不高兴，表示今后谈不谈就说不清了。但是这一次他很诚恳地再一次提出，希望下面还要谈。我想这个态度比上一次来说是好的。关于接谈的前景，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这个门一直是开着的。但是，想跟我们谈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即“半独立”、“变相独立”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还是坚持要谈所谓“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代表”这套东西，而拒绝谈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那么我们的接谈就只能继续保持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的状况。我们希望达赖喇嘛方面不要再发生2008年11月他们“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做出不再和中央接谈那样错得太远的事情。路透社记者：我想问的是，如果今年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的话后果是什么？他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中美的关系？朱维群：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借达赖喇嘛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这个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不可动摇的。据说，美国领导人近期可能有会见达赖喇嘛的安排，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如既往地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我认为，如果美国领导人做出这样的举动，一是叫做无理，二是叫做无利。达赖喇嘛根本就不是如同有些人说得那样，仅仅是一个什么宗教人士，我刚才讲了，他是一个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的头头，他领导着一个伪政府，这个伪政府还有一个伪宪法，这个伪宪法规定达赖喇嘛是这个伪政府的最高政教首领，我希望不知道达赖集团这个伪宪法的人去查一查。每当有外国政要以达赖喇嘛是宗教人士为由会见他的时候，我都感到不可理喻。无视事实，无视达赖喇嘛的伪政府、伪宪法的那套东西，硬说他不是政治人物，这道理说得过去吗？此类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美国领导人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又和那个伪政府的头头达赖喇嘛发生这种关系，完全违背国际通行准则，是对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这就叫做无理那什么叫无利呢？中美关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发展这种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有利，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这样一个严峻的任务面前，发展巩固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领导人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会见达赖，破坏两国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渡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好处吗？是为无利。我们中国人很看不起一种行为，叫做损人利己，而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行为又等而下之，叫做损人不利己。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把美国的政治资源、财富资源，乃至引导一部分人群的同情心，投注给达赖这样一个代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人物身上，而又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委实不划算。中国人不会对损害自己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行为视而不见。邓小平同志说过：谁也不要指望中国人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我们非常的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当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有关的国家认识到这一点。香港文汇报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斯塔副部长的，近年中央与达赖做出多次的接触，达赖也作出了多次的承诺，您认为他们是否信守了承诺？斯塔：2008年11月杜青林副主席在接见达赖私人代表的时候，明确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是西藏最大的政治现实，否定“三个坚持”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达赖喇嘛方面曾经表示尊重中央政府提出来的“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并没有兑现他们这个承诺。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去年5月5日达赖喇嘛在纽约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已经60年了，该是退休的时候了。8月2日，达赖喇嘛在接受一家境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再一次宣称：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经60年了，而60年是到了退休的年龄。那么，请问这是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又比如，去年3月，西藏各族人民欢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50周年，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方面组织一些人在我30多个驻外使馆门前滋扰。去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中华民族非常盛大的节日，而达赖喇嘛方面在这前后又纠集一些“藏独”分子在我驻外使领馆表威、骚扰、滋事。去年一年，达赖集团先后纠集一万多人次在我40多个驻外使领馆不断进行骚扰滋事活动。去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达赖喇嘛7月9日发表声明说“对近日以来东突厥斯坦局势深感痛心”。大家都知道“东突厥斯坦”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是分裂主义分子炮制出来的。达赖喇嘛故意使用这样的称谓，其用心昭然若揭。去年9月11日，达赖喇嘛还和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热比亚在捷克同台参加所谓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单独和热比亚会晤，事后达赖喇嘛还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对热比亚的支持。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方面口头表示尊重“三个坚持”，但是在行动上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分裂社会主义中国、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我们注意到，达赖集团在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时候，经常盗用“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打着“西藏真正自治”的招牌。在这次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过程当中，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尼玛次仁先生和我都已经非常明确地给他们指出，他们代表的不是西藏人民的利益，他们代表的只是被西藏人民推翻了的旧西藏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的利益；他们要的也不是什么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而是要恢复他们对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要剥夺西藏人民来之不易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今天来了很多境外媒体的朋友，我们殷切期望各位把尼玛次仁主任和我刚才讲的最后这番话，介绍给更多的人。朱维群：斯塔副部长讲得非常好，我补充几句话。达赖喇嘛远的不说，就从2008年11月接触商谈这一年多里，他对于几个话题非常的心爱，喋喋不休的讲。一个叫做“共产党应该退休”。一个叫做“2008年拉萨发生的“3•14”事件是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策划、而嫁祸给他们流亡政府”。一个是我们说的藏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他说“这是印度的领土”。还有一个叫做他是“印度的儿子”。如果要列举的话，我这里厚厚的一大本。这些话和他说尊重中国共产党、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一致吗？这样的言论和行动怎么改善和中央的关系？所以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言行一致，不要再弄说一套、做一套的习气。斯塔副部长和我列举的以上达赖喇嘛言行，全部都是从达赖集团自己办的媒体和西方一些同情他的西方媒体刊载材料当中摘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出自我们的媒体。美国之音记者：有两个问题，刚才在您的回答当中，您说在上一轮的接谈当中，你们方面是全盘驳斥了或者拒绝了甲日•洛迪所提交的“备忘录”。我想请问，在什么样的问题上，中国中央政府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不然的话，达赖喇嘛方面怎么会愿意继续和你们进行下一步的接谈？第二，在您的介绍当中，对达赖喇嘛除了批评还是批评，那么我想请问，既然你们对达赖喇嘛只有批评之词，为什么还愿意和他们继续接谈下去呢？朱维群：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他自己并不隐蔽，除了那些漂亮话之外，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是公开的，这些都涉及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涉及我们国家的尊严，是不可以谈的，我们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的。但是，为什么还要谈？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尽管达赖喇嘛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到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70年代末，他仅仅讲不想搞“西藏独立”了，我们中央就开始了和他的接触商谈，请他身边的不少人到内地和西藏参观。尽管达赖集团一手策划了80年代末拉萨骚乱，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是当他后来表示愿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解决问题，我们又同他恢复了接触商谈。难道这个诚意、这个灵活性还不大吗？难道对达赖喇嘛照顾还不够吗？非要把我们的国土让一块给他，非要他回来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搞什么“大藏区”、“高度自治”，才算我们做出让步吗？对于他们提出的先是“备忘录”，后是“阐释”，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开导。2008年11月那次接谈当中，我对甲日先生说，我们不会和你们讨论什么“西藏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对你们这个“备忘录”进行检验，目的是看你们是不是放弃了“西藏独立”，回到了爱国的立场上来。为此，我们对这个“备忘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且专门从七个方面指出这个“备忘录”是一个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反对宪法的东西。这种批评本身就表达了我们的诚意和耐心，而本来我们是可以对这个“备忘录”完全置之不理的。但是这一次接谈，甲日先生又把这个“备忘录”原封不动地搬到我们面前，那么我们除了批评，还是批评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挨中央的批评，那很简单，放弃他的一切“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的幻想，满足中央给他提出的这些要求，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表扬了。中新社记者：在昨天发布的有关杜青林副主席接见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新闻稿中谈到，我们介绍了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的发展和战略目标。我想请尼玛次仁副主任谈谈对于西藏地区发展的评估和未来前景的看法。尼玛次仁：经过民族改革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西藏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小康，西藏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去年我们西藏自治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1％，农牧民平均纯收入增长了13％。农牧区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已经有23万户、123万农牧民住上了新房，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全面的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的发展。目前，我们西藏的社会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良好，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朝佛的朝佛，一切生活正常。老百姓盼发展、思稳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已经成为我们全区人民的共识。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去年到西藏的国内外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我们接待游客已经达到556万人次，旅游收入已经达到52.4亿元，创下我们历史最高水平。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我本人就参加了三次。中央对西藏的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比如2001年到2008年期间，中央财政向西藏转移支付已经达到1541亿，占同期西藏总财力的93.7％，也就是说，西藏每花100元钱，有90多元钱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十几年举全国之力支援一个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作为一个民族干部很受感动。本人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刚刚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们西藏人民的殷切关怀。会议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为推进西藏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了战略的部署，是确保西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问我今后西藏的前景如何，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特殊关怀，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和全区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到2020年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南华早报：如果达赖方面坚持对“备忘录”不做任何修改的话，还会有下一次的会谈吗？下一次的会谈大概在什么时候呢？这次的会谈是北京方面提出来的吗？朱维群：我们说过了，我们的这个门是不会关上的，除非发生他公然宣布“西藏独立”这类的事情。2008年11月“流亡藏人特别会议”，有一个“决议”，其中宣称如果接谈没有什么结果，不排除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搞“西藏独立”。所谓的“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声称，他们搞“中间道路”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利搞“西藏独立”。很清楚，达赖集团的有些人不是不想搞“西藏独立”，做梦都想搞“西藏独立”，但是他们知道现在力量对比不允许，形势不允许。而一旦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诸位等着看，他们会说什么，干什么。目前情况下，我们接触商谈的门还是开着的，是不是有一天达赖喇嘛自己再度把这个门关上，那我就不知道了。会不会有下一次接谈，这关键要看达赖喇嘛的态度。刚才记者问到这一次接谈是谁先提出来的。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在他们做出停止接触商谈这个决议之后，还指望我们去找他们要求接触商谈吗？奥地利《侧面》杂志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三位先生一直强调，西藏自治区政府是唯一可以代表西藏人民立场的政府，请问西藏自治区政府有没有调查过西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藏族人民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关于“西藏问题”怎么理解？第二，朱副部长刚才提到达赖喇嘛已经75岁了，他的一些接班人很可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更强烈的方式。那么三位先生怎么了解达赖喇嘛接班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会不会担心达赖喇嘛去世之后“西藏问题”会更难解决？尼玛次仁：我对第一个问题做一个回答，然后请斯塔部长做补充。你刚才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西藏人民的唯一政府，我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前面有一句话，我们西藏老百姓认为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这在全区人民当中已经有了共识。越来越多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藏民，认为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他是一个打着宗教的幌子，长期搞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集团的头子。我们有关方面曾经作过民意测验，我们在有关方面媒体也公布过这个数字。我们在接谈过程当中，面对面的时候，亮明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斯塔：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问到，你们了解西藏人民的想法吗？前不久刚刚召开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了筹备好这个会议，真正了解西藏老百姓，特别是农牧民群众在盼什么、想什么、中央怎么帮他们，去年一年，中央先后有300多批省部级干部带队的调研组去了西藏的七个地市，有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藏去调查研究。我作为在中央部门工作的负责西藏地方重大政策问题研究的干部，经常到西藏自治区和其他所有的藏族自治州。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西藏老百姓、藏族老百姓最盼望的是安居乐业、红红火火过日子、一心一意奔小康。他们非常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非常害怕政教合一的制度再回来，他们不愿意再当农奴，不愿意得到的基本人权再次被剥夺。他们也深深地知道，只有祖国强大、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才有他们的幸福生活，才有西藏的发展进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心愿。朱维群：刚才记者问到达赖喇嘛去世以后“西藏问题”会不会更加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回答记者提问的习惯是“迎头相撞”，对这个问题我会同样给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我们在这里开新闻发布会，议论这样一位70多岁的老人去世以后会怎么样，首先我感到不太礼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议论年长者何时辞世的问题。达赖喇嘛可是见过毛主席的人，我们希望他长寿，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解决他自己的前途问题。他应该认识到，现在有一些势力、有一些外国势力，捧着他、抬着他，实际上不是为他好，实际上是坑了他。有些外国势力怂恿他搞分裂活动，从1959年叛乱算起，这也是50多年了，达赖喇嘛除了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得到了什么呢？西藏的现在也好，西藏的未来也好，是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决定的，不会因为达赖喇嘛“走”和“不走”而改变。这个“走”当然不是“走路”的“走”。有些好心的朋友问我，如果达赖喇嘛有一天“走”了，会不会在境外藏人当中暴力恐怖势力抬头。我们和境外的藏族同胞有着广泛的联系，深知境外藏族同胞绝大多数人想在国外过一个安生日子，希望和国内的亲戚、朋友经常往来，还有的希望为西藏的建设出一点力量，他们根本就不会支持什么暴力恐怖活动。这一点请国外的朋友们放心。当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的人想采取一点暴力恐怖，但是我曾经说过，看看历史吧，搞暴力恐怖有过什么好果子吃？全部都以失败告终。我要善意地提醒他们，如果有人敢动暴力恐怖的主意，首先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帽子就戴不长了，他就会被归为“暴力恐怖势力”的范围了。倒是达赖喇嘛身边的这些人，应该考虑考虑您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天，这位老人“走”了以后，他们该怎么办？郭卫民：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在伊斯兰教解经工作十周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总结经验拓展解经工作新领域（2011年4月25日）今天，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隆重举行解经工作十周年总结大会，总结和交流伊斯兰教解经工作取得的成绩，全面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以推动中国伊斯兰教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界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宗教界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同志和中央统战部，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向为解经工作作出积极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刚才，贾庆林主席亲切会见大家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解经工作取得的重大成绩，对今后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10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通过开展以讲新编卧尔兹为主要形式的解经工作，教育和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高举爱国爱教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伊斯兰教解经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继续积极引导宗教界做好解经和讲经工作，规范宗教界人士的讲经内容和形式，把伊斯兰教教义中含有的和平、团结、爱国的思想贯穿到解经、讲经、学经之中，抵制和消除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贾庆林同志也强调伊斯兰教解经工作“是一项强基固本的工作，是一项团结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有意义的工作，是一项与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争夺群众、争夺人心的有成效的工作，是一项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新意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要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是对我们继续做好解经工作的巨大鼓舞和鞭策。解经工作是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益的探索。10年来，解经工作始终坚持遵从经典，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言之有据，准确阐释，正本清源，解疑释惑，引导穆斯林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坚持爱国爱教的正确方向，认真学习宣传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积极投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发展经济，勤劳致富，倡导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实现“两世吉庆”；有力驳斥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歪理邪说，同一切破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势力和行为作坚决斗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人们不会忘记，在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伊斯兰教界通过阐释防止传染病的经训和教法，协助政府妥善处理“非典”亡故者的殡葬问题，为有效控制疫情做出了特殊贡献；在乌鲁木齐“7·5”事件中，伊斯兰教界旗帜鲜明地反对暴力恐怖活动，不仅没有一个清真寺和教职人员参与违法活动，而且还积极救助受害群众，协助党和政府恢复社会正常秩序，谱写了民族团结的赞歌；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筹办过程中，伊斯兰教界协助政府解决国内外穆斯林宗教生活需求、清真饮食等重要问题，为国家博得荣誉；以及每年为杜绝零散朝觐、安排有组织有计划朝觐开展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一切，得到党和国家高度评价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扬，也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宝贵经验。支持和帮助伊斯兰教界进一步做好解经工作，是当前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希望中国伊协和伊斯兰教界的朋友们：总结经验，乘势而上。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的组织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总结解经工作10年来的经验，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使今后的工作更加自觉，更加富有成效。认真总结和坚持编辑出版四辑《新编卧尔兹演讲集》的成功做法，继续组织好全国卧尔兹演讲比赛；围绕推进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围绕伊斯兰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深化解经工作；充分调动和发挥宗教界人士、专家学者等各方面的积极性，不断拓展新形势下解经工作新领域。伊斯兰教经典内容丰富，思想深邃，但目前对经典的阐释还只涉及一小部分，仍需要继续深入。加强组织，健全机制。解经工作是我国伊斯兰教界的共同使命。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要加强领导，认真组织，统筹协调，充分调动各地伊协、清真寺、伊斯兰教界人士以及广大穆斯林群众的积极性，建立一支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具有较高政治水平和宗教造诣的解经骨干队伍。还要加强与国际伊斯兰教学术界的友好交往，学习和借鉴别国有益的经验，为我所用。着眼长远，做好规划。解经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非一朝一夕之功。希望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制订长期规划，明确阶段目标，确定当前任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和广大穆斯林新的需要，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让党和政府满意、伊斯兰教界人士满意、穆斯林群众满意。今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安康，每个人都有责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将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支持伊斯兰教解经工作深入开展，把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为中国伊斯兰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出更大贡献。在第三届中国西藏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2011年8月20日）第三届中国西藏文化论坛是协会继2006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西藏文化论坛、2007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西藏文化论坛之后举办的第三届。这届论坛以“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作为主题，将举办地选在拉萨，目的是给各位提供更直观、更全面了解西藏和西藏文化的机会和便利。我们相信，这次论坛对于加强国内外学者的联系，相互学习借鉴研究成果，使中外更多的人关心西藏和西藏文化的一切，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将起到有力推动的作用。西藏文化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是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应有之义，是中国民族和文化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2004年6月，由已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出面，联络社会各届关心、热爱西藏文化的知名人士，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2007年，协会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2010年协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帕巴拉·格列朗杰先生为会长。协会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等优势，充分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广泛动员理事和社会各界力量，为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为促进西藏各民族团结和睦、繁荣进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我们先后就布达拉宫、大昭寺、萨迦寺、古格遗址等重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以及藏文《大藏经》等文化典籍的整理向政府建言献策，争取政府加大投入，取得积极成果；多方筹集资金修复北京西黄寺和甘肃拉卜楞寺菩提苑，推动藏文《大藏经》的对勘工作和《格萨尔王》、《西藏壁画全集》的搜集、抢救与整理工作；作为固定项目，协会每年都要资助一批藏语优秀教材出版，资助一些藏族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我们先后在北京、拉萨、台湾及美国、日本一些城市举办“新西藏”、“格萨尔千幅唐卡”、“西藏文化周”、“西藏艺术与考古”等西藏文化文物展；与有关学术机构联合举办“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藏学珠峰论坛”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和尼泊尔加德满都成功举办第一届、第二届中国西藏文化论坛。我们主持或支持举办大型文艺晚会“走向阳光”、拍摄电视剧《茶马古道》、《格达活佛》、《雪域天路》、电视专题片《布达拉宫》、《雪域文明》；出版《藏语300句》、《图说西藏古今》、《慧眼照雪域》、《西藏24小时》等一批有影响的影视文化作品。我们先后组团参加了联合国公共新闻部非政府组织年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德班会议、“亚欧人民论坛”等非政府组织会议；组织多批西藏的文艺、学术、医药、宗教代表团出访亚、欧、美洲十几个国家，与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邀请美国、英国、比利时、瑞典、印度、蒙古等多国友好人士和新闻代表团访华并赴西藏实地参观考察。除文化活动，我们还积极组织社会公益活动，仅“同心·共铸中国心西藏行”一项活动，就组织300名内地医务工作者赴西藏义诊巡诊17300多人次，捐赠价值775万元的药品，年内将为60名西藏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实施免费救治。特别要指出的是，许多理事运用自己的资源和专长，在众多领域主动为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办了许多好事实事。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工作起步不久，我们所做的工作与国内外各界朋友的期望相比还有很大距离。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加大力度，拓展渠道，更好调动理事们的积极性，团结各方力量，推动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事业不断蓬勃发展。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和中国文化走向新的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认识西藏文化的地位和现状，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需要大家共同探讨。我在这里谈几个基本观点请各位批评。第一个观点，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青藏高原自古就是中华各民族生存、繁衍、流动的大舞台。西藏现有人口300万人，其中藏族271.6万人，此外，还有门巴、珞巴、蒙古、回、纳西等少数民族和汉族。他们世代在西藏居住，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都为西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当然以藏族的贡献尤为突出。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与西藏相邻地区，尽管与西藏的居住自然环境、社会历史进程、语言生活习惯等存在差异，但同为青藏高原的一部分，那里的各族人民对西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贡献。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也给予特殊的关注。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原地区对西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极为重要影响。自古以来西藏与中原交往就十分密切，“茶马互市”、文成公主入藏、佛教传入等，只是其中最为世人知晓的一部分。元代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直接行政管辖以来的七百年中，西藏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与中原联系更加密切，形成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西藏文化的每一种形态，包括语言文字、哲学宗教、藏医藏药、天文历算、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建筑美学、雕塑绘画、工艺美术等，无不清晰看到中原文化广泛而深刻影响。同时，西藏文化也对中原文化不断输入新的内容和新的样式，做出重大贡献。因此，我们研究西藏文化，必须以其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为前提。否则，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二个观点，西藏文化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年，六十年来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特别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被推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西藏文化的发展打碎了桎梏，扫清了障碍，注入了活力。西藏文化从此不再为少数上层所独占，而变为各民族群众所共享。六十年来，国家在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对西藏文化进行了有效保护并推动其发展。藏语文得到很好的保护使用，根据国家法律，西藏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政策法规文件、各种公共场所的标牌和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均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西藏大中小学全面推行双语教育，藏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括电子计算机中都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规范化、标准化。西藏文物古迹得到修缮和保护，国家已修复开放了1700多座寺庙，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拨款近7亿元用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大昭寺等维修工程。“十二五”期间，国家仅用于西藏文物保护的专项经费即达8.2亿元，还有望大幅提高。各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正常宗教活动依法受到保护。西藏民族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群众日常生活中民族习俗元素保存之完好，可以同世界任何地方相媲美。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抢救，国家投入巨资整理和出版史诗《格萨尔王传》，设立天文历算等6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3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其中有10人就在我们会场），227人成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西藏文化不仅没有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被现代化的浪潮所淹没，而且展示出新的特色和前景。去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把西藏建成“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好历史名城名镇名村及全国其他地方涉藏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弘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创新、发展”。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这一方针，为西藏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和保证。第三个观点，西藏文化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文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改变而发展、改变。脱离社会生活现实而停滞、凝固的文化可能有其书斋研究价值，却难有生命力。目前世界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有一类是“保留地方式”或称“动物园方式”，即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把少数民族固定在狭小的区域，任其保留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全然不顾这个民族的发展和未来；还有一类是“博物馆方式”，即对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搜集、整理放进博物馆，作为一种曾经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展示，而对现实生活中这种文化的延续和前途并不加关心。中国保护包括西藏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其基石是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方针，即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和进步，与汉族一道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重视对少数民族以往文化包括古籍、文物的搜集整理、修缮保护和展出，同时也注重尊重和保护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传承、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推动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保持其勃勃生机。西藏传统文化产生于旧时代，必然带有旧时代的烙印，必然有一些同封建农奴制相联系的东西，这些东西应当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消失；而那些进步的、向上的、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东西，则应当也必然会得到继承和发扬；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还要不断创造出过去没有的、反映新时代新社会的文化内容与形式。今天世界上一些国家，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只有到博物馆、图书馆或节庆日才能看到，而在中国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不仅在以上场合，而且在大街小巷、农村牧场，在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就能看到。这是我们值得引以自豪的。西藏正在祖国大家庭中不断前进，西藏文化的价值和独特魅力正在被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感悟。我们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为西藏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全国、全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时也为西藏各族人民更多享有全国、全世界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做出更大努力。在西藏佛学院开院典礼上的讲话（2011年10月20日）尊敬的帕巴拉·格列朗杰副主席，朋友们、同志们：西藏佛学院竣工落成和开院是西藏宗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宗教界的一件大事。我十分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庆典。在此，我谨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同志，代表中央统战部，向西藏佛学院竣工落成和开院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西藏佛学院建设的中央有关部委，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佛教协会，向帕巴拉副主席，以及珠康活佛为院长的全体教职员工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借此机会，我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一、建设西藏佛学院是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藏传佛教工作，关心藏传佛教界特别是爱国爱教骨干力量的成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党就十分重视发挥藏传佛教界爱国力量的作用，十分重视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人士队伍。十世班禅大师、帕巴拉·格列朗杰副主席等都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藏传佛教代表人士的培养逐步走向规范化、现代化。1987年，由十世班禅大师倡导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北京成立，开创了藏传佛教学院式教学的先河，今天在座的珠康活佛、那仓院长等很多高僧活佛都曾在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学习深造，目前藏传佛教很多佛协理事、民管会主任、寺庙堪布、活佛等都有在佛学院接受系统学习的经历。2003年以来，胡锦涛、贾庆林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做好藏传佛教僧人的培养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批示。2004年，经过广泛征求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的意见，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拓然巴”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正式设立，成为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至今已有6届66名学员顺利毕业并获得“拓然巴”学位。但总体看，新一代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在数量、结构、素质上与时代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特别是政治立场坚定、宗教学识高、道德品质好、在信教群众中有较高威望的代表人士还比较缺乏。一些地方已有的佛学院院舍老化，教学设备落后，同时受限于师资和经费原因，很难承担繁重的培养任务。有的寺庙私办“佛学院”，无序扩张，秩序混乱，甚至成为不稳定因素。建设好西藏佛学院是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抵御达赖集团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需要。我认为，建设包括西藏佛学院在内的藏传佛教佛学院，应该努力实现以下目标。一是推进藏传佛教学经制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规范化、现代化。传统的经院式学经方式有其特色和优点，但是由于缺少变革，离时代进步的要求越来越远，学经内容陈旧、学习方式僵化、学衔制度不健全，制约了僧人宗教造诣的提升，也制约了藏传佛教与时俱进。时至今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科学管理和教学方式的长处，走规范化、现代化的道路已经势在必然。20多年前，十世班禅大师就以远大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佛学院学习制度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学经制度，在吸收传统经院式学经优点的基础上，结合了现代学院的学习管理制度，有利于对学僧进行集中规范教育管理。佛学院授课内容宽泛，既开设有传统的佛学经典课程，又安排有社会科学、法律、历史、国际政治等知识学习，有利于开阔学僧视野，结合现代科学、时政，深化对佛学经典的深入思考。同时，佛学院作为一个交流平台，可以延请各派别高僧、各领域专家学者来此授课、交流，有利于宗教界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弘扬藏传佛教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优良传统，推动藏传佛教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二是更多更好培养藏传佛教优秀僧才。藏传佛教佛学理论博大精深，同时涉及哲学、文学、医学、天文、绘画、音乐、管理等众多领域。但传统上，寺院教育都是以师带徒的形式延续，培养能力有限，培养内容狭隘。佛学院作为综合性院校，可以根据培养对象的素质因材施教，根据寺庙的实际需要确定培养对象和招生规模。通常情况以培养研修佛学经典的高僧为主，同时还可以根据需要分批次培养不同对象，比如民管会主任培训班、活佛培训班、应用技能培训班等。各类僧才的健康成长，对于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变革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三是有效抵御分裂势力对宗教领域的渗透。长期以来，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号进行分裂主义活动，其中包括利用我们学经制度的弊端和缺点，采取“册封”宗教名位、“授予”宗教学位等手段诱骗僧人出境，严重干扰了寺庙正常的学经秩序，阻扰了优秀僧才的健康成长。寺庙有的学经班管理失控，成为达赖集团搞分裂破坏活动的急先锋和打手，有的僧人不惜偷越国境到境外“学经”，其中有些人又被派遣回国搞分裂主义活动。西藏佛学院的建立一方面解决了一些寺庙尤其是边远寺庙缺少学经条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学僧正确理解佛教真谛，走爱国爱教道路的问题。对于藏传佛教界学经、研修经典，我们一贯持支持和欢迎态度，但对于有人想利用学经搞坏藏传佛教，搞分裂破坏活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决反对。二、坚定不移地保持藏传佛教的正确发展方向藏传佛教历史悠久，经典浩如烟海，杰出人物层出不穷，是西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藏民族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藏传佛教被三大领主所控制，成为其欺压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当年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现在存在的被封建农奴制玷污的宗教是很不慈悲的”，“民主改革就是要去掉宗教中被封建农奴制玷污的东西，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传佛教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被推翻，寺庙的宗教特权和少数宗教上层对广大僧人的压迫被废除，一些明显有碍社会发展的东西被清理，寺庙学习传承制度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不少高僧大德在历史巨变的重大关头，做出了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的正确选择，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推动藏传佛教顺应历史潮流。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十世班禅大师就要求僧众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既爱民族又爱宗教，僧要像僧，寺要像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全面提升。西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与全国一道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和四省藏区描绘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新蓝图。同时我们也看到，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残余势力，从其分裂主义图谋出发，极力阻止藏传佛教的任何进步和积极变化，企图把藏传佛教变成扰乱社会、分裂祖国的工具，其分裂主义行径不仅对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发展稳定造成很大干扰，也极大地损害了藏传佛教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在今天的形势下，藏传佛教面临着又一次历史性的选择。是同绝大多数寺庙、僧人所希望的那样与国家、人民一起前进，还是同极少数人所图谋的那样，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走前一条路，藏传佛教将为国家和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博得国家的赞扬、人民的尊重；走后一条路，藏传佛教只能是与时代潮流相违背，不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害，更将使自己丧失前途，成为十四世达赖个人的殉葬品。所以，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与国家、人民一起前进。为此，就要坚定不移地同达赖集团斗争，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就要自觉树立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自觉接受政府的依法管理；就要顺应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潮流，扎实推进寺庙民主管理工作；就要不断完善现代学经体系，开展藏传佛教佛学思想建设，深入挖掘藏传佛教教义教规中有益于国家、社会的积极因素，弘扬藏传佛教利益众生、护国利民的优良传统，革除不符合社会进步的陈规陋习，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热爱藏传佛教，果能如此，藏传佛教一定有无比光明的前途。三、努力办好西藏佛学院1982年，为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西藏曾办过佛学院，但由于受达赖集团在宗教领域分裂主义活动渗透的影响，加之管理有所欠缺，导致部分学员思想混乱，甚至出现了参与骚乱闹事的严重问题，于1996年被迫停办。所以，把佛学院办好可能比建一座佛学院更难更艰巨。我们要总结汲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努力学习借鉴其它宗教院校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爱国宗教界人士成长的特点和规律，以年轻一代僧才为主要培养对象，着力在提高政治素质、宗教学识、品德修养上下功夫，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打下坚固的人才基础。第一，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包括佛学院在内的我国各大宗教院校的生命线。西藏佛学院要始终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突出位置，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作为重要学习内容，让进入佛学院的各类学员通过学习不断增进对党的执政理念的认识，增进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增进对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认识，增强接受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牢固树立公民意识、法律意识、政府意识、奉献意识，为在宗教界长远发挥积极作用作好思想政治上的准备。由于佛学院同样面临抵御达赖集团渗透破坏的任务，在师资的配备、学员的选择上都要把好政治关、入口关。第二，努力提高学僧的宗教造诣。佛学经典是佛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如果佛学造诣得不到提高，难以让信教群众信服，佛学院也就很难称其为佛学院。要鼓励和支持学员向历史上的高僧大德学习，努力钻研佛学经典，并善于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学院要坚持文化知识和宗教学识并重，努力提高学僧的宗教学识和讲经传法的综合素质，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显密双融、学富五明的高僧大德。第三，不断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近年来少数寺庙和学经班戒律松弛，一些僧人追名逐利，违犯国家法律法规，严重损害了藏传佛教界的形象。因此，加强佛学院内部管理，规范学僧的言行举止显得十分重要。佛学院在内部管理上从一开始就要高起点、严要求，一方面，要努力挖掘宗教经典中与时代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和清规戒律，教育和引导学僧以信为本，以戒为师，加强修持，严守戒律；另一方面，要吸收并运用现代院校的管理经验，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以制度建校，以制度管人。第四，形成和健全藏传佛教规范化的院校体系。西藏佛学院作为藏传佛教的一所综合院校，藏传佛教界有义务积极参与和支持其各项建设，佛学院也要在课程设置、师资安排、培养对象等方面为藏传佛教界开展相关工作创造条件。西藏佛学院还要理顺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与其他地方佛学院，与各大寺庙学经班的关系，探索建立完整、规范、上下衔接的藏传佛教学经体系和学衔制度，促进藏传佛教内部和谐、健康发展。西藏佛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希望自治区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西藏佛学院各项工作的指导，统战、宗教工作部门切实加强对佛学院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教材编译、招生教学、工作经费等各方面给予支持与帮助，推动西藏佛学院不断发展进步，建成为国内一流的宗教院校。朋友们、同志们，前不久，习近平同志率中央代表团入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带来了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在藏期间，中央代表团看望了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强巴林寺等寺庙和宗教人士，对藏传佛教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对藏传佛教界提出了殷切期望。我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有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大家的共同努力，西藏佛学院一定能开好头、迈好步，不断开拓前进，为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发展，为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做出应有的贡献。扎西德勒！美术家，上西藏去吧！（2011年6月17日）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际，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首都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美术作品展”开幕了，这是西藏乃至全国美术界的盛事。60年前的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争取国家统一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和统一，也为8年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从此，西藏焕发出勃勃生机，逐步走上团结、民主、富裕、文明的康庄大道。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给我们的美术工作者提供了深厚的生活源泉，带来了不竭的艺术灵感。出自不同时期西藏乃至全国画家之手的不同画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共同组成了一幅自然和人文、传统和现实、斗争和建设高度统一的历史画卷。这一画卷进一步激发了西藏各族人民创造新生活的激情，也使全国人民通过美术更加了解西藏，把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同西藏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一画卷通过吸收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扩大了审美领域，丰富了审美形式，为全国美术界输入了一股股清新的空气。如果说，中国老一代美术家从20世纪上半叶走上雪域高原，把那里的山川风貌和民情风俗介绍给了全国，那么，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代美术家自觉地用画笔反映西藏的变革和新生，赞美西藏各族人民的崭新生活，讴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从而使美术成为西藏发展与进步的一支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美术家在继续反映西藏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新的奋斗的同时，也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深入挖掘西藏传统文化的宝藏，探索急剧变化的社会给藏民族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寻求西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萌发的新芽。今天的美术创作中的西藏题材更加活泼生动、绚丽多彩，显示出无限广阔的前景。西藏仍然在前进，而且这种前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们向更多美术工作者发出呼吁：上西藏去吧，到那里寻找灵感，展示才华，为中国美术创造新的辉煌。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创新（2011年7月5日）党的工作创新，是指党的工作者根据党在各个时期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党的中心任务，通过工作和斗争的实践，提炼出新的理论、政策、措施，用于新的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我们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从来就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都不断赋予统战工作新的内涵，使之充分发挥法宝作用并保持自身活力。当前，统一战线无论是其外部环境还是其内部关系，都面临许多以往未曾遇到的变化和矛盾，这就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创新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在理论上、政策上、工作措施上不断有新的东西拿出来。否则，统一战线就会流于形式，就会丧失活力。创新源于实践。创新本质上属于人的认识活动范畴。正如人的认识活动离不开实践活动一样，创新同样离不开实践活动。毛泽东同志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统战工作的创新，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工作创新，第一步都是统战工作者投身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工作实践，以实践为基础和源泉，从中寻求创新的题目，把功夫下到实际工作需要、广大统战成员关心的问题上去；从中获取真实、丰富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提炼深化，形成新的认识；从中发现成功的经验，加以完善、提高，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乃至理论；从中发现错误和失当，加以反思和汲取，避免今后重犯。创新的第二步，则是通过实践来检验其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的有用。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统战工作任何创新，是否有价值，是否成其为创新，仅看其理论是否独特，词句是否漂亮，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关键要看其能否解决实际工作提出的问题，能否为中央分忧，为基层解难，能否推动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创新离不开继承。创新一方面来源于新的实践，一方面来源于对过去实践中产生的经验和传统的继承。前人经验和传统，在今天为间接经验，而在当时则仍为直接经验，是前人实践的结果。统战工作过去的经验和传统是一代又一代老统战工作者在不同时期艰苦实践中形成的，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有的时候，失败的经验更需要珍惜。今天的统一战线是过去统一战线的继续，如果没有对过去的继承，一切都从空白开始，那么就会失去其自身的确定性和立足的根本。各级统战干部要加强对统一战线历史的研究，掌握主要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重大方针政策的演变及其得失，把这些同我们自己从实践中获取的新鲜经验结合起来，从中总结、概括、提炼出规律性的、长远起作用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形势面前保持定力，不被一些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更有把握地应对问题和挑战。创新要依靠基层。我们讲统战工作的实践，既包括高层统战部门的实践，也包括基层统战部门的实践。而必须看到，基层承担着大量经常性工作，面临大量鲜活问题，经常要面对面地做人的工作，处于工作的第一线。基层是实践的主体，当然也是创新的主体。我们讲创新，一定要特别注意汲取基层同志的实践经验，尊重他们的工作成果，鼓励他们反映真实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尤其是不同意见。只有这样，创新才能具有广阔的视野和符合实际的招数。有句老话：“欲论朝中事，山中问樵夫”，这是说，评价政治、政策得失，要看它的社会终端效应，要问最基层的感受。同样，对统战工作所有创新成果的评价，都要增加基层同志的发言权。关于当前民族工作几个问题的思考（2011年）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民族、宗教工作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民族、宗教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国际方面，西方势力极力压制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民族、宗教问题是他们打压、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我们在民族、宗教领域遇到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几乎都有他们公开或暗中插手。在国内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但是，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对外开放程度的迅速提升，以及由此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了发展的巨大活力，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发展问题、民生问题、稳定问题、环境问题、党风问题，各种问题互相联系，解决的难度加大。而现代信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使用的普及，使成绩和问题、积极理念和消极理念、正确意见和不正确意见，都在极短时间公之于社会并放大化。总体上看，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增长，以及这种状态与一些国家社会制度改变后一蹶不振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各族群众更加珍惜我们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更加支持党和政府，从而使我们在解决和处置民族、宗教问题时有了更强的实力基础、更多的工作空间和宽松环境。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问题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都有可能通过民族、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敌对势力更极力加以利用，制造、引发事端以及群体性事件。这样一种形势，要求我们在考虑民族、宗教问题时必须更加全面，更加审慎，更加周到，更加深入，要求我们工作能力和水平有更快的提高。这里着重就民族工作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问题拉萨“3·14”和乌鲁木齐“7·5”事件后，一种舆论认为，国家给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大量帮助，但仍然出现闹事现象，由此质疑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优惠政策。我认为，首先要看到一些基本事实：近年出现较大规模闹事现象的仅仅是拉萨、乌鲁木齐等少数地方，全国绝大多数民族地区是稳定的；“3·14”事件、“7·5”事件在性质上是具有分裂主义背景的暴力犯罪事件，而其他地方发生的与民族因素有关的矛盾基本上属于由经济发展问题而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即使在拉萨、乌鲁木齐，参与闹事的也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是拥护党和政府的，是反对分裂主义的。所以，不能由于这两起闹事就对这些地方少数民族甚至整个少数民族有看法，就怀疑党的整个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大家公认的。仅西部大开发以来至2008年，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77899亿元，其中2008年比2000年增长5倍。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0多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9倍。但横向比较，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总体仍然比较滞后，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较大且有拉大的趋势，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不少地方“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甚至“吃饭难”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在干部群众中难免造成心理上的落差。有些问题，在一般地区就是个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在民族地区就可能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而到了西藏、新疆就可能成为分裂主义势力蛊惑人心的借口。民族地区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因素、历史因素，这些因素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且国家生态保护区又多设在民族地区，如果没有国家的特殊支持和优惠政策，很难在短期内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很难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我们讲的“全面小康”，不应仅仅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平均数的小康，而是各地、各族群众都能真实享受得到的小康。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支持帮助和优惠政策，仍然是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进民族团结所不可少的根本性保证。还要看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国家支持政策的效力，这就需要有意识地加大国家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各项措施的执行力度，处理好市场调节和国家政策导向两者的关系，使得更多的资源真正投向民族地区，使那里的群众真正受益。道理要两面讲。中华各民族间的支援和帮助从来都是双向的。自古以来少数民族开发了祖国边陲，守卫了国土，今天，我国2.1万公里陆地边境线大部分位于民族地区。因此，国家和发达地区支持民族地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意味着团结、稳定的问题，尤其是反对分裂主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了。发展是实现团结、稳定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重要基础，但在这个物质性基础上还要做很多事特别是采取政治性措施，才能实现团结、稳定，才能把分裂主义彻底打下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济上最困难时期并不是民族问题就一定严重，而发生严重问题的时候也并不一定就是经济、民生最困难的时候，比如近年“3·14”、“7·5”事件的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教训非常深刻。两国都有扶持发展程度较低民族的政策，力度也不算小，但政治导向不对，结果一切落空。如苏联搞加盟共和国制度，宪法规定各共和国有权通过“自决”自由退出联盟，原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十年后闹成真的了。南斯拉夫把各共和国、自治省的自治权力绝对化，甚至在中央一层搞各民族“轮流坐庄”，原以为有利于把不同民族拢到一起，没想到导致民族的分野越来越明晰和政治化，援助民族不情愿，受援民族不领情，民族间的矛盾和问题不但没有如制度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趋于消弭，反而不断加深，最终成为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我们在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及时化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必须毫不手软地整治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活动。要使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同时成为加快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对流的过程，成为促进各民族团结交融的过程，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民族地区每一项经济投入，都要赋予增强团结、维护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意义，都要考虑到产生经济、政治两方面效果。3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领域各种生产要素加快跨地域流动，这种流动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空前的，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积极、影响也最为深远的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容易，各民族关系更加密切，比如，各民族群众更多更广泛地混居，少数民族群众更加乐意学习国家通用语文。我们的政策取向应当是顺应这个趋势，深化这个趋势，使之不可逆转，使“三个离不开”不仅是一种愿望和倡导，更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从我国当前民族分布的现实出发，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中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考虑仍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存，但随着民族混居程度的加深，随着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有意识地向强调地域因素的方向引导。也就是说，经济支持要更多强调以自然环境艰苦、群众生活贫困等地域因素为标准，更多强调对贫困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所有民族群众的支持，比如“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计划”，而不是过分强调对特定民族的支持。包括对一些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也应作如此考虑。以地域因素为主要着眼点，国家大部分支持仍然会落实到少数民族群众，但是其社会政治导向作用却是不完全一样的。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建立单一制国家的基础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目的是从制度上消除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和真诚团结。在当时条件下，建立这一制度还有另一层深意，就是彻底摈弃从外国学来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等不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维护中国“大一统”政治传统。这一层用意，我们后来讲得不够。60多年的实践证明，当初这一重大政治抉择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成功的，为我们党维护国家统一，充分发挥各民族积极性，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完成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实现了国家整体利益与照顾少数民族利益的高度统一，与国家政治生活各方面紧密联系，与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社会现实不仅比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是比改革开放初期也有很大的变化。当初这项制度设定的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在各地的效果不完全一样，有的已经显示出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问题，与最初设计、制定时的目的有所偏差。因此需要结合60年来的经验，特别是结合新的社会实际，与时俱进，完善、充实这项制度。比如，更好地处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将两者有机结合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维护国家集中统一的实践之中，既要保障实行自治的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依法行使自治权，又要适应我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好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内所有民族的平等权利。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对少数民族享有某些优惠政策存有议论，如计划生育政策、升学加分政策。此类问题各地情况不同，政策尺度也不完全一样，需要具体研究、权衡。所有涉及民族政策的调整都极为复杂敏感，必须是渐进的，经过全面、慎重的研究，为群众所能接受。当前还有一种言论，指责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符合“民族自决原则”，应当允许搞“高度自治”、“联邦制”、“自主分离权”。这种言论主要来自境外势力，境内也会听到。对此，必须揭露其实质和危害性，坚决反对。三、关于民族意识和民族发展趋势问题民族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有民族就有民族意识，民族没有消亡，民族意识就不会消亡。这里讲的是中华民族大概念下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可以起积极作用也可以起消极作用，关键看教育和引导。积极的民族意识就是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珍惜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为自豪，愿意向其他民族学习，这样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一致的；而消极的民族意识则表现为看不起、不尊重乃至欺侮其他民族，在历史和文化的描述中自外于中华民族，这种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狭隘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背离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特定民族的民族意识视为消极甚至等同于分裂意识，人为地去加以消除，这样容易引发民族的对立情绪；同时也不能让任何的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这样不利于民族团结，甚至会成为分裂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总体取向应当是多讲各民族共同创建祖国大家庭，多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讲在近代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各民族共同捍卫祖国统一，多讲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民族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从而强化各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强化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而不是相反。讲到民族发展趋势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民族交融、融合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在民族工作领域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各民族的民族语言消失和全人类共同语言的形成，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实现的主要标志。而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也可称为民族融合。我以为这两种看法都成立，前者是讲人类社会民族的最终融合，后者是讲现实生活中具体民族的融合。如果要求今天就实现斯大林讲的融合，是错误的；如果认为后一种融合也是不能允许的，则也是不当的。关于这个问题，1957年周恩来同志有过重要论述，他用了一个更为敏感的词“同化”：“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回族是这样，满族是这样，其他民族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一些民族不断融合，一些新的民族又不断产生，这是普遍的、经常的现象。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历朝历代社会政治舞台上民族格局没有完全一样的。如果不是北魏孝文帝主动推动自己的鲜卑族与中原民族同化，就没有后来隋的统一和唐的盛世，中国历史就得改写，也许现在还是“五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我们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融合。我国的民族工作史上对于这个问题有过深刻教训。1958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民族工作刮起了一股“民族融合风”，完全忽视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搞“一刀切”、“齐步走”，民族自治地方被随意改变和合并，有的地方强行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使民族关系受到了很大损害，结果不是推进而是有损融合。但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并不是要我们无所作为，放弃引导、促进的责任，更不是用行政手段阻止融合，使民族的区分凝固化。建立在自觉、自愿、自动基础上的融合，应该是允许的，何况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民族之间更多的交流、交往、交融创造了空前的有利条件。融合、交融不是“汉化”，而是各民族的优点、长处为大家共有共享，各民族的一致性增强。要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取向，促进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要素的大流通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使相互间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无论是从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来说，还是从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一致性来说，都有必要抓紧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我以为，今天尤其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实施这一法规。四、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加快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广东共有少数民族210余万人其中外来少数民族已经超过150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1倍多，主要居住在珠三角城市。浙江常住少数民族人口才39万人，而外来少数民族暂住人口达93万人。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在东部赚到钱后反哺西部，或帮助解决家乡的贫困问题，或在家乡置办事业带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对东部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多，在经商、置业、教育等方面希望当地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带有本民族特点的需求也明显增多，如穆斯林宗教习惯和清真饮食、丧葬风俗等需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的主流是积极的，它为东部带来劳动力、带来西部文化，同时也为西部带回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种种新观念，增加了各民族相互学习、了解的机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也发生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东部多了一些带有民族因素的矛盾和纠纷，加大了城市管理、民族宗教工作的难度。甚至一些极端思想、势力借机向东部渗透。我以为，这里主要是加强工作问题，而不应因此怀疑、否定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大趋势。当前最为凸显的是“两个不适应”和“两个跟不上”，即外来少数民族群众不适应城市化生活与管理，城市的汉族群众不适应外来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输入地政府的管理服务跟不上，输出地政府的协调服务跟不上。这就需要我们把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问题作为民族工作新的课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一方面，要从劳动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逐步实现少数民族流入人口的市民待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照顾他们的合理要求，使这部分群众从城市发展、东部发展中获益。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政策的宣传教育和依法管理，不能消极应付、放任自流，不能允许任何人以“民族”身份躲避或抗拒法律的实施。各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主要应是保障这部分群众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而不要再刻意把他们从社会人群中区别出来，突出其民族身份，给予超市民待遇。要把他们的社会活动引入到城市现有的社团、社区中来，引导各民族群众和谐共处、相互交融，不断增强作为同一城市市民的共同性，把城市作为共同家园。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2011年12月15日）近年来，随着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对宗教认识的日益多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共产党员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关系的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党员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与此同时，社会上乃至党内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还罗列出党员可以信教的种种理由以及党员信教的诸多“好处”，甚至指责不允许党员信教与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违背。事实上，我们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一、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野是根本性的，无论对个人还是政党而言都无法调和与兼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不仅指出宗教赖以产生的物质的、现实社会的根源，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必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运用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指出，“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同时列宁强调，要慎重对待宗教问题，在革命实践中争取、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才谈得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由此，也就决定了党员不能赞同唯心主义、不能信仰宗教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思想和组织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我们党所强调，并明确写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这里仅按不同历史时期列举几条。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982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我们党宣布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这个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就全党来说，今后仍然应当坚决贯彻执行。”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在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都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引下，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的革命、进步和发展，而不是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才能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用科学的理论指引亿万人民新的实践；才能实现全党在思想、理论、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保持和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至于不允许党员信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之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假冒“公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当一个公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根据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根据同一项自由权利，他当然可以重新选择信仰宗教，但这就表示他中止了、逆转了“思想入党”的进程，仅余形式上的“组织入党”，而这对于他本人和党组织都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相反对党组织保持思想、组织上的统一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党员积极参与宗教团体生活和传教，甚至利用党员身份保护、推动非法的宗教活动，党组织就应及时采取措施，使其退出党员队伍。这既不是“歧视宗教”，也不是“强制不信仰宗教”，只是一个政党对不再赞同其指导思想的个别党员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而已，从宪法和党章的角度都无任何可指摘之处。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我们党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得到确定。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不信仰宗教，为什么要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呢？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揭示了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只有宗教赖以存在的外部根源全部消失后，宗教才可能消亡。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之前，正如列宁所言，以行政力量消灭宗教的企图，只能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反而会妨碍宗教真正的消亡。可以说，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我们党主张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而必须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通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就党的任务和宗旨而言，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代表信教群众的利益。而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包括要尊重他们精神上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我们同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而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完全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共同致力于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大目标。同时，我们党始终坚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所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团结、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所必需的。一些西方人士说，只有信仰宗教的人执政，才会真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其实，历史和现实证明，在某种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或者朝代，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往往不能实现或者要打很大折扣。比如，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对“异教徒”的迫害、对亚洲北非地区的“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用武力强迫被征服地区民众改信伊斯兰教；近代一些西方国家在对非洲、拉丁美洲殖民过程中，一手举剑，一手举圣经，杀其人民，占其土地，掠其财富，哪里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言？而恰恰在多数人口不信仰宗教的中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我们党实行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因为这一政策符合宗教现象发展规律，符合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赞成唯心主义，可以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持中立态度，可以放弃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放弃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和引导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作为执政党，我们应抵制种种无所作为的怪论，自觉主动地把宪法责任承担起来。当前治理社会上存在的宗教热、宗教活动乱的现象，可以很快就付诸实施的事至少包括：不允许使用行政力量推行、助长某种宗教；不允许宗教干预属于政府的各项职权；对宗教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促进、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在媒体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教院校除外）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团结爱国宗教团体，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种种渗透坚决顶回去。这些措施不仅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不矛盾，而且是宗教保持正常秩序，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必不可少的保证。三、允许党员信教将侵蚀涣散党的肌体如果我们党允许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对党员信教“开禁”，不仅这些人所许诺的种种“好处”虚无缥缈，相反其带来的恶果却显而易见。第一，如果允许党员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第二，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可以皈依于不同宗教人士的门下，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五大宗教及其他宗教在党内各成体系，这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在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极力利用宗教在一些民族地区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情况下，允许党员信教将极大削弱党的组织在反分裂斗争中的战斗力。恰恰是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反分裂斗争极为尖锐的地方，自治区党委都鲜明坚持党员不能信教，这不是偶然的。第三，如果党员信教，则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宗教徒管党的宗教工作的现象，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当前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把宗教作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视为工作“业绩”，争相滥修大佛和寺庙，热衷大规模宗教活动，人为助长宗教热，而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对宗教团体的教育引导根本不当回事，导致混乱现象蔓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一些党员干部放弃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甚至成为事实上的宗教徒是密不可分的。总之，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根本谈不上继续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历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宗教，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中国有着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影响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强调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改造能力，这与西方传统哲学的神本主义有很大区别。中国儒学传统精神影响大，中国老百姓大多数不信教或不持某种固定的宗教信仰，宗教始终不能成为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主流，同时中国宗教自身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这样的国情背景是我们党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政党而能够如此自然地从人民中孕育生长，得到人民广泛认同、支持的重要原因。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完全违背中国国情，不仅党能否取得信仰不同宗教的教徒的一致支持成为问题，而且能否继续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不信教群众的支持将成为更大的问题。四、在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在宗教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有必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帮助广大党员在思想上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在实践中划清群众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界限。应当鼓励和支持党校、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研究，取得更多高水平又易于向社会普及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育培训和各级党、团组织的理论学习中，应进一步强化相关的学习内容。根据党中央的一贯精神，对参加宗教活动和有宗教意识的党员要立足于教育，耐心地帮助他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而不是一味迁就。对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支持滥建寺观教堂的，要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悔改的，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相关党内文件的规定给予处分。党的宗教工作干部尤其不能信仰宗教，对这部分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尤其要严格。改革开放以来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对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年龄不满35周岁的青年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4，许多青年人仍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应当鼓励他们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学习。对于离退休党员，党组织除了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也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防止他们因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减少，受社会宗教环境的影响而在思想上逐渐滑向宗教。我国一些民族地区往往也是传统宗教影响比较大的地区，广大少数民族党员在维护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应当是宣传教育的重点。在一些多数人口信教的少数民族中，可以允许党员对一些从宗教转化来的民族习俗、礼仪采取灵活态度，以避免脱离群众，但思想上的要求不能降低。共产党员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要自觉按照党章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当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到一个共产党员引导群众崇尚科学文明、追求社会进步的责任。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对口援藏工作在“科学援藏湖北经验解读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12年8月31日）很高兴受邀参加湖北援藏理论研讨会。长期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对口援藏工作，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面落实中央部署，积极创新，主动作为，为西藏尤其是山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我代表中央统战部和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向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和在座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的会议，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总结、宣传、推广科学援藏的湖北经验，对于全面推进对口援藏工作，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一、对口援藏是中央的战略性决策和部署对口支援西藏，是中央西藏工作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安全，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分裂中国图谋的重要举措。对口援藏方略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就有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赴藏工作。1980年4月7日，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中央各部门也要加强对西藏工作的正确指导，并且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组织全国各地积极给他们以支持和帮助。”“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1983年，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会同国家计委、国家民委和中央统战部组织四川、浙江、上海、天津重点对口支援省市赴西藏落实支援项目。同年11月30日，国家经委转发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的批示和《国家经委关于对口支援西藏的报告》，共落实援藏项目70个，其中四省市援藏项目65个。同时，明确杭州市、四川省建设厅、天津市工业局、天津市商业局、天津市交通局、四川卫生防疫站、天津市地毯厂、上海益民皮革厂、上海毛麻公司、天津拖拉机厂等10个地方和单位，与拉萨市和西藏相关单位、企业，对口结成友好城市和长期固定协作关系。1984年3月5日，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经济咨询小组的决定》，要求这个小组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推动全国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的援藏工作。”1984年3月24日至28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西藏自治区经济工作咨询小组在京召开了支援西藏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四川等9个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西藏建设43个中、小型工程项目。1984年5月21日，中办、国办转发了《支持西藏经济工作会议纪要》。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党中央、国务院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及西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出发，做出了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15个省市10年间对口支援西藏44个县，确定由各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援助西藏62项工程，总投资48.6亿元。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完善了对口援藏办法，把支援的时间在原定基础上再延长10年，并增加了3个省和15家中央重要骨干企业参加对口援藏工作，把受援对象扩大到西藏所有县市。确定由国家直接投资312亿元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电力、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117个，对口支援省市投资10.6亿元支持建设70个项目。2004年，由于四川省藏区也需要支援，四川省不再承担对口任务，同时中央增加了2家央企对口援藏，由此基本形成了目前实行的由17个省市和17家央企对口支援西藏7个地市、全部县市区的格局。1994年至2010年，各支援方共落实对口支援项目4807个，总投资155.94亿元，共选派4742名优秀干部支援西藏。2010年，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援藏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规定对口支援省市年度援藏投资实物工作量，在现行体制下按本省市上年度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的千分之一安排，并将中央援藏政策延长10年至2020年。“五次会”召开两年多来，17个对口援藏省市和17家中央企业共落实援藏项目988个，总投资44.49亿元。根据《“十二五”时期对口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17个对口援藏省市“十二五”期间共安排对口援藏项目1610个，总投资141.36亿元。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各省市、中央有关部门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大力帮助，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从1993年至2011年，西藏经济连续19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均收入大幅提升。对口援藏工作使西藏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了中央的深切关怀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更加增强了跟着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信心和决心；显示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我们党和国家的西藏工作历史长卷中，对口援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二、对口援藏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经过几十年对口援藏工作实践，各省市、中央有关部门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不断探索、总结，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深化工作内涵，拓宽工作领域，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做法，加深了对援藏工作规律性的认识。一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援藏工作的重点。对口援藏在发展思路、资金投入、产业规划、项目建设上始终把提高和改善民生作为第一位目标，将群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相结合，努力使各族群众从援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可持续的好处。由于农牧民占西藏总人口的80%以上，其中很多又分布在高寒、边远地区，远离城镇、道路和现代生活，所以他们又成为援藏的重中之重。2003年胡锦涛同志批示：“援藏项目要突出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各地围绕“水、电、路、医、学、住”等民生工程，投资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人畜饮水及农业用水问题、新建乡村水泥公路、实施“县城供排水及防洪工程”等，使群众特别是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这些年有了显著提高。二是不断提高科学、整体谋划水平。对口援藏开展之初大多是从具体工程、项目开始，而现在则越来越重视长远设计、总体规划，科学化水平明显提升。2010年对口支援资金实物工作量标准的提出，使援藏资金随着支援方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使受援方能够更加主动地统筹援藏资金的使用，也使援藏干部从过去把许多时间、精力花在跑资金跑项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为他们提供了更好进行整体谋划的条件。援藏各地充分发挥视野开阔、理念先进、熟悉市场运作等优势，将自己的发展经验嫁接到受援地，引入现代理念谋划发展模式，规划产业布局，推动产业升级，有力推进受援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三是智力支援份量上升。支援方越来越认识到培养人才、提高干部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在援藏工作中的关键性作用，以越来越大的力量为西藏开展各类人才的培训教育。一些省市利用暑期，组织特级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组成教学团队“送培进藏”，加快西藏中学骨干教师的培训，并将培训课程制成光盘免费赠送给全区中学。一些省市帮助西藏建设了一批设备先进、管理科学的现代化学校，帮助西藏推广“双语教育”，不断加大对内地西藏班的投入。全国有很多原本没有援藏任务的地方、单位也主动加入援藏大军。四是千方百计增强受援方“造血”功能。援藏之初，支援方更多的是采取给资金、代建工程的形式，现在则更重视在援助中培育受援地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持续发展后劲。各省市把经济技术合作交流和招商引资作为援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去”和“引进来”并举，政府引导和市场化运作并举，在农牧业、农畜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开发利用、藏药研发生产、旅游业等领域积极促成内地企业与受援地企业合作发展，把单向援助变为双向共赢，为对口援藏增添了长远、内在动力。湖北省对口援藏工作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评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自觉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援藏工作中。比如，武汉市在对口支援山南地区乃东县的工作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援藏的重心放在改善民生上，加强了乃东县与武汉市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密切联系；提出“科学援藏、可持续援藏、效率援藏、健康援藏”的新理念，形成了“政府援藏为主、社会援藏为辅、企业参与开发”援藏新模式；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乃东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一心两翼、四轮驱动、四业并举”的发展思路，确立“乃东向东”的开放式发展新战略；创新经营方式，帮助组建“协会加农户”的运作模式，带动各族群众致富；以管理理念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分层次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政策、文化、法律进寺庙和乡村的“三进”活动，打牢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湖北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对口援藏的很多经验，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三、进一步开展对口援藏工作的几点意见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关于对口援藏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援藏各省市、单位所确定的任务和采取的措施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没有如此大规模、持续不断的援藏工作，很难设想西藏能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对口援藏非一夕之功，任重道远，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许多工作也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第一，对口援藏是一项长期任务。这些年虽然西藏获得快速发展，但由于地处世界“第三极”，高寒缺氧，环境脆弱，人口居住分散，发展起点低，经济基础仍然薄弱，因此西藏的发展，不仅要依靠自己长期努力，也离不开全国长期支持。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西藏在众多方面支持着全国。西藏作为国家西南安全屏障，守护着约1/8的国土面积和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西藏反分裂斗争的深入开展，有力支持了相邻地区的维稳工作，也为全国稳定作出了特殊贡献；西藏还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和世界旅游目的地，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示良好国家形象，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今天建设更加富裕的全面小康社会，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一个也不能少，少了就不是“全面小康”。因此承担对口援藏任务的各省市、中央国家部委和中央企业要有长期援藏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把西藏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下决心办好、办彻底。第二，对口援藏工作要符合西藏当地实际。与内地省份相比，西藏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社会发育程度相对滞后，同时还存在同达赖集团的尖锐斗争，这种差异性决定了西藏与内地在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工作要求上有很大的不同。就西藏自身来说，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市、各县市区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这就要求援藏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善于把中央关于援藏工作的精神、政策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把援助省市的优势同当地的受援需求结合起来。规划重大项目事先要经过充分论证，确保符合实际、可以操作，对地方有实际效果。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援藏工作仍要更多地把着力点放在解决农牧民饮水难、行路难、用电难、通信难和农牧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等问题上。内地省市发展在先，有些教训也体会在前，这些教训也要告诉西藏同志，以避免走同样的弯路。第三，深化人才援藏、智力援藏。西藏与中东部的人才差距，除了表现为人才资源总体短缺，还表现为人才构成比例不尽合理：普通型人才较多，专业型人才较少；行政管理人才较多，经济管理人才较少；具备传统知识的人才较多，具备新型知识人才特别是高层次骨干人才较少。这些成为制约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援藏工作的深入，现在和未来，人才援藏和智力援藏在总盘子里的比重必须上升，只有这样才能增强西藏的自我“造血”能力、发展的内生动力。要依托内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优质资源，为西藏培养更多本地高层次骨干人才，同时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提高“乡土人才”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学位层次，提高各族群众科技文化素质。要选派更多干部、人才特别是西藏紧缺的专业技术人才到西藏工作或以其他形式为西藏帮忙，多一些能长期驻藏的最好，长期的不够，多一些短期轮岗的也好。要提高西藏干部到东部地区、中央和国家机关挂职锻炼的比例。第四，对口援藏工作要与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是夺取对达赖集团斗争胜利的基础，但不是说经济、民生搞上去，反分裂斗争就能自然而然地取胜。经济建设和反分裂斗争两手都要硬，而且要善于在实际工作中把两手有机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把对口援藏工作当成单纯经济工作，而要自觉地把它与维护社会稳定、对达赖集团斗争结合起来，要取得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效果。援藏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加快西藏发展，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全面深化西藏与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强化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版图不可分裂性。援藏干部要密切联系各族群众，用实际行动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才代表他们当前和长远的利益，而达赖那一套是在祸害西藏。要在援藏工作全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自觉增进各族群众“四个认同”，促进各族群众之间、西藏同内地之间更多更普遍更深入的交流交往交融。要积极引导群众追求和创造现实幸福生活，自觉远离宗教狂热，反对一切假“民族”、“宗教”之名的分裂、倒退活动。第五，对口援藏工作要尊重西藏自治区和受援地区党委的领导。援藏省市有着丰富的经济社会管理经验和先进发展理念，而西藏各级党政对当地情况和群众需求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要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援藏干部要充分尊重当地党委的领导，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展工作，模范执行自治区和地方的有关政策和规定，树立援藏干部忠诚、务实、坚忍、廉洁的风范；西藏的干部要十分珍惜援助方在自身发展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给予西藏的无私支持，用好每一元钱，为援藏干部发挥作用创造尽可能好的工作条件，建立前方和后方、受援方和支援方之间通力合作的工作机制。我们相信，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随着对口援藏工作的深化，这项工作将日益发挥其综合效益，在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目标的实现中，在中华民族新的崛起中显示其深远历史意义。在2012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开幕式上讲话（2012年11月6日）尊敬的传印会长，朋友们、同志们：今天，中国佛教协会召开2012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我谨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同志和中央统战部，对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佛教界及支持和关心中国佛教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亲切的问候。刚才，传印会长在讲话中阐释了讲经说法的重要意义，总结了讲经交流会的根本目的、根本标准、根本途径、重要任务、重要课题等宗旨，对今后讲经交流活动作出安排，还引经据典做了开示，使我深受启发。近年来，在传印会长的带领下，中国佛教界加强自身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大力培养人才，加强文化研究，开展对外交流，成功举办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以及佛牙舍利赴缅甸和佛顶骨舍利赴港澳供奉，推动中国佛学院和中国佛教协会办公会所建设，深入开展讲经交流活动，取得了突出成绩。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各种问题给佛教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中国佛教界没有选择回避，而是直面应对，积极探索，特别是审时度势开展讲经交流活动，研习经典，坚定信仰，联系信众，适应社会，树立中国佛教新的形象，可以说是抓住关键。经过五年的探索和发展，讲经交流活动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界加强自身建设、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途径。通过讲经交流活动和巡回演讲活动，全国佛教界形成了诵读、研习、讲解经典的良好风气，这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中共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宗教工作方面先后提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十六届六中全会）、“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十七大）、“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十七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七大还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写入党章。这充分体现了党对宗教界的关心和重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四句话中最后一句话“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党的宗教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的宗教政策最终要达至的目标。我理解，所谓“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宗教界要爱国守法。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要依法依规开展活动。对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来说，在宗教内部无疑要接受宗教教义教规的教化、引导和约束，而在社会上，作为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则要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履行公民义务，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人。只有做到这一点，宗教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希望佛教界坚持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团结和带领信教群众，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爱国守法的团体，爱国守法的公民。二是宗教界要服务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是满足信教群众的信仰需求，给予心理疏导和精神慰藉，安抚人心、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另一方面是通过参与救灾扶贫、扶危济困、捐资助学等公益慈善活动，给遇到困难的群众实际帮助，为国家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和国家的统一提供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宗教的意义和价值，树立宗教的形象，获得宗教的地位。希望佛教界弘扬慈悲济世的精神，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力，利益众生，服务社会，把深奥的佛理同舒缓民众疾苦，推进国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宗教教义的阐释要与时俱进。宗教的产生和传播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任何宗教要想流传长远，就必须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养份。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努力适应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最终从一个外来宗教变成中国人自己的宗教。现在，中国五大宗教都在努力探索从教义教规上与今天中国相适应的道路。希望佛教界坚持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深入挖掘和弘扬佛教思想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用这些教育、引导信教群众，走出一条佛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子来。中国佛教协会迄今已举办五届讲经交流会，取得很好的成绩，而总体上仍处于起始阶段。希望中国佛协不断总结经验，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推动讲经交流活动有序深入开展。通过这项活动，进一步引导佛教界人士深入经藏，勤修戒、定、慧三学，严格持戒，坚定信仰，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坚持正信正行，在国内外树立中国佛教的良好形象；提高僧人的讲经水平和综合素质，不断发现和培养人才，持续推动中国佛学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解疑释惑，自觉觉他，增进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联系，满足信教群众宗教信仰上的需要，提高服务信教群众的能力和水平；深入挖掘佛教思想中积极有益内容，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和方法，努力促进社会和谐与经济社会发展。朋友们、同志们，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各级佛协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维护佛教界的团结和稳定，在宗教界为党的十八大营造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的努力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后，还要积极组织佛教界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各项活动，支持帮助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宗教工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预祝2012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圆满成功，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建院60周年暨新校园落成感恩庆典上的讲话（2012年11月28日）金陵协和神学院的老师、同学们，基督教界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举行金陵协和神学院建院六十周年暨新校园落成感恩庆典活动。首先，我谨代表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同志，代表中央统战部，向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和金陵协和神学院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庆典活动的各位来宾和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问候！11月22日，尊敬的丁光训主教离开了我们，丁主教为金陵神学院和整个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亲力亲为，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我们永远怀念尊敬的丁主教。六十年来，金陵协和神学院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针和宗旨，为全国各级基督教两会和神学院校培养和输送了2000多名骨干人才，他们工作在中国国教会的第一线，在福传、社会服务和神学研究等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致力于对教理教义的正确阐释，积极参与丁光训主教倡导的神学思想建设，形成了一批重要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夯实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神学基础；积极开展对外友好学术交流，为中国宗教更好地了解世界，同时也为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宗教做出了积极贡献；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在教学和管理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和完整的教学和管理办法，为在中国如何搞好基督教神学教育、怎么办好神学院树了标杆、作了表率，为整个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中国基督教两会和众多基督教界爱国人士的持久努力分不开，也与江苏省委省政府和省委统战部、省宗教局的关心爱护和大力支持分不开。在此隆重庆祝金陵神学院建院六十周年之际，我谨向各位基督教界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江苏省委省政府和省委统战部、省宗教局表示衷心的感谢！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在京胜利闭幕。党的十八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十八大报告勾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宏伟蓝图，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十八大报告进一步重申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信任与期待。当前，基督教工作的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中国基督教会在人才培养和神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目前教牧人员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仍不能充分满足教会的需要，新一代基督教代表人士的学识、能力和修养亟待得到提升，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还需要不断构建和完善，这些都是新形势下中国基督教两会和金陵神学院必须面对的挑战。在此，我谨向金陵神学院提三点希望：一是继续坚持正确的办学宗旨和目标，努力培养各类优秀的基督教人才。金陵神学院作为中国基督教的最高学府，要继续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自办道路，密切结合中国教会需要和中国社会发展，努力培养政治立场坚定，宗教学识深厚，品德修养服众，“灵、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基督教人才。要努力培养善于团结信众的教牧人才，不断充实基层教会的牧养和管理；精于言传身教的教学人才，不断推动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整体发展；乐于刻苦钻研的研究人才，不断丰富和充实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内涵。二是继续加强对基督教文化的研究与挖掘，努力搞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基督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文化上的融入与适应。金陵神学院的师生们要认真研究基督教的历史和文化，深入挖掘教理教义中的有益内容，着重发挥基督教伦理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积极影响，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做出贡献。要秉承丁光训主教的精神与理念，下大力气加强神学思想研究，真正建立起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为中国基督教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神学基础。三是继续加强自身建设，力争把金陵协和神学院办成一流的神学院。党中央、国务院对基督教工作十分重视，这次回良玉副总理亲自发来贺信，对金陵神学院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从中央到江苏省，从南京市到江宁区，各级党委政府都给金陵神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解决了不少难题。下一步，我们还将认真贯彻中央有关精神，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金陵神学院改善办学条件。希望大家能以建院六十周年和新校园落成为契机，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认真总结办学经验，努力在加强教学、培养人才的软件上下功夫，力争把金陵神学院办成一流的神学院，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事业乃至整个基督教的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朋友们、同志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摆在基督教界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而繁重，金陵协和神学院和广大师生肩负的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大有可为。希望大家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扎实工作，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巩固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2012年12月6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紧密团结起来，形成广泛、强大、持久的力量支持。一、党的十七大以来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加强统一领导，完善理论指导，强化政策支持，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壮大。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始终围绕服务科学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呈现出团结、和谐、开拓、奋进的良好局面。（一）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通过统一战线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建党90周年等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引导，通过“重温历史”教育活动坚定理想信念，通过学习孙起孟、雷洁琼、吴阶平等老一辈统一战线代表人士的风范弘扬优良传统，进一步巩固了团结合作的思想共识。推进贵州毕节多党合作示范区和科学发展试验区建设，共参与重大项目413个，投入和引进资金305亿元，建立产业示范基地32个；成立党外院士服务团、律师服务团和留学人员服务团，引导统一战线成员在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坚定政治方向和政治信念。（二）服务科学发展。围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定和实施“十二五”规划等重大问题，动员和组织党外人士积极议政建言。5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共向中共中央报送重要意见建议298件，为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调结构、转方式、上水平，围绕产研结合、银企协作等搭建有效平台，为非公有制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持。引导统一战线成员踊跃参与扶贫开发、公益慈善、抗击自然灾害等社会事业，深入推进光彩事业、温暖工程等活动。其中参与帮助老区人民的非公有制企业13.2万家，捐款捐物75.7亿元，实施惠民项目6628个，受助对象30.6万人。（三）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深入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新疆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迅速平息妥善处置拉萨“3·14”事件，扎实开展寺庙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粉碎达赖集团种种分裂主义阴谋，有力维护西藏和四省藏区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隆重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和平解放60周年，推动设立“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贯彻《“十二五”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安排项目226个，总投资3300亿元。积极推进对口支援青海工作，以及有关省份对口支援本省藏区工作。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推动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有效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四）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调研，协助中央制定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文件。省级以上统战部门和社会主义学院共举办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6100多期，培训党外人士24万多人次。在上海、贵州、甘肃试点建立全国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指导地方建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实践锻炼基地。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安排使用力度，目前全国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3万人，其中地方政府和部门及司法机关领导班子中配备党外干部3500人，中央国家机关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领导班子中有党外干部20人。（五）推进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创新。制定规范省级政治协商工作、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推进西藏和四省藏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等重要文件，提出一系列推进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各级统战部门围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各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建设开放式、多层次、社会化研究机制，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为完善统一战线各领域理论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六）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进一步巩固全党重视、全社会支持统战工作的格局，强化统战部门牵头协调、监督检查本地区统战工作的职能，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的统战工作机制不断完善。落实中央关于配好配强统战部长的规定，推进党委常委担任统战部长的领导体制。目前有21个省、区、市统战部长由党委常委担任，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更加有力。加强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统战工作，探索统战工作进社区、园区、楼宇及社团，基层统战工作成效不断提升。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这10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累了治国理政的新鲜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巩固壮大统一战线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把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紧密团结在我们党周围，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广泛的力量支持。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国家性质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稳定的根本政治保证。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特征和主要任务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密切相关，必须也能够充分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独特优势作用，推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人民民主作为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是党领导人民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长期探索作出的历史选择，是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跨越的根本标志，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政治根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是人民民主在当代中国的主要实现形式。统一战线与这一制度框架密切相关：人民代表大会中有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作为人民代表参加；多党合作本身就体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原则，人民政协本身就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民族领域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吸纳了新的社会阶层等最广泛的群众参与。因此，广泛吸收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党外代表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设计安排，其能力、素质直接影响着这一制度优势的发挥和效能的提升。统一战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引导广大成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自觉抵制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渗透影响，在实践中增强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自信和认同。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通过充分协商化解矛盾、增进共识、凝聚力量，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方式。统一战线一贯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致力形成和保持宽松稳定、体谅包容的社会政治氛围，强调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协商民主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愿望诉求通过协商民主得到充分表达，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总结我国政治制度中协商民主的丰富经验，继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众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最大组织形式和发挥作用的平台，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中国共产党有遇事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协商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更形成为一种制度。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或委托召开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205次，其中胡锦涛同志亲自主持53次。要加强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并同其他形式的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一起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和本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在亿万人民的政治生活实践中不断推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不仅什么事也办不成，而且国家、社会将陷于混乱。同时，党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认真听取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共同防止和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因素。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要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放弃我们自己从实践中探索出来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有效的根本政治制度。统一战线作为党领导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一思想，自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刻理解和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对事关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重大问题，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三、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努力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党的十八大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思路、具体目标、重点任务等作出战略部署，将使我们党进一步统一思想，引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统一战线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作出贡献。（一）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目前，我国8个民主党派有84万多成员，全国工商联组织有294万多会员。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引导他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的整体效能；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中共各级党委依法执政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民主监督；支持各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目标和原则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人士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搞好党与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二）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我国少数民族人口1.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49%，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要加大投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更快发展起来，同全国一起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维护和促进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使各民族更多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条件下，要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谋国家的强盛和统一。对达赖集团、“三股势力”等打着民族旗号搞分裂主义的势力，必须进行坚决揭露和斗争。（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信教群众超过1亿。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努力探索和掌握宗教现象的内在规律，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水平，把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团结到我们党的周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目标而奋斗。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推进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化，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对涉及社会公共领域的宗教行为，应尽可能纳入一般社会管理范围，由有关部门依照相应法律法规进行管理。促进宗教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形成和谐的宗教关系。防止宗教狂热、极端现象。（四）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目前，我国有私营企业98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3700多万户，非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超过全国的6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把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致力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五）巩固壮大港澳台海外爱国力量，推进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大联合。发展壮大港澳爱国力量，引导他们支持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循序渐进推进民主，促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大团结。深入做好台湾人民工作，重点做好常住大陆青少年、职工、少数民族等群体的工作，不断增强他们对祖国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对“台独”分裂势力作坚决斗争。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为目标，坚持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无神论在中国无神论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3年8月18日）我够不上一个学者，但是我在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中，还是形成了一些想法，很想有个场合说一说。感谢朱晓明同志给了我这个机会。近年来我们的社会一个带有普遍性现象，就是执政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受到冷落、嘲讽，似乎已经不再时髦，成为过时、固执、保守的代名词，无神论学科几成濒危学科。马克思曾劝当时的唯物主义者，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是能不能在有神论的“炫耀”中，还能坚持无神论的声音。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无神论？第一，因为我们党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写在我们党章上，从来没有改变过，而无神论则是这一世界观的起点和基石。正是由于无神论的世界观，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以自己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奋斗，一步一步改变中国，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初步富裕，而不是引领人民寄希望于神灵护佑，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也正是由于无神论的世界观，我们才能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的头脑，在90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不是乞灵于神的启示和主观主义的臆想。抽掉无神论这块砖，党的理论大厦就要坍塌，党的性质就要改变。第二，因为中国文化有着深厚而又极富特色的无神论传统，需要加以挖掘、坚持和弘扬，服务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构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并存与交锋，贯穿于整个中国思想史。一代又一代无神论先驱者以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以他们特有的话语体系，引领当时的中国人对哲学的根本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我们今天的话语体系受到外国很大影响，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比如马克思主义这套理论，我们就接受了而且运用得很不错。我是说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无神论思想脉络时，除了要关注其与西方无神论思想的共同点，还要关注充满其中的中国精神、中国特色。中国无神论先哲的努力造就这样一个局面：中国历史上虽然活跃着多种不同宗教，但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而是一个世俗国家；中华文化虽然包含着丰富的宗教内容，但总体上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世俗文化；中国宗教本身也由此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较少神秘主义，较少狂热和极端，更未发生过全局性的宗教战争。西方国家有人计算，全世界61亿人中，宗教信仰者48亿人，不信宗教的13亿人，其中12亿在中国。这种算法是以一神教为标准的，实在地说，这12亿人未必都是无神论者，其中不少人多多少少有一些鬼神观念，但是他们没有形成系统的宗教信仰，经过科学世界观的教育和引导，可以比较容易成为自觉的无神论者或无神论的支持力量。这反映出中国人世界观区别于世界有些国家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不可小视，它是我们党作为一个无神论的党而能如此自然地从人民中生长起来，得到人民长期支持，取得胜利并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当前国内外一些人极力制造种种神话，诸如唯有神论才有信念、有文化、有道德，而无神论则导致社会物欲横流；今天中国所谓“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是中国人不信宗教特别是不信基督教；中国当务之急是对中国人进行宗教信仰“补课”，甚至有些党内领导干部也讲这样的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总体道德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个问题另说，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的是，有些人所谓“世风日下”，与这些年社会信教人数过快增长、宗教活动过热同时发生；世界范围内宗教团体的道德危机频频出现，并不比世俗社会少；世界上与宗教问题相联系的暴力、流血冲突都是在不同宗教背景的人群之间发生；与无神论并无关系。一个社会道德的提升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的道德约束作用，但如果以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越强大，社会道德水准越高，那么中世纪梵蒂冈统治下的欧洲就应当是人类道德的黄金时代了，文艺复兴也是多余的了。当此之时，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指出：无神论传统不仅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基石，也是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包括道德提升的一大优势。人们愈是更深刻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愈能更好地顺应这种规律，自觉运用道德和法律手段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当然要学习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包括宗教文化所蕴涵的文明成果，但我们决不可因为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歪曲或无知轻薄的忽悠而自我鄙薄，否定和放弃中国文化自己的传统和优势。第三，因为今日之域中，各色反科学反理性现象愈演愈烈，危害人民，危害社会，需要从源头上即从世界观上予以清理。这些年我们太多看到这些现象：一些地方用行政力量人为助长宗教领域的乱象，建宗教造像和场所，热衷于大规模宗教活动，中央屡禁而不能止；一些机关盖办公楼、装办公室要请风水先生指点，立“转运石”、“靠山石”，甚至不惜破坏城市规划和环境；形形色色的“大师”、“神医”、“半仙”多如过江之鲫，你方唱罢我登场，搅起阵阵污泥浊水；“法轮功”等打着各种旗号的邪教组织旋灭旋起，每隔几年就要闹一次“世界末日”，坑害群众，败坏国家形象一些共产党员不讲科学搞迷信，见了鬼神膝盖发软，带头崇拜各色怪力乱神，热衷于烧“第一柱香”、撞“第一声钟”，甚至像韩桂芝、丛福奎、刘志军之流一边拜神一边贪污，用贪污来的钱供神，从神的“庇佑”中获得贪污行为的精神支撑。这些已成为今天中国一道怪异的“风景线”。我们不能说有神论世界观（比如正常宗教和民间信仰）就一定导致这些现象发生，但这些现象的世界观根源一定出自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我们的社会对这些乱象不是没有反对，但吃力且软弱，迄今斗争基本上限于戳穿一些具体骗局，很少触及其共同的世界观根源。只要我们没有从哲学的高度予以清算，没有使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成为多数人至少是执政党成员认识世界、指导实践的思想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在中国建成一个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坚持无神论，首先应当是执政党对自身建设的要求。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不断对党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要求党员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势力对党的世界观的侵蚀、渗透，并提出纪律要求。这种教育，多年来常常是缺位的。不能以为物质上的侵蚀是侵蚀，精神上的侵蚀不算侵蚀。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党员干部搞封建迷信案例，大都是在查处其经济问题时捎带出来的，很少有干部是因搞封建迷信而受到批评、查处的。在党的各项教育活动中，应当列入无神论教育内容，对党员不仅要有保持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纯洁性的要求，还应有保持世界观上纯洁性的要求。这项要求看似简单，而实践表明并不容易。党如果不能坚持住自己的世界观，就不可能坚持住自己的事业。坚持无神论，要善于做群众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我们宣传无神论，不仅是为了坚持一种自认为是正确的哲学学说，更是为了使群众掌握一种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维的武器。只有这一学说真正为大多数群众接受并自觉运用于社会实践，这种坚持才有完全的意义。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我们应抛掉种种无所作为的观点和情绪，自觉主动地把宪法责任承担起来。根据《教育法》“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规定和中央有关精神，要坚决制止高校校园各种形式的传教活动，抵御利用宗教特别是境外利用基督教对青年学生的渗透。无神论的教育，也要从青少年抓起，及早进入课堂、进教材，及早占据青少年的头脑。坚持无神论，要不断提升无神论者队伍的自身水平。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无神论有着丰富的历史和哲学内涵，不是一句“世界上没有任何神灵存在”就可以了事。无神论也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不断用科学的最新成果予以充实、完善、丰富，需要对今天世界范围内无神论与有神论各自发展与影响力消长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比如，自现代科学出现以来，就有一派力量试图混淆科学与有神论的界限，创造“科学的有神论”或“有神论的科学”，结论无非是说，科学最终只是印证了有神论早已说明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有新的更具说服力的回应。为此，无神论学者更要有丰富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包括宗教学知识，有更为宽阔的世界眼光，当然还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最后，坚持无神论，始终要同坚持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充分表明，我们同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在世界观上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是完全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目标的。要严格划清宗教与利用宗教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非法活动之间的界限。无神论教育、宣传绝不是制造信教与不信教群众的对立，绝不是要信教群众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是要使更多的人学会正确看待宗教现象，理性选择自己的世界观，也使信教群众更好摆正宗教信仰、宗教活动与国家法律、政府管理、国民教育、社会共同利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与我们共同维护其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共同反对境内外一些势力利用信仰问题对我搞政治颠覆。前述种种社会乱象，其中很多是社会上一些人假宗教之名以行，对社会不利，对宗教界也不利，因此我们在反对这些社会乱象的斗争中同样也可以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最近一个成功的例子，我们同佛教界共同反对达赖集团利用藏传佛教煽动、欺骗一些人自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体上从2011年3月到今年3月近两年时间内，达赖集团利用达赖的宗教地位和影响煽动自焚，企图迫使我们在政治上对其让步，其“道理”是：你自焚了，达赖将亲自为你祈祷，你不仅马上可以转世，而且可以转到富裕人家，可以转为菩萨。由于这些人多是一些生活贫困、思想愚昧的年轻人，其中不少从小就在寺庙里当喇嘛，只知道上师而不知其他，根本谈不上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为了“换个身子”，很随便就把自己点燃了。我们在反自焚斗争中除了对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很重要一条是请佛教界人士给信教群众讲佛教热爱生命、反对杀生的基本道理，告诉他们自焚违反释迦牟尼根本教导，死后转世不得人身，甚至根本不能转世。这对解除达赖利用宗教对他们的诱惑、欺骗起到我们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样的道理，我们在高校、研究机构加强无神论学科建设，也不是说在教学研究中不可以讲宗教，而是要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到涉及宗教问题的各学科的建设中去，对人类宗教现象给予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把原则的坚定性同政策尺度的准确把握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就能说服更多的人赞成我们。我们相信自己的无神论选择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我们就要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为什么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终不分裂在推进新形势下人民政协民族宗教工作研讨会上的报告（2013年10月29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1953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进行民族识别，上报民族一度达到400多个，改革开放后进一步识别，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确定56个民族，当时尚有70万人未能确定民族身份。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1.1亿，占全国总人口8.49%，两项均呈增长态势。我国民族人口分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大杂居、小聚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少数民族在全国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同其他民族混居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从历史角度看，我国民族的发展有三个主要特征：特征之一：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过去一些史书、文学作品涉及民族关系时，讲汉族功劳多，讲民族间冲突、战争多，实际上在中国这块地域上少数民族开拓土地、守卫边疆、同中原民族共同生活，对中华统一体的形成有巨大贡献。西晋八王之乱后，经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共286年，由隋统一，而其基础是鲜卑人创建的北魏打下的，隋文帝杨坚也兼有汉族和鲜卑族血统。唐以后中国分裂370多年，其间经历五代十国、北宋（北宋只有一个相当局限的“统一”）、南宋，是蒙古族主导的元朝统一起来的，此后700多年中国再也没有全局性、长时期分裂。满族主导的清朝不仅统一了全国，而且使中国疆域进一步巩固、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化。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就是以清朝完成统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前的清朝版图（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之前）作为历史上中国的固有领土范围。欧洲历史上由于“蛮族”入侵导致罗马帝国崩溃，分裂成诸多国家，再也统一不起来。近现代欧洲更加紧走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崩溃，冷战导致多民族的苏联、南斯拉夫崩溃。而中国经历分裂割据之后，大都是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制度越来越完善，加入到统一国家中的民族越来越多，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交融更加深入、国家疆域更加巩固。这就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是各民族共同创建的。一部二十四史，把少数民族创建的王朝同样列为中国正统，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特征之二：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历史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通商、相互通婚、相互融合的历史。即使是战争和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最后都不能阻止这一趋势。春秋以后，中国既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观念，又有尊夏贬夷、严夷夏之防、以夏变夷的狭隘民族观。民族歧视和不平等观念，汉族有，少数民族也有。而越到后来，华夷一家、夷夏一体观念越深入人心，到清朝特别是近代逐步上升为主流意识。从我国各民族的族源来看，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成分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的发展演化都是在各种形式的民族迁移中，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断地吸收、容纳其他民族成分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各民族间的界限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相对性。比如汉族就是以最初居住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为主体，不断吸收、容纳其他少数民族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这就造成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体貌的差异，大于北方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南方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差异。历史上也有相当多汉族人融入少数民族，壮大了少数民族并由此产生一些新的民族。中国人看待民族问题有一种不重血缘而重文化的倾向，清人解释孔子思想，“诸侯用夷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不把民族身份看成凝固不变。唐李靖答太宗问说“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陈寅恪先生指出，至少就“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中国的大民族主义更多表现为“文化优越感”，极力用文化“教化”其他民族，“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不是西方人对不同民族持“种族优越感”，远人不服，则兴炮舰以屠杀之、奴役之。比如对待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澳洲土著。西方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是对同种同族说的，而对他种他族，是不讲这套的。特征之三：中华各民族近代以来在捍卫祖国统一、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加强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与西方民族的碰撞与交流中，特别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发生的。没有国家的统一，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实现和维护自己的解放和尊严。近代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守望相助、并肩作战的感人事迹不胜枚举。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为了推翻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大讲“驱除鞑虏”，而民国一建立马上变成“五族共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本体，而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名义上的统称。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近代以来发生的，只是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变成了自觉的民族。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增强，不仅使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面前免遭亡国灭种，而且为取得后来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民众基础。以上三条，我以为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磨难而终不分裂的根据。“中间道路”就是“西藏独立”分两步走（2013年7月16日）据西方媒体报道，6月15日，已“退休”数年的十四世达赖在澳洲向信众宣称，他本人才是海内外藏民的“真正领袖”，而他推动的“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方法”。近来，“中间道路”再次成为达赖集团和一些西方人热炒的话题，而境内也有人公开半公开制造舆论，仿佛中国政府只有接受“中间道路”，“西藏问题”才可能解决。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所有“中间道路”拥护者都闭口不谈“中间道路”具体有哪些内容。为什么？因为只要略为具体一点儿，“中间道路”的“藏独”马脚就露出来。对达赖集团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间道路”是1987年达赖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上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散发的“七点新建议”基础上形成的。“中间道路”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蒸蒸日上，而达赖集团对西藏的武装破坏屡遭惨败，集团内部纷争不已，特别是美国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动”和经济、军事援助。公开的“西藏独立”搞不下去了，于是有“中间道路”的呱呱坠地。把上述两个文件内容综合起来，“中间道路”有五条基本内容。第一是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被中国占领的“国家”，这就为达赖集团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重新公开打出“西藏独立”旗号埋下了历史和法理依据。二是图谋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藏区”，要求中国政府将包括整个西藏、青海，四川的两个自治州，甘肃和云南各一个自治州统统交由达赖统治，总面积占我国土面积的1/4。三是要求在“大藏区”实行“高度自治”，除军事、外交由中央管，其他举凡政治、经济、文化、人口、教育、语言、环保、宗教等统统由达赖管，这实质上就在青藏高原上推翻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四是要求中央把解放军全部撤出“大藏区”，通过国际谈判把“大藏区”搞成“一个国际和平区”。五是要求“移民入藏的汉民回到中国”，据达赖1987年向美国国会报告，至少要驱走750万汉人，而如果按照“大藏区”实际“规划”地域算，至少要赶走汉族和其他民族2500万人。在2008年11月的接触商谈中，达赖的私人代表又向中央统战部接谈代表提交一份《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声称这是“中间道路”的最新版本。但是这份“备忘录”对“中间道路”以上内容没有任何变动，只是又增加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文字，自称“西藏流亡政府”是世界上所有藏人的“代表”，应当享有同中国政府平起平坐的权力，提议由达赖派人同中央共同组成班子，对中国宪法进行“修改”。事实表明，无论哪个版本，“中间道路”都是完全违背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包括藏族在内的任何有一点爱国心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这些要求吗？世界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果面对同样的要求，难道能够容忍吗？这也就是某些人向公众大捧“中间道路”而丝毫不敢触及其具体内容的真实原因。“中间道路”与“西藏独立”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公开的“西藏独立”图谋用暴力方式一步完成，而“中间道路”则是“西藏独立”分两步走。“中间道路”提出不久，达赖的兄弟丹增曲嘉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称，“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是获得独立的第一步”。达赖集团《西藏通讯》刊文解释，“主张独立的活动分子认为，五点和平建议和斯特拉斯堡建议是一种背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吸纳阅读字里行间背后的含义，假如真正有那样的环境，其效果与真正的独立没有差别”。“中间道路”提出至今26年，没有产生达赖对其手下所承诺的任何效果。近年煽动策划“自焚”事件，企图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全世界面前进一步暴露达赖集团的残忍和虚伪。以“藏青会”为首的“急独”势力耐不住了，对伪政府甚至对达赖本人的非议日益增多，使达赖陷于进退两难境地。今年6月7日境外媒体报道，据“急独”派揭露，伪政府一些要人为了摆脱被动，不得不托出达赖内心真实想法：“虽然他们完全支持中间道路，但也将独立牢记于心。毫无疑问，独立也存在达赖喇嘛心中”。达赖对“急独”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十分恼火，一面出手“弹压”，一面亲加抚慰。据外电报道，去年达赖3月25日在一场会见中解释，“西藏从历史上讲是最有权利争取独立的。我讲的中间道路是面对现在的困境，是如何解决这个困境的方式，所以西藏独立是有它的根据和道理的。”今年5月12日，达赖在美国教训“急独”分子说，“藏人有权利争取独立。若决定要争取独立，那么就应该拿出切实的计划，而不只是口头上喊两句。”6月，“藏青会”代表大会最后一天，前“首席噶伦”桑东代表达赖到会讲话，称“达赖并没有说‘藏青会’应该改变独立立场，达赖喇嘛过去从未说过，将来也不会说。”“中间道路”指向哪里，还不够清楚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接触商谈之初，中央领导就一针见血指出“中间道路”本质：“西藏独立”不行，“变相独立”、“半独立”也不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西藏独立”一步走也好，还是分两步走也好，都是死路一条。学习宗教政策做好宗教工作（2013年7月23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我们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在宗教问题上也面临艰巨、复杂、长期的任务，既要坚持已有的理论、政策和工作，还要与时俱进，使之适应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新的挑战。一、我国宗教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我国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最初作为道学产生于春秋时期，是一种哲学、政治学学问，在东汉演变为宗教，至明清后主要分正一派和全真派，常住宫观的道士约2.5万人。佛教在西汉哀帝时期传入，后演变为汉传、藏传和南传三大流派，现有出家僧尼约20万人。道教和佛教在家信仰者人数众多，很难统计。伊斯兰教从唐代开始传入，现有信众约210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4万人。原始基督教产生于中东，后传入罗马帝国并成为国教，1054年分裂为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东正教；16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宗教改革，从西方教会中又分裂出新教，即今天我们所称的基督教，而之前的西方教会则被称为天主教。现在我国天主教信徒约550多万人，基督教信徒约2300万人。此外还有东正教等属于民族性、区域性的宗教以及妈祖、关公等民间信仰。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说，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如何搞清现在信教群众人数？有人建议人口普查时加上“宗教信仰”一项，这是不恰当的。其理由是：对于国家来说，宗教信仰是公民的私事；我国许多人宗教信仰会发生变化；把我们的公民都分别冠上由国家认定的“宗教”身份，政治上也不利。实践表明，用科学调查方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我国宗教具有3个特点，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宗教工作的传统优势。一是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国家政权高于宗教，总体上没有出现过西方那样的政教合一或政教相争的局面，比如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广泛影响甚至主导各国政治那样的情况。中国历史上长期以儒学为意识形态主体，儒学是以社会关系处理为中心的政治学、哲学学问，不是宗教，所以能对各种宗教（包括外来宗教）总的来说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宗教膨胀、干预政治的事情发生，但总体上是宗教必须接受国家的管辖，不得违背国家的法规，否则国家就会予以严厉处置，如历史上“三武一宗”（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灭佛事件。灭佛固然有统治者个人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佛教的过度发展影响到国家的财税、兵源。中国各宗教自身没有形成过如同西方天主教那样大范围、高度统一的组织体系，内部的联系大多比较松散，不允许形成能够与国家相对抗的力量。二是宗教与宗教的关系上，中国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外来宗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都比较宽容，能够容忍其他宗教及自己内部分支教派存在和发展，相互和平共处，不像有的国家宗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动辄进行“圣战”、杀“异教徒”。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儒释道三家一边在朝廷面前激烈争夺“首席”位置，一边又互相汲取、交融。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学者“以儒诠回”，即用汉语讲解伊斯兰教经典，用儒学传统思想阐发伊斯兰教义，获得成功。三是我国多数人口不持宗教信仰，信教群众也比较重视现世人生问题。儒家重视现实社会关系的处理，不讲鬼神，不讲来世，不讲“世界末日”。孔子讲“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在当时是算很科学、理性的态度。受此影响，中国多数人口虽然多少有一些宗教观念和迷信，但构不成体系性的宗教信仰。西方有人统计，全世界约61亿人，其中宗教信仰者48亿人，13亿人不信教，其中12亿人在中国。在儒家文化精神熏陶下，宗教始终不能成为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主流，同时自身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较少神秘主义，较少狂热和极端。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贡献是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阐述了宗教现象的根源和本质；列宁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工人阶级政党对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强调要团结信教群众同党一起为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奋斗；而我们党的贡献则是完整提出工人阶级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全面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并使之法制化。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四句话“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除第一句外，都是我们党首创的。三、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虽然在“左”的条件下这项政策也遭到破坏，但党始终没有改变这项政策。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的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而到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时，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表述已经形成：“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不信仰宗教，为什么能够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呢？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只有这些宗教赖以存在的外部根源全部消失后，宗教本身的消亡才成为可能，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在此之前，如列宁所言，以行政力量消灭宗教的企图，只能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反而是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我们主张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只能承认其存在，对信教群众从政治上加以团结、引导。就党的任务和宗旨而言，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代表信教群众的利益。而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要尊重他们精神上的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我们同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而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是完全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共同致力于振兴中华大目标的。所以，宗教界人士大可不必担心宗教“被消亡”。这里需要指出，我们讲的宗教信仰自由，除了有信教的自由，还有不信教的自由，以及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有人说，只有信仰宗教的人执政，才会真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其实，近代宗教信仰自由观念是17世纪宗教战争和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与执政者信教不信教并无必然联系。历史和现实证明，恰恰在某种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或者朝代，往往不能实现人们自主选择宗教信仰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比如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对“异教徒”的迫害、从11世纪到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打着宗教的旗号进攻欧洲，迫使一些地方欧洲人改信伊斯兰教；西方国家在对非洲、拉丁美洲殖民过程中一手举剑，一手举《圣经》，杀害黑人、印第安人无数。直至现在，美国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大量杀害无辜穆斯林平民，屡屡发生践踏《古兰经》、污蔑伊斯兰先知的事件，哪里有什么信教自由？四、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一个人是否信仰宗教、信什么宗教是由个人自己决定，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但是包括宗教活动、宗教场所、宗教组织在内的宗教事务却会影响到社会共同利益，因此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公民就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不能妨碍正常的社会、工作、生活秩序。当然，更不能利用宗教搞破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活动。另一方面，管理也不是自由的、随意的、个人式的管理，管理必须依法。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2004年国务院颁发的《宗教事务条例》是迄今宗教事务管理最完整的综合性法规，之后又相继出台7个配套法规，使宗教事务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成为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体现。管理要分层次。一是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政府宗教工作部门要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同时加强对宗教团体、活动场所和教职人员的引导和监督。二是宗教人士、宗教组织涉及其他社会公共领域的行为，要尽可能纳入一般社会管理，由政府各主管部门依照相应法律进行管理，形成分工负责、协调运转、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三是对宗教内部事务，由爱国宗教组织发挥管理主体作用，吸纳教职人员和信徒参与，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各宗教的教义教规和传统，完善内部民主管理制度，党和政府要把帮助宗教团体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宗教工作中的体现，其实质就是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我们之所以要坚持这个原则，一是历史原因。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势力借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如果我们今天放弃这个原则，就等于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就等于为外国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留下一个很大的缺口。二是现实原因。当前，境外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问题日益突出，其目的是操控我国宗教，把宗教变成反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力量。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原则，维护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利益。三是宗教自身的原因。天主教、基督教等传入中国后，长期受到外国宗教组织、传教士的控制，一切照搬西方。只有摆脱这样的状态，拥有近3000万人的基督教、天主教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教徒自办、有尊严的事业。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支持我国宗教界与外国宗教界的平等、友好交流往来。但是如果有人想使中国宗教隶属于外国，或者变成他们搞政治颠覆的工具，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以其特有方式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同时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在谈到13世纪至17世纪的各种宗教改革运动时说，这都是“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就中国来说，历史上凡是外来宗教，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比如佛教初入中国，经常与儒学发生冲突，态度傲慢，行事偏执，每每有过度发展的趋势。但经过长期磨合，到了宋代，宗颐禅师赋诗“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检守真风”。那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佛教与政府、社会及儒学过不去是没有前途的。佛教更加主动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为了与“孝”观念符合，中国僧人还创造了类似《父母恩重经》这样的一批印度佛教所没有的经典。佛教进入中国，促进了哲学、音韵学、形象艺术、语言文字的发展，现在人们习惯于把佛教作为中国自己传统的宗教来对待。相反的例子也有，明代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尽力适应中国文化，天主教徒一度发展到几十万人，但1704年教廷发布上谕，严禁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康熙起先耐心解释中国祭祖祭孔并没有宗教意义，只是崇敬先人先师而已，但教皇断然拒绝，康熙无可忍耐，遂下令禁止传教，这一禁就是百余年。今天中国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在其中所具有的形态也必然与以往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宗教适应了历史上的中国还不够，还要适应今天的中国，要改变旧时代的政治烙印，从现实生活中吸收新鲜养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得好，它就能对社会起积极作用，否则就会起消极作用。相适应也要分层次。宗教组织、宗教场所、宗教人士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服从政府依法管理，就基本做到了相适应；更高一层是能够积极发挥宗教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再高一层，则是能够挖掘和弘扬教义教规中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内容。目前，我国各大宗教人士努力从自身实际出发，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如佛教提倡“人间佛教”、伊斯兰教开展“解经”活动、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天主教推进“民主办教”及“自选自圣”。近年达赖集团极力制造“自焚”不违背佛教教义的谬论，企图煽动藏区一些人用“自焚”手段向政府施压。对此，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中国佛教界给予遣责，指出自焚及煽动他人自焚完全背离佛教教义，为反分裂斗争作出特殊贡献。今天，宗教团体在道德规范、精神慰藉、社会救助、文化保护等方面仍然大有文章可做。我们支持宗教界的这种努力，同时也要注意启发他们的自觉，不要越俎代庖。七、注意解决当前宗教不正常发展和活动混乱问题现在我国宗教无论在信众数量上、社会影响力上都呈现上升态势。一般地说，我们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肯定信教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自然也就为宗教提供了较过去宽松得多的环境，再加上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更多人到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这种发展总体上可视为是自然的、正常的。我们的工作目标不是简单地去压制这种发展，而是承认当前宗教现象有其内在规律，通过依法加强管理，将其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实现规范化、有序化的管理，从而团结信教群众同我们共同奋斗。但是当前普遍出现的宗教过快发展和活动混乱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从境内来说，主要是由一些人出于利益驱动导致宗教过热。特别要指出的是，有的地方党政领导者把宗教视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争相滥修大佛和寺庙，热衷大规模宗教活动，有的把寺庙同景区捆绑“上市”，把宗教直接变成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一些共产党人见到宗教造像就膝盖发软，甚至倡言营造“佛都”、“佛国”，是近些年中国社会最为奇怪的现象之一。有的宗教还存在未经合法批准的场所越建越多，规模越建越大，以及一些旧势力借机抬头，操控信教群众的现象。在我们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中，也有个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谁领导谁的问题。我们实行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因为这一政策符合宗教现象发展规律，符合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赞成唯心主义，可以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持中立态度，可以放弃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间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可以放弃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引导和抵御境外渗透的责任。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作为执政党，应抛掉无所作为的观念，自觉、主动地把宪法责任承担起来。治理宗教热、宗教活动乱象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当前可以很快就做起来的至少包括：不允许有人使用行政力量推行、助长某种宗教；不允许宗教干预属于政府的各项职权；运用法律武器，把境外势力的推波助澜坚决顶回去；对宗教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促进、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财务制度；在媒体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教院校除外）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这些措施不仅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不矛盾，而且有利于这一政策贯彻。现在一些专家学者喜欢讲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主要观点就是宗教是一种文化，既然是文化，就得用文化政策对待之，换句话说，把它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以为这种认识是有偏颇的。宗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类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创造，或者说构成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与社会其他文化形态有着密切关系，也有其特殊贡献，但不能因此而将宗教与文化特别是今天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简单等同起来。宗教的核心是对超自然力量或神灵的崇拜，这是宗教文化与社会其他文化形态的根本区别。我们今天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质上属于世俗文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亿万人民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现实生活为源泉，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也要挖掘宗教文化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相符和、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积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要努力使宗教在更深层次上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但不能一般性地倡导和推动宗教文化，更不能把宗教作为核心价值、“普世价值”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支撑，在文化建设的名义下人为扩大宗教的影响与势力。八、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是宗教工作一项重点也是难点任务。天主教有梵蒂冈企图干涉我国天主教内部事务问题，伊斯兰教有境外极端、暴力倾向势力对我国西北地区渗透问题，达赖集团也极力利用藏传佛教控制境内寺庙、僧人，而西方一些势力利用基督教的渗透尤为严重。境外渗透有的出于传教目的，有的则既有宗教目的又是一种政治渗透。有中国学者尖锐指出，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其核心是自我赋予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海外法权”，以此支持他国特别是中国一些人以宗教的名义形成反政府运动的重要部分甚至主导力量，形成国中之国，对他国实行政治渗透乃至颠覆。这种渗透，一是利用外国宗教团体在我国境内非法传教，物色可用之人出境“深造”，然后派遣回中国传播“福音”；二是利用外国非政府组织以慈善、教育等名义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三是鼓励、接纳境内外“民运分子”，实行“宗教、维权、民运”三位一体，共谋以上帝的名义推翻中国政治制度；四是针对中国不同人群制定不同的渗透计划，包括：“松土工程”，就是拉拢中国基层干部，“松动中国防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大坝的底层土壤”；“金字塔工程”，就是在政府和宗教界人士中培植亲西方势力，“削掉中国社会金字塔塔尖”；“断桥工程”，就是切断党和政府与爱国基督教团体与信教群众之间的联系，等等。中国一些“宣教机构”公开与“民运”、“维权”相呼应，更加主动向政府、法律挑衅，一遇整治，则向美国呼救，美国也总是及时为之撑腰打气，向中国政府施压。处理境外渗透，首先党政要高度重视，部门认识统一，抓得早，决心大，动作快；政策界限明晰，情况掌握清楚，在处置中充分运用我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等法律武器；对利用宗教进行颠覆活动、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少数人坚决予以打击、整治，而对一般受影响的信众则立足教育、争取转化，将其纳入合法宗教组织和场所；要始终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和人士的作用。抵御渗透工作必须注意把握好政策尺度。我们禁止非法传教，不是一般性地反对宗教，而是反对某些西方势力企图把宗教变为反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治力量。抵御渗透不是要求信众放弃其宗教信仰，而是要求其不得接受外国势力支配和利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不是不聘用信教的外籍教师、不招收信教的留学生（实际上外籍教师和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信仰各种宗教），而是要求其宗教活动必须遵守我国法律对外国人在华宗教活动的规定以及学校相关管理规定。不允许利用讲台传播宗教，不是教学中不能涉及宗教问题，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贯穿到涉及宗教学的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把握好这些政策尺度，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同我们一起抵御渗透，减少不必要的阻力。谈保持共产党人世界观的纯洁性：为什么不问苍生问鬼神？（2013年9月17日）当前，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不少共产党员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也搞起了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有的甚至动辄花大把的钱去咨询请教所谓大师、算命先生，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这说明，坚持与宣传无神论，批判封建迷信思想在当前显得尤其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无神论？首先，因为我们党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无神论是这一世界观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坚持无神论的世界观，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以自己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奋斗一步一步改变中国，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富裕，而不是引领人民寄希望于神灵护佑，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也正是由于坚持无神论的世界观，我们才能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的头脑，在90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不是乞灵于神的启示和主观主义的臆想。抽掉无神论这一思想基石，党的理论大厦就要垮塌，党的奋斗所取得的一切都成虚妄。其次，无神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有着深厚而又极富特色的无神论传统，出过许多坚持无神论思想的儒者、大家。一代又一代无神论者以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以他们特有的话语体系，引领当时中国人对哲学的根本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他们的努力造就这样一个局面：中国历史上虽然活跃着多种不同宗教，但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而是一个世俗国家；中华文化虽然含有宗教内容，但不是一种宗教文化。中国宗教本身也由此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较少神秘主义，较少狂热和极端，更未发生过全局性的宗教战争。有人测算过，全世界60多亿人中，宗教信仰者48亿人左右，不信宗教的约有13亿人，不信宗教的大部分在中国，显然，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这一特点，是我们党作为无神论的党而能如此自然地从人民中生长起来，得到人民长期支持，取得胜利并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然而，当前国内外一些人极力制造种种谬论，诸如：“惟有神论才有信念、有文化、有道德，而无神论则导致社会物欲横流；今天中国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是中国人不信宗教特别是不信基督教；中国当务之急是对中国人进行宗教信仰补课”，等等。这些谬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指出：恰恰相反，无神论传统不仅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包括道德提升的一大优势。我们当然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我们决不学习西方的迷信思想，决不放弃自己无神论的特点和优势。再次，在今日中国，各色装神弄鬼的反科学反理性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危害人民，危害社会，需要从源头上即从世界观上予以清理。应当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人为助长宗教热，滥建大佛、寺庙，热衷于大规模宗教活动，中央屡禁而不能止；一些地方盖办公楼、装修办公室要请风水先生指点，立“转运石”、“靠山石”，甚至不惜破坏城市规划和环境；形形色色的“大师”、“神医”、“半仙”，你方唱罢我登场，搅起阵阵污泥浊水而这些愚昧、反科学行为背后，又都有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干部在推波助澜。有的共产党员不讲科学搞迷信，见了神佛膝盖发软，带头崇拜各色怪力乱神，热衷于烧“第一炷香”、撞“第一声钟”，甚至一边拜神一边贪污，用贪污来的钱供神，从神的“庇佑”中获得贪污行为的精神支撑。这些已成为一道怪异的“风景”。我们不能说有神论世界观就一定导致这些现象发生，但这些现象的世界观根源一定出自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我们的社会对这些乱象不是没有治理，但力度不够，迄今基本上限于戳穿一些具体骗局，而没有解决深层次的世界观上的病因。只要我们没有从哲学的高度予以清算，没有使无神论成为多数人至少是党员干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建成一个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坚持无神论，首先应当是执政党对自身建设的要求。党要不断对党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要求党员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对党的世界观的侵蚀、渗透，并提出纪律要求。这种教育不但要继续坚持，而且要不断加强。我们知道的一些党员干部搞封建迷信案例，大都是在查处其经济问题时带出来的，很少有干部是因搞封建迷信而受到批评、查处的。因此，应当把无神论教育列入党的各项教育活动中。党员不仅要保持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纯洁性，还应在世界观上保持纯洁性。这项要求看似简单，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党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科学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保持住自己的事业。坚持无神论，要善于做群众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我们宣传无神论，不仅是为了坚持一种科学的学说，更是为了使群众掌握这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只有这一科学学说真正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这种宣传教育才有完全的意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条文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我们应抛掉种种无所作为的观点和情绪，自觉主动地把《宪法》的要求与责任承担起来。无神论的教育，也要从青少年抓起，及早进课堂、进教材，进青少年头脑。坚持无神论，要不断提升无神论教育者队伍的自身水平。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无神论有着丰富的历史和哲学内涵，不是说一句“世界上没有任何神灵存在”的话，就可以了事的。无神论教育也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不断用科学的最新成果予以充实、完善、丰富，需要对今天世界范围内无神论与有神论各自发展与影响力消长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因此，无神论教育者需要有丰富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包括宗教学知识，有更为宽阔的世界眼光。坚持无神论，要始终同坚持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充分表明，我们同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在世界观上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党的正确的宗教方针政策指引下，是完全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目标的。无神论教育、宣传绝不是制造信教与不信教群众的对立，而是要使更多的人学会正确看待宗教现象，理性选择自己的世界观，反对境内外一些势力利用信仰问题扰乱社会秩序，搞政治渗透与颠覆。上述种种社会乱象，对社会不利，对宗教也不利，因此我们在反对这些社会乱象的斗争中，完全可以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要加强在高校、研究机构中的无神论学科建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理性地分析宗教现象，对宗教现象给予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把原则的坚定性同政策的准确性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说服更多的人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更好地坚持无神论。对我国宗教特征和宗教工作的几点认识（2013年11月21日）我国宗教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此外还有东正教等属于民族性、区域性的宗教以及妈祖、关公等民间信仰。天主教信徒约650多万人，基督教信徒约2300万人，穆斯林约2000万人，佛、道教由于其吸纳信众方式的开放性，信徒不易统计。我不赞同利用人口普查形式搞信教人数普查，因为，对于国家来说宗教信仰是公民的私事；我国信教群众中相当一部分信仰会发生改变；由国家给每个公民定一个“宗教身份”在政治上也不利。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科学抽查方式解决。一、我国宗教的三大历史特征从历史上看，我国宗教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国家与宗教关系上，国家政权高于宗教，总体上没有出现政教合一或政教相争的局面，比如中世纪欧洲梵蒂冈广泛影响甚至主导各国政治那样的情况。中国以儒学为意识形态主体，而儒学是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处理的哲学，对宗教（包括外来宗教）持开放、包容态度。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宗教势力膨胀、干政的事情发生，但总体上宗教接受政府的管辖，不能违背政府的法规。中国各宗教自身没有形成如同西方天主教，西亚、中亚伊斯兰教曾有的那样大范围、统一垂直的组织体系，没有可以号令全国的大教主，内部的联系大多比较松散，因此不能形成与政府相抗衡的力量。二是宗教与宗教关系上，中国没有一教独大局面，宗教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交融。中国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外来宗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都比较宽容，能够容忍其他宗教及内部分支教派存在和发展，相互和平共处。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儒释道（儒不是宗教）三家一边在朝廷面前激烈争夺“首席”位置，一边又互相汲取。人们常说的佛、道不分家，一个人可以拜佛教的各种神灵，同时不妨碍拜道教的各种神灵。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学者推行“以儒诠回”，即用汉语讲解伊斯兰教经典，用儒学传统思想阐发伊斯兰教义，获得成功。三是我国多数人口没有系统的宗教信仰，信教群众也比较重视现世人生问题。儒学重视现实社会关系的处理，孔子讲“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在当时是一种很科学的态度。受此影响，中国多数人口虽然不能算唯物主义者，多少有一些宗教观念和迷信，但构不成体系性的宗教信仰。中国宗教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较少狂热和极端。比如佛、道教大多数信徒崇拜神灵，不是为了达到彼岸世界和取得精神解脱，也不大关心历史、宇宙的终结问题，更多为了求得神灵帮助解决民生问题，佛教寺庙里常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牌匾，老百姓则求消灾免祸，治病驱邪，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二、全面理解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并将其写入新修改的党章，标志着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正式确立。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在宗教问题上就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新中国建立后，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就理论而言，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但宗教存在的其他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认识根源的消失，则需要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主张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只能承认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以积极的管理与引导。就党的任务和宗旨而言，我们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要代表信教群众的利益。而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包括要尊重他们精神上的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这里需要指出，我们讲的宗教信仰自由，除了有信教的自由，还有不信教的自由，以及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有人认为，只有信仰宗教的人执政，才会真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其实，近代宗教信仰自由观念，是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战争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与主政者信不信教无关。历史和现实表明，恰恰在某种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或者朝代，对其他宗教甚至本宗教内部的派别是不容忍的。比如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对“异教徒”的迫害、“十字军”东征；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进攻欧洲，强迫巴尔干半岛人改信伊斯兰教等等。二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一个人是否信仰宗教，信仰什么宗教固然是由个人自己决定，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但是包括宗教活动、宗教场所、宗教组织在内的宗教事务却会影响到社会共同利益，因此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公民就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不能妨碍正常的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当然，更不能利用宗教搞破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活动。另一方面，管理也不是自由的、随意的、个人式的管理，管理必须依法，这个法就是国家的宪法、法律和规范性文件。2004年国务院颁发了《宗教事务条例》，是迄今宗教事务管理最完整的综合性法规，之后又出台一系列配套法规，共同使宗教事务纳入法制化轨道，成为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体现。社会管理要分层次，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由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实施行政管理，加强对宗教团体、活动场所和教职人员的引导和监督；宗教涉及其他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尽可能纳入一般社会管理，由政府各主管部门负责，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机制；宗教内部事务，由爱国宗教组织发挥管理主体作用，实行民主管理。三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宗教工作中的体现，其实质就是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我们之所以要坚持这个原则，一是历史原因。鸦片战争后，外国基督教、天主教势力借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操纵、控制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成为西方修会、差会的附庸。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基督教、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教徒获得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如果放弃这个原则，就等于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为外国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留下一个很大的缺口。二是现实原因。当前，境外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问题日益突出，境外基督教的渗透从东向西、从低文化层次向高文化层次漫延；梵蒂冈极力利用“圣统制”操控我国天主教；伊斯兰极端主义派别向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渗透；达赖集团利用藏传佛教破坏西藏稳定、分裂国家。渗透目的是操纵我国宗教，进而把宗教变成反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力量。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维护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利益。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我国宗教界同各国宗教界建立在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的平等交往。这些年佛教、道教分别举办国际佛教论坛、“道德经”论坛等国际性会议，基督教、天主教分别参加多种国际性会议，基督教多次在境外举办“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教同中亚国家积极开展友好交往，五大宗教团体以“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参与“世宗和”、“亚宗和”活动，等等，都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宗教真正情况，取得好的效果。四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总是某一具体社会的宗教，它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以其特有方式反映着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面貌，同时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就中国来说，历史上凡是外来宗教，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否则难以存在和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一个融入中国文化又贡献中国文化的例子。佛教起初与儒学多有矛盾，且每每有过度发展的趋势，但经过长期磨合包括几次“法难”，到了宋代，宗颐禅师赋诗“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检守真风”，那个时候，已经认识到宗教与政府、社会及儒学过不去是没有前途的，以禅宗为代表，比较自觉地走上中国化的道路。佛教进入中国，促进了哲学、音韵学、形象艺术、语言文字的发展。现在人们基本上已经把佛教作为中国自己传统的宗教来对待。明代利马窦在中国传教，尽力适应中国文化，天主教徒一度发展到几十万人，但1704年罗马教廷发布“上谕”，严禁中国教徒祭祖祭礼，康熙耐心解释中国教徒祭祖祭礼没有宗教意义，只是崇敬先人先师而已，但遭教皇拒绝，康熙无可忍耐，指出这是“屋外之人断屋内之事”，遂下令禁止传教，这一禁就是百余年。但是这一招也带来副作用，就是中断了中国同西方文明接触的一条重要渠道。今天中国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适应了历史上的中国还不够，还要适应今天的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爱国守法，能做到这一条就基本做到了“相适应”，第二个层次是多做有利于社会民生的事，第三个层次是挖掘弘扬教义教规中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内容。目前我国各大宗教都努力从自身实际出发，兴办慈善事业、支持教育卫生事业、保护文物、保护自然生态、捐款救助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支持奥运会、世博会的举办，等等，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佛教提倡“人间佛教”，道教开展“玄门讲经”，伊斯兰教开展解经活动，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天主教推进“民主办教”、“自选自圣”，都是“相适应”的重要尝试。有关公文写作的几个问题（2013年）在我们工作中，文字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载体，而这个基本载体现在毛病不少。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曾经批评当时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我感觉，我们现在的文风比那个时候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一些问题比那时候还严重。有些文件、文章拿过来，想找些有针对性的话、有用的话，很难。人们往往不是从前往后看，而是从倒数第二段或第三段开始看，因为往往讲到这里才是讲问题的，而前面占了主要篇幅的大多是些大而无当、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举一个例子，现在下级评价上级的讲话，无论是评价总书记的讲话，还是评价某个支部书记的讲话，一律“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思想深刻，高屋建瓴，有很强的现实性、政策性、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什么叫“高屋建瓴”？我估计许多经常用这个词的同志自己也不清楚。文风实际上是思想作风，是党风在文字工作中的体现。如果文风没有活力了，实际上是党思考问题的水平、方法出了问题，党的活力在丧失。毛泽东在抗战时期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党内整风，整风当中又把反对党八股作为重要问题提出，为什么？如他指出，是因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藏身的地方。我们现在的文风，实际上也给党内各种消极现象、不作为现象一个防空洞。比如我们现在几乎每篇讲话、文章都要强调抓落实，一般说“抓落实”已经不够了，还要“切实抓落实”，还要“切切实实抓落实”，已经到了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的地步了！为什么还不能落实？原因之一是这个文风就是虚夸之风，就是不利于落实的。“切实”太多，本身就说明你没有信心落实。我们统战工作的职能，决定了我们既要研究理论、政策，也要承担大量实务。无论是“务虚”还是“务实”，都是为了帮助中央处理现实重大问题。所以要特别倡导实实在在的文风，而不要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搞到我们的文字工作中来。我们所要求的文风、文字是什么样的？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为实际工作服务各种不同文体对文字有不同要求。诗歌要合辙押韵，读起来好听；小说要见人见景，栩栩如生。而我们中央职能部门的文字——大家回家以后写什么那是你们的自由——应该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为了推动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完成，而不是为了抒发文采，展示作者才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字必须反映实际，以解决问题为要旨，避免坐而论道，避免把时间精力弄到概念、词句、提法的新奇上，文章架构的工整上。如果行文之中有好词好句子涌出来，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离开实际工作的需要，专门在概念、词句、提法的出新上打转，那就会贻误工作。如果作者才情泉涌，涌得太厉害无法克制了，建议到文艺刊物发表，而不要涌到党的文件上来。可以写诗填词嘛，你越工整、越对仗，平平仄仄都搞上，那才是高水平，但这不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文字所需要的。毛泽东是文字大家，他的诗词的风采，很难有人企及。但是他在讲工作的时候，文字是非常朴实简明的。中国古代对文章功能的理解是“文以载道”。“道”就是真理，真理是朴实的，因此载道的文字也应该是朴实的。我在李瑞环同志那儿工作过，他曾送给我一副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是他练字的时候写的，我感觉非常好，他就加上题款送给我一张。在他看来，好文章的标准是什么呢？简、浅、显。我理解，就是不要故意把问题在表述上搞得过于复杂、玄虚。问题本身可能是复杂的，但是在文字表述上一定要让人易于懂，易于明白。第二，要打破僵化刻板的文风的束缚，还文笔以自由不知道是起于什么时候，我们机关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越来越讲究排比、对仗、工整、四六句。很多的文章，包括一些领导讲话、权威报刊的理论文章，文内第一层次标题不管相隔多远，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语式甚至到字数都是对应的；然后第二层次标题换个排列方式，又都是对应的；如果有三层、四层标题，仍然是对应的，规规矩矩，板板正正，像是小学生造句作业。至今一种常见写法，XX是目标、XX是任务、XX是窗口、XX是桥梁、XX是纽带下了一番苦功，但透着一股陈腐气息。这种写法，不是以内容的需要来摆布文字，而是以文字上下前后工整的需要来裁剪内容，合之则留，不合则去，结果思想得不到伸展，观点得不到阐述，统统被割裂得七零八落。这种文章给读者留下的只是一个刻意雕琢的词句框架，很难留下深刻的思想启迪。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你们去找找看，四六句儿、工整对仗，一层标题二层标题三层标题格式高度一致，我是没找到。毛泽东多少还讲点儿文字的风采，邓小平连这个都不讲，干脆就是直说，“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拿最土的话来说明最深刻的道理。但是，你不要说他没有文采，简朴、明快、透彻，这本身就是一种文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文字工作要为实际斗争服务的一种精神的体现。我们要的文采是这种文采，而不是蓄意在文字上过分雕琢的文采。我们文学史上有一种骈体文，两汉、魏晋下来，多少人写了多少骈体文，辞藻华丽得不得了，人们能记下的大概只有“滕王阁序”，因为它做到文字和内容高度配合，其他如著名的“三都赋”，搞得洛阳纸贵也没有多少人记住。这种骈体文的特点倒是被今天我们有些同志继承了，可惜玩文字又玩不过古人。毛泽东也有过工整、对仗、排比，在《反对党八股》里。他说：“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第一条叫做“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四个字儿一句，两句八个字，继续工整下去，第二条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然后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最后一条“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工整对仗排比，无以复加。但毛泽东是提倡这个吗？他是最看不上这个的。我并不是说大家有时候用用排比、对仗，讲究讲究工整，都是多余的。我是不赞成我们的年轻同志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到这个方面去，不愿意这种风气成为我们的一个导向。第三，文章尽可能短一点文章要短一点，大家都知道。那么怎么才能短？我在改稿实践中发现几个具体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经常是同样的话翻来覆去地说，如果一个意思决不说两遍，自然就短了。开会讲话中难免要表示感谢，经常是谢了一次不行，隔几页还谢第二次，甚至谢三四次，你把感谢的话放到头里一起说完了，后面就不要再感谢了。讲形势的分析，所有分析全都放到一个段落；讲工作部署，所有部署全放到一个段落。我现在替大家改稿子经常不是为了修改思想，思想都非常正确，功夫就花在把“同类项”搞到一起。再比如，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是鲁迅的话，从小老师就教过我们。但实际上我们文字中，可要可不要的字、句、段落太多了。我们为什么文字越弄越长呢？除了大家文化素质越来越高、思想越来越丰富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书写方式越来越便捷。古人最早在丝帛上写，丝帛贵呀，他必须尽可能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还有竹简，用竹简很费劲，要把竹简削出来，还要防腐，肯定他要尽可能地省略字句。古人讲“学富五车”，如果是今天的五卡车书，谁也读不完，但是古人能读完，因为他用的竹简，五个牛车也拉不了多少字。然后呢，有了毛笔、墨汁和纸，后来又有了铅笔、钢笔，废话就开始多了。尤其是今天有了电脑，这个废话就成倍增长。因为许多规定性词、句甚至段落，如果用笔写要写好一阵呢，过去他就会省略一些，或干脆不写了，现在只要“梆”一按，就全出来了，何乐而不为嘛！一些同志给领导写稿子有一个心理，我也干过这个活儿，先把字数弄多一点，把稿子撑起来，显得很充实，显得卖了力气，领导你看哪句不好你自己删嘛，有些句子只要写上了，谅你也不敢删。如果碰上个对文字没有兴趣的领导，他就照念，结果不仅把大家的时间都浪费了，还把这个单位、这个地方整个文字水平拉下来了。把文章写短还有一个办法：减少层次。我们目前写稿子一个普遍现象是层次太多。毛泽东曾经批评写文章层次太多是党八股的重要表现形式：“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叄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对比毛泽东的批评，我们今天还是有进步的，至少壹贰叄肆、甲乙丙丁是消灭了。但是现在无论讲话、文章甚至简报，汉语的一二三四，然后括弧汉语的（一）（二）（三）（四）；然后阿拉伯数字1234，再一个阿拉伯数字加括号（1）（2）（3）（4），再下面还有一是、二是、三是要是这样还不过瘾，还有黑体字、变体字等等。有些年轻同志没有在大会上念稿的机会，不知道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就被这个搞糊涂了，念着念着自己就不知道念哪儿去了，念成一锅粥了。脑子清楚一点儿的领导还得引读，“好，我现在讲到汉字一二三四的四了好，现在讲阿拉伯的1234了。”实际上文章的自然段落、句号、分号、逗号、黑体字，它都能起到分隔的作用，用不着那么多的中药铺格子。大家看十八大报告，三万多字，实际上就用了两个层次，一层是一二三四，然后括弧（一）（二）（三）（四），少数自然段落打头用了黑体字。如果依我们一些同志写的话，以上这些符号可能还不够，还要再启用一些符号比如“天地玄黄”或“赵钱孙李”才能区分得开。我有一次帮李瑞环同志起草稿子，他作了大量删节，又批了一句，“文到高处，言少而意多”。当然我们不可能简练到古人用竹帛书写那个时候，但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应是古今衡量文字水平高低的“普世”标准之一。关于文字工作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自己的稿子要经过自己的手，动手写也好，别人写了自己动手改也好，反正不要只剩下张嘴念稿的功能。现在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把写文章看作是秀才的事，如果领导评价一个同志是个笔杆子、是个秀才，糟糕了，这不是表扬的话，这意思是说你就干这个了，你的前途也就这样了，相当于说你不会办事情。实际上写稿子的过程是个思考的过程，是一个对工作的回顾、分析、部署的过程。不善于写稿子改稿子，对稿子不下功夫的领导，我以为不会是好领导。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周、刘、陈这些同志，都是实干的大家，同时也是写作的高手，这才是共产党文风的正宗。答《快报》记者问：达赖集团与“自焚”事件的关系（2013年10月22日）2013年10月22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意大利罗马接受了《快报》记者比安吉（女）的专访，就达赖集团与“自焚”事件的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主要内容如下。记者：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民族、宗教政策有什么变化？朱维群：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几代领导集体不懈努力形成的，不会因领导人的更换而改变。包括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政策都不会改变。如果说有所变化，那么也将是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支持力度。记者：从保护人权的角度看，我感到不能说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取得很大成功。如果说成功的话，也是控制当地人民方面是成功的。我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在新疆、西藏的控制的政策在不断加强，有关情况正在不断恶化，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些政策，没有一丝一毫松动？朱维群：首先我要说你对我们的民族地区，特别是对新疆、西藏形势的判断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和全国一样，近些年新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快，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两个地方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新疆有“东突”势力搞分裂的问题，西藏有达赖集团搞分裂的问题。你如果是说我们对这两个集团的破坏活动“控制”更加严厉，打击也更加严厉，这两个集团的情况在不断“恶化”，这是说得通的；如果是说我们对那里的各族人民实行了什么“控制”，这是完全违背实际的。对于分裂主义势力，我们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维护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维护法律尊严所必须的，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比如我们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交界的少数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对达赖集团煽动、策划自焚事件进行了压制，对煽动、策划自焚的违法分子进行了打击。我可以告诉你，达赖集团策划的自焚活动已被打压下去。不打击这些分裂主义势力，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就得不到保障。如果分裂主义势力，比如煽动、策划自焚的这些人，他们感到受到控制、受到打压，这是好事。以为达赖集团代表了藏族，以为“东突”势力代表了维吾尔族，是西方一些政治家和新闻媒体的最大错误。因为持这样的观点，使他们把一切问题都看错了，看反了。记者：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自焚的，之所以自焚，是因为他内心深处有某种不满意不幸福，某种愤慨。朱维群：我这次出访欧洲，一路上就等着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但你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分析，大约是因为少数地方自焚频发多发态势已彻底压下去了，再提这一问题，对那些记者来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记者：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向中国高层领导提这个问题。朱维群：我先要说一个事实，自焚事件的发生，并不像达赖集团散布的那样，“整个西藏都燃烧起来了”。实际上自焚事件主要发生在我上面讲到的三个省的交界处，尤其集中发生在四川阿坝县的格尔登寺。这个寺的格尔底活佛是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失败后跟着达赖逃出去的，先后担任过达赖伪政府的教育部长、安全部长，安全部大约不会是个念经的部门，实际上是个特务机构。2013年的3月5日，“挪威西藏之声”等达赖集团媒体报道，格尔底活佛在瑞士声称，境内的自焚同胞是为了藏人的福祉利益献身，因此这是一种非暴力的，完全不违背佛教的舍身行为，藏人的无形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自焚事件。这就是自焚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由于自焚遭到了包括藏族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也由于国际上许多新闻媒体对组织策划自焚这种行为的谴责，自焚在达赖那边也已搞不下去了。你刚才说，国家在正常状态下是不会发生自焚的，实际上你是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政策和工作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西藏和其他广大的藏区并没有发生自焚呢？为什么自焚事件无法再持续下去呢？就是因为自焚是达赖集团策划、煽动的，在他的影响力比较强的地方，才会发生自焚事件，而且发生的次数比较多。记者：所有的不好都是达赖喇嘛造成的？朱维群：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话是对的！自焚事件的发生，我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是达赖喇嘛造成的。首先，达赖企图凭借他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力，以自焚为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对他做出让步，他们直接的目的，就是企图让突尼斯小贩自焚引发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西藏重演。记者：中国政府确实很关注“阿拉伯之春”，害怕相同的事件在中国重演。朱维群：达赖是满心希望“阿拉伯之春”在中国重演，但我们一点儿也不担心，更谈不上害怕，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2011年11月18日，达赖喇嘛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藏人之所以采用这种自焚的绝望的手段，是因为他们知道西方支持自焚引发的阿拉伯之春”。达赖同时又埋怨西方“用缓和的语气与中国对话”。2012年11月10日，“赫芬顿邮报网”报道：洛桑孙根说，自焚是一种抗议的方式，就像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自焚事件。2013年2月4日美国的“多维新闻网”报道，洛桑孙根在一次集会上说，“突尼斯自焚可以成为阿拉伯之春的催化剂，为何我们被给予的支持不及我们在阿拉伯世界中看到的呢？”显然，他对西方一些势力给他的支持太少而表示不满。我再讲第二点，正是达赖，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为自焚者提供精神支撑和诱骗。2012年10月8日，达赖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说：“我非常肯定的是，这些自焚者之所以牺牲自己是因为怀着真诚的动机，是为了佛法和人民的福祉，从佛教的观点看，是积极的。”同年11月7日，伪流亡“议会”发表声明称：“自焚是最高境界的和平、非暴力行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把自焚说成是崇高的、利他的行为，菩萨的行为，是有极大功德的。奇怪的是，自焚者几乎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和小喇嘛，鼓吹自焚的人中却没一个有钱人、一个大喇嘛去自焚，成就这番功德。记者：在任何社会变迁或所谓的革命，也没有看到富人、有地位自杀和自焚，用这个例子说明你的观点论据并不充分。比如说，两天之前罗马发生的骚乱，参加这场活动的肯定都是年轻人、社会最底层的人，富人肯定不会上街。朱维群：直接实施暴力恐怖行为的可能是年轻人，但问题在于那些幕后的人，那些欺骗年轻人说自焚是“菩萨行”的人。假如有一天一个人告诉你，如果你为我这个宗教自焚，那是符合宗教的高尚行为，你会认为他是什么人呢？记者：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在一切革命当中，领袖不会自己去牺牲的，他需要去领导，当炮灰的肯定是最底层的人，我们需要领袖去推动这个变革。朱维群：达赖正是这样一个利用宗教对人的精神进行操控和欺骗的“领袖”。今天的世界上你还可以另外举出宗教领袖号召信徒自焚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来达到宗教修行的例子吗？记者：“基地”组织是这样的！朱维群：所以“基地”组织是恐怖组织！如果你为“基地”组织辩护，我们之间就无话可说了。记者：“基地”组织的例子我举错了。关于自焚的讨论，我们就谈到这里。朱维群：刚才你的言论使我极为吃惊，我认为你头脑里是把达赖喇嘛和“基地”组织等同起来了。在历史上，用自杀行为表现一种宗教信仰，确实不是个别现象，但在现代社会，恐怕没有哪一个宗教组织会把自焚、自杀作为表现信仰纯正、崇高的象征。没有这样的组织，如果有，就是“基地”一类的组织。我的脾气是一个问题一定要谈到底，现在我讲认定自焚是由达赖集团煽动的第三个理由。藏区发生的自焚案件迄今基本都告破了，抓获了一批煽动组织策划自焚的人员，其中很多人供认是达兰萨拉直接派遣或指使的。这些人都依法受到惩处，不少案例已经在媒体上公布。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是，达兰萨拉有个达赖集团的两届“议员”，叫拉毛杰，达赖集团利用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自焚指导书”，告诉藏人，自焚第一步是思想动员，第二步是自焚准备，第三步是自焚口号，第四步是处理好其他活动，等等。很多自焚就是在这个指导书的安排下进行的。记者：我想提到2008年3月份拉萨发生的暴乱，我认为这是整个西藏动员起来的暴乱。为什么要动用军队呢？这说明民众的愤怒到了一定程度，否则没必要动用军队。朱维群：你知道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了什么吗？分裂主义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半天之内打死、烧死了18名普通群众，打伤了数千人，其中数百人重伤，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能不动用军警吗？军警的职责之一，就是保卫国土安全，包括对付这些藏独分子的暴力恐怖行为。如果达赖集团再制造2008年3月那样的事件，我们仍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果断措施。我要强调的是，藏区广大干部群众是拥护中央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那么短时间内迅速平息这一事件。记者：你刚才说暴乱在如此短时间内平息下去，是因为绝大部分藏族群众是赞成中央政府的。但有两个东西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个是人口数字，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汉族人口占65％，少数民族占35％；我了解现在的数字是汉族人口占96％，4％是少数民族，这两个数字最能说明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第二个是之前我应中国政府邀请到藏区访问，安排我参观新的普通牧民住房，我看到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这种统一的建筑是不是西藏文化的丧失？这种文化流失是否要归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朱维群：你是从哪里得来这个人口比重数据的？记者：我突然想起的，这个数字是从中央党校某份文件上看到的，是作为民族融合成功数据报道的。朱维群：你引用的这个数字是完全错误的，你也没有拿出权威的数字出处来。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的统计结果一直是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近10％，从来就没有过少数民族曾经占到35％的统计。根据国家最近一次人口普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是1.1亿，占总人口8.49％，而不是你说的4％。作为记者，一个最基本素质是引用数字要有根据。记者：实际上中国鼓励汉族人向边远地区移民。朱维群：我们的法律并不禁止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流动。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西藏地方大得很，单靠200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建设没有什么坏处。我认为这个话对全国都适用。中国中央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组织地派一些技术骨干、工人到民族地区帮助建设，这是新疆、西藏等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所必须的，也是我们公开做的，并没有什么可隐瞒。改革开放后，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户籍已不那么重要了，很多内地人到新疆、西藏做生意，谋求发展，同时新疆、西藏人也到内地来发展，这是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的正常交流。谁也没有权力把我们的公民关在他们的传统聚居区不许出去。实际上现在西藏藏族人口仍然占90％以上，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口占新疆人口的比例是上升的，南疆维族人口也占90％以上，这种状态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关于你指责我们帮助农牧民盖房子使得他们的游牧文化丧失，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荒谬的说法。人类的发展从游牧到农业定居，再到现代化工业城市，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一些人自己享受着现代城市、现代文化的生活，却要求我们的藏族同胞过那种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缺少学校和医院的游牧生活，才是真正违反人权的。记者：这样一盖房子，他们就不能自由的活动了。他们的牲畜也不能去草场了。朱维群：西藏大多地方已进入农耕社会，我们的安居工程就是帮农民就地把房子重建一下，改变过去人畜共住的不良条件，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居住地和周边环境。四川藏区对牧民采取了两项帮助措施，一项是建立了1490多个牧民定居点，让农牧民过冬有一个有水有电可住的地方。另一项是给每一户牧民发一顶新型帐篷，里面配备了太阳能卫星电视、牛奶分离器、折叠钢床等9种设备，冬天这些牧民在定居点过冬，冬天过后带着帐篷去草原放牧。你刚才说到文化的断绝。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瑰宝，我们爱护还来不及，怎么会采取措施故意让他中断呢？政府帮助农牧民盖新房子，建定居点，绝大部分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并没有改变，因为本来就在他们的传统居住区修建的。有的地方在很短时间内盖这么多的房子，难免会发生设计模式雷同的现象。在内地搞类似工程时，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这没有什么可奇怪。记者：为什么要急着完成这些工程呢？朱维群：你对传统游牧生活之艰苦完全没有体会。农牧民群众迫切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及早改善居住条件，他们对新房子可能有不满意之处，这是正常的，但是我接触到的所有住上新房子的农牧民，都是非常高兴的。记者：如果有一个藏人说我不喜欢住这里，他可以选择不住吗？朱维群：我没有碰到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跟你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如果我们的藏族同胞没有人表现出对新房子、对现代生活的憎恶，你们为什么要替他们作这样的设想呢？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看到藏族大多数人是欢迎新房子、新生活的？真实情况恰恰是后者。记者：我是说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中国人没有真正的投票权，所以我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朱维群：中国人是有投票权的，只不过我们的选举和决定问题方式和你们不完全一样而已。我们充分尊重意大利人选择的本国民主方式，并不想把中国的民主方式强加给你们意大利人。但有些事情我们也没有打算按照西方的包括贵国的模式办。我们的民主方式使我们能够让老百姓早点过上好日子，比如使藏族农牧民尽快住上好一点儿的房子，我们能够很快就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