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荟”系列№5（25篇）2021年2月调研报告汇编

2021年2月调研报告汇编“如椽巨笔1”微信公众号2021年2月目录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执笔张春龙：江北新区顶山街道“融治理”创新改革调研报告1关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7仙游县委组织部课题组：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10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关于内蒙古、吉林两省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调研报告12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广西壮族自治区易地扶贫搬迁情况调研报告14宿迁市扶贫“三会”潘玉利、高行舟：关于化解潜在返贫风险的调研与思考16关于生态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21颜铭、张开迪、刘宸汁：云南省永胜县崀峨村“8·26”冰雹救灾的思考25江苏省溧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溧阳用好用足纪检监察建议28成都中信银行赵霜、宜宾市党委侯刚：关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四点思考29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关于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31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关于豫鲁两省农村饮水情况的调研报告33李国生、幸伟、梁淑慧：对新时代人民政协“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思考和建议35海南大学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傅国华：提升海南“三农”人才吸引力的思考38“河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课题组：引导“新基建”出城进乡按下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快进键”41文松清、梁志慧、王贵兰、龙丹：从金融供需角度看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问题基于黔东南州的调查44广东岭南通股份有限公司吴嘉茵：实现粤港澳交通一卡通课题调研报告50王海忠、李冬生、李杰、李新华：国家林草局关于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的调研56辽宁师范大学赵岩：对党史教育基地推进党史宣教工作的思考60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谭光勇：高端装备制造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64中共丰县县委党校周艳娜：关于丰县决战脱贫向小康的调研69朱民、郑重阳：关于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思考73中国人民银行楚雄州中心支行课题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调查和思考86黄燕熙、韦才煌：来自马山县林圩镇乡村风貌提升工程的调研92中共山丹县委党校龙作联、杨娇：来自新开村的调研报告逐梦“金窝窝”96“全科”构建现代化新主城的“善治”样板江北新区顶山街道“融治理”创新改革调研报告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执笔张春龙（2021年2月2日）南临长江、北枕老山的顶山街道位于江北新区的中心腹地。近年来，对标新区现代化新主城的城市定位，以及新区赋予的“乘风破浪争‘首善’”之发展重任，街道立足内涵式社会综合治理改革，将人员队伍重整、机制职能融合、智慧技术赋能等作为重要的创新抓手和驱动引擎，初步蹚出了一条可覆盖和联动全域的“融治理”改革新路径。在1月28日举办的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融治理”创新改革推进会上，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童星指出，顶山“融治理”模式“顺应了国家融合发展的大趋势，符合人民群众的高效便捷综合服务需求”。一、发展篇机遇叠加开启“融治理”改革路对接江北新区自主创新先导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长三角地区现代产业集聚区、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合作重要平台的战略定位，作为新区核心区的顶山街道得益于江北新区国家级新区、江苏自贸区的重要战略发展机遇，已进入转型、创新和提质跨越的重要时期。不仅街域面貌整体焕然一新，现代商业中心拔地而起、街巷步道整洁有序，各项社会事业和经济建设也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核心地位更加显著。2015年国家级新区江北新区获批，2019年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落地顶山，江北新区正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主战场，全城建设的新主城、新空间，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等领域，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机遇背景下，地处新区腹地的顶山街道历经两次区域划转，一方面总面积由过去的仅29平方公里调整至62.8平方公里，成为江北面积最大的街道，另一方面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成为新区核心区街道和“双区叠加”发展的重要承载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近年来，国际健康城、江北新区市民中心、江北新区图书馆等一大批城市新地标和重大项目纷纷落户顶山，带来了公共服务的丰富—1—多元；区内循环快速化通道江北大道高架、沿山大道穿境而过，定淮门长江隧道、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南京长江五桥3条重要过江通道连接南北，便捷了顶山居民的交通出行；绿水湾湿地公园、青奥体育公园、滨江步道让顶山更具生态魅力；中央商务区、研创园两大产业平台为顶山借力借势、以商招商、以才引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如今的顶山街道，正围绕宜居宜业宜创目标，推动建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绿色宜居城区，实现城区面貌质的飞跃。经济实力大幅提升。顶山街道作为全国4万多个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单元之一，用上下齐心的合力，不断迎难而上，取得了防疫与复工复产的“双胜利”。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突破14.6亿元，同比增长46%；规上工业总产值预计完成17.1亿元，实现增速7.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59亿元，实现增速59%，有效提升街道在新区的经济“首位度”。街道财政所在南京市镇街财政机构标准化建设验收中取得示范单位第一名的好成绩。转型中蕴含新挑战。在城市体量快速攀升的曲线背后，顶山的人口数量由原来的6万-7万人，增长至现如今的近23万人，并仍有越来越多来自南京市区、宁镇扬等周边城市的人群正在涌向街道定居。同时，因“两区叠加”的新发展要求，辖区内各大小工地数量已从往常的20-30家，扩增至百余家，管控体量增加了三四倍。城市建管体量增大带来治理难度加大，对全街的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实现服务不断档、治理不缺位，正成为街道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二、探索篇“五大融合”丰富“善治”内涵为切实做好新区腹地、核心区以及“双区叠加”系列承载工作，街道以五大方面的融合改革，将“全科”“高效”的为民服务、为企服务落至细节、送至实处。党建融合：构建区域化的“党建链”。通过与驻街单位上下联动、组织联建、党员联管、发展联谋、服务联办、阵地联用，实现共抓组织建设、共享党建资源、共促人才成长、共育区域文化、共谋社会治理、共推区域发展的“大党建”模式效果。特别是在自贸试验区背景下，街道按照行业属性划分，对辖区“专属网格”单位的党建资源进行了系统规划，建立起金融科技党建链、企业发展党建链、—2—医疗健康党建链等专项链，并将其作为“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有益补充，形成社会治理和区域化党建对街道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效应。在每个党建链中，链长由街道分管领导担任，内设共建例会制度和红色清单制度，要求各节点单位在年初提出“需求清单”“资源清单”“服务清单”等三张“红色清单”，以更好贯彻“六联六共”主张，更精准地落实区域党建任务。职能融合：打造“一支队伍管执法”。街道通过整合城市管理、安监、市监、环水等部门，成立综合执法大队，并以科队分离、条块结合的创新思路，确立了“5+3”的组织架构，即大队内设5个科室及3个综合执法中队，探索落实“1+4+N”（1个综合执法大队、4个执法条口、N个执法事项）的工作运行模式，使得“执法高度综合、层级高度精简、力量充分下沉、效能充分提升”。除执法队伍和机制的融合外，面对在执法范围极速扩大、执法对象更加复杂、执法主体构成多元的发展新情况，街道综合执法大队还以信息化建设为主要切入点，通过无人机、车载云台、“江小虎”铁骑摩托车鹰眼探头、4G执法记录仪、4G对讲机等信息化装备，依托“云上顶山”全域指挥中心，基本实现执法的智能化、信息化、全域化和城市治理问题的“快速发现、快速处理、快速反馈”。多网融合：形成“1+X”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按照服务边界一致、服务标准一致、人员配备一致的原则，街道全面整合社会治理网格、城市治理网格、派出所警格、党建网格以及安全生产网格等条口网格，科学划分出125个网格。同时吸纳小区物业、业委会、社会组织等社会服务人员转化为兼职网格员，统筹安排225名机关干部、98名政法网格员下沉到基层一线网格，广泛宣传发动网格内的热心党员群众，择优招募，着重引导网格内的乡贤、名人、退休老干部的加入，汇集多方力量，共同构建起以“1+X”组团式服务为基础的网格化治理体系。其中，“1”是网格员、执法队员、警格员三支专职力量，“X”是物业、社会组织、共建单位、机关下沉人员、志愿者等兼职力量。在组团式服务中，街道以网格组的形式，除调动网格员、警格员、执法队员外，还发动全街34家物业公司以及辖区社会组织参与中，将服务管理项目化、专业化。同时，依托于街道“云上顶山”全域指挥平台和城市智慧治理App的智能辅助，街道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已建立起“问题发现、指挥调度、现场勘查、处置反馈”可视可回溯的闭环机制，为三支专职力量的高效联动和联合处置提供了—3—“自上而下分派”与“自下而上流转”双线并行的统筹调度保障。服务融合：“全科”代办帮办便民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在审批服务的硬件建设方面，新区首台自助服务机落地顶山街道，实现了社保“市民卡”即办即拿、社保清单打印、交通违法自助缴罚、智慧IC便民储值、证件照片自助拍照等24小时自助服务“不打烊”。在软件建设方面，街道则通过“全科”化代办帮办服务改革，横向打破了社保、民政、残联条线业务壁垒，建起了“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全科窗口”，确保让居民“只进一扇门、只找一个人”，就能完成全部事项办理。为落实做实做精网格的要求，推动“全科”服务触角延伸，自2020年11月份以来，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还在全街10个社区全面推进“网格E家”服务站点建设，即以“1+10+N”便民服务体系建设（1个便民服务中心，10个社区便民服务站，35个网格便民服务站点），将服务触角尽可能前移，全力打造“10分钟网格便民服务圈”。各网格站点以“线下+线上”的形式，涵盖网格议事、服务代办、矛盾调解、党员报到、文娱休闲、便民服务等多项内容，以及e办事、易生活、议事会、益服务的不见面“4E服务”，切实让居民群众享受到更贴心、更称心的“家门口”服务。技能融通：强调“大全科”体系建设和全科人员培养使用。以全科窗口、全科机关、全科网格为主要内容，街道搭建了一套完善的“全科”培训培养、实践运用、考核评价的机制。通过“讲、学、考、练”多种形式，街道各条口部门梳理业务技能清单，印制全科学习手册，通过笔试和实操完成对相关人员的技能考核与鉴定。同时坚持理论与实操相结合，把“网格E家”作为全科网格员的“练兵场”和“主阵地”，通过疫情防控、防汛排涝、文明城市创建等重点工作的实战检验，让全街网格员能力不断得到历练，通过线上自学、交流互学、集中授课、小班教学等持续引导一线网格员不断强化全科式便民服务理念，真正打造起一支“一专多能”的全科式为民服务队伍。三、启示篇为街域治理现代化贡献顶山经验顶山街道的“融治理”模式充分整合了现有的各类管理资源和管理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善治”的效果，为“首善街道”的建设贡献了力量，为主城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和启示。—4—启示一：基层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必须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压实基层党建把握改革整体方向。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夯实基层治理的“地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性、基础性工作。顶山街道“融治理”的改革实践，始终坚持以党建为旗帜引领，通过区域化“党建链”的建设，与驻街单位上下联动、组织联建、党员联管，共享党建资源，把街道范围内“专属网格”单位的党建资源进行系统规划，推动了党组织向基层延伸，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了社会治理优势。启示二：基层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必须是整体性的，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实现基层治理的跨越。社会治理越到基层，面对问题就越复杂，尤其在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个人利益诉求多元，基层矛盾更为复杂，传统单一的管理模式已很难满足新形势需要。顶山街道现代化新主城建设的快速推进，更是跨越发展的典型体现。无论是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的系统性改革，成立一支综合的执法队伍，还是网格、平台的融合，建立起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服务手段、服务内容的融合，建立起现代化的便民服务体系，都体现了基层治理改革和创新的整体性，也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改革，才实现了治理效率的巨大提升。启示三：基层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最大化地满足基层老百姓的服务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推进基层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顶山街道“服务融合”的改革，正是将人民的服务需求放在第一位，通过智能化、集成化、人性化的服务体系的建立，通过网格化最大限度地延伸服务触角，变传统的“等百姓办事”为主动上门“为百姓办事”，最大化便捷人民群众，真正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实现了“便民全覆盖、服务零距离”。启示四：基层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必须应用新技术，最大化适应信息化、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互联网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为解决千头万绪的基层问题提供了“最强大脑”，使得复杂问题可以简单化。而数据共享、融合又极大缩短了流程周期，使得便民之路更加顺畅。顶山街道—5—的综合执法大队以信息化建设为主要切入点，依托“云上顶山”全域指挥中心，以“信息化+智能化+全域化”执法手段开展日常综合执法工作，执法效能显著提升。“网格E家”通过信息化将“4E服务”落地，更是深入小区、从技术层面方便了各类群体。实践证明，基层治理改革创新必须强化科技支撑，通过“互联网+”思维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6—解放思想攻坚克难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关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2021年2月3日）一、“十三五”时期文化旅游业取得的成绩“十三五”期间，固原市文化旅游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域旅游的指示精神，在市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面打响“天高云淡六盘山”旅游品牌，着力实施旅游景区品质提升改造工程、文化旅游行业标准化建设工程、乡村旅游扶贫富民工程及智慧旅游便民工程，扎实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市创建和5A级景区创建工作，全力推进旅游环线综合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着力推进全市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旅游客源市场得到有效拓展，发展环境和服务水平持续优化提升，文化旅游带动脱贫成效明显，已成为固原市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2019年接待游客628.1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4.24亿元。与2015年相比，全市接待游客总人数增长1.93倍，年均增长18.9%；旅游总收入增长3倍，年均增长21.5%；据初步测算，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3%；2019年全市人均文化事业费达到210.01元，高于自治区平均数，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1.5%，为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先后荣获“中国最具魅力宜居宜业宜游旅游城市”“最美中国•文化旅游民俗（民族）风情目的地城市”“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中国绿色生态旅游城市”、最美中国“最美乡村”和“全域旅游创建典范城市”等殊荣。存在的不足“十三五”时期，我市文化旅游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旅游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短板，品牌形象还不够响亮，文旅融合还不够紧密，市场主体还没有完全培育起来，服务水平还有待提升。二、“十四五”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谋划“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自治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推进会精神，以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为主线，以巩固提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和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7—抓手，以打响“天高云淡六盘山”文化旅游品牌为载体，深入实施文化旅游强市战略，深度开发“两长一堡”特色旅游，注重文化传承，着力构建“一核三带一网”（一核：固原市区核心圈；三带：红色文化研学带、历史文化体验带、生态乡村休闲带；一网：以固原为中心，周边三百公里辐射网），着力实施“十大工程”，全市域谋划、全体系建设、全链条再造、全流程配套、全方位宣传，加快构建现代文化旅游产业体系，促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文化旅游“升级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作出固原新贡献。力争到2025年，全市旅游接待人数和总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1300万人次，旅游社会收入90亿元，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2.5%，旅游业占全市GDP5%以上，文化旅游业成为固原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全域旅游格局基本形成，“天高云淡六盘山”品牌形象在国内外市场影响力明显提升，努力把固原打造成享誉国内外的生态休闲度假文化旅游胜地和全国知名的红色文化旅游目的地。一是实施“两长”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抓住国家建设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历史机遇，出台《固原市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方案》，深度开发“两长一堡”特色旅游，深度挖掘六盘山精神、脱贫精神内涵，争取建设固原市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全方位改造提升将台堡项目。二是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增加投入补齐短板，加快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文化大院，每年组织节目演出3000场次以上，服务群众达到30万人次。三是实施文艺精品创作工程。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大力培育文化旅游演艺市场，创作以固原历史文化故事和地方特色文化为内容的文艺精品。创排完成《六盘山下花正红》脱贫舞台剧力争在全区开展巡演。四是实施文物和非遗保护利用工程。制定《“十四五”文物保护工作规划》，把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实施文化遗址普查和重点文物抢救保护、整体修缮、考古发掘等工程。加强剪纸、刺绣、砖雕、泥塑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形态创意设计，开发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个性化、多样化的非遗及文化旅游产品，让文物活起来。五是实施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提升工程。补齐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交通短板，主动融入国家高铁、快铁网络体系，扩容六盘山机场，增开、加密国内航班航线，增加大机型，优化旅游旺季和重点客源地航班配置，打通国、省道市内断头路，形成“快进慢出”—8—大旅游交通网络。六是实施景区品质提升工程。分批次推动A级景区创建，着力推进六盘山长征旅游区、六盘山森林公园国家5A级景区创建，老龙潭景区国家4A级景区创建及六盘玩美乐园、茹河瀑布、胭脂峡等国家3A级景区创建，形成多层次的梯度发展局面。七是实施全业态融合提升工程。做好乡村旅游融合、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链条衍生融合文章。抓住乡村振兴机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文化旅游与生态建设特别是“四个一”工程深度融合，积极打造一批生态旅游品牌基地，将我市建设成为“生态乐园”“休闲乐园”“避暑胜地”。八是实施特色品牌提升工程。围绕“天高云淡六盘山”品牌形象和“春赏醉美花海”“夏享爽爽清凉”“秋观层林尽染”“冬品水墨画卷”四季品牌，捆绑全国全网媒体矩阵传播、节庆造势、活动推介、影视植入，全市一盘棋，对外一个调，全方位大范围多角度宣传营销。九是实施服务质量提升工程。围绕服务标准化和管理规范化，全面推进“十百千万”工程，积极开展文化旅游行业旅游景区、旅游宾馆饭店、旅行社、精品民宿、农家乐、地方文旅小吃、导游讲解员等评选活动，以评促管，提升文化旅游行业管理服务水平。十是实施文化旅游人才培养工程。围绕培养高水平文化旅游能人、文艺骨干、文艺团队的发展目标，搭建立体化培训体系，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覆盖”培训格局；积极利用国家“三区”人才专项培养计划等，结合数字文化馆建设和“智慧乡村六朵云”创新实践，引入数字化培训方式，实现文化大院线上“点单”、线下配送的培训模式，积极推动远程直播培训；启动乡土中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加强人才梯队建设。—9—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仙游县委组织部课题组（2021年2月5日）近年来，仙游县突出抓党建与脱贫攻坚“双推进”，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永不褪色的“红色引擎”。截至目前，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920户19608人已全部脱贫，38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已全部摘帽。仙游县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的主要做法有：一是坚持提升组织力，以打造好支部夯实基层堡垒。先后实施党支部固本培优和实功培元、实效培优两大工程，对全县987个基层党组织量化打分、评星定级，累计整顿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29个。深化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制度，营造良好氛围。二是坚持壮大“领头雁”，以选配好班子领跑基层建设。以村级组织换届及其回头看工作为契机，选优育强村级党组织书记队伍，建立村预审、乡镇审核、县级审查三级联审制度，对2250名现任村级干部进行资格复核，排查清理受到刑事处罚、存在涉黑涉恶及村霸问题人员37人。100%落实村党组织书记县级备案管理。三是坚持消灭空壳村，以找准好门路壮大集体经济。探索推广投资入股分红、发展特色产业等8种特色模式，引导193个村（社区）筹资10655万元，投放市振兴乡村集团，筹集64个贫困村、空壳村资金2000万元投资污水处理厂，实现村级集体年均收人10万元以上。四是坚持做优“党建+”，以培育好典型带动乡村建设。打造榜头镇光埔村“四心四美”、书峰乡村邻里中心以及郊尾镇“五好党建”、西苑乡仙西村“源党建”等示范典型，推进“党建+乡村振兴”“党建+富美乡村”等党建示范走廊建设，助力木兰大道乡村振兴、北部富美乡村等示范带建设。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问题，如有的村党组织带头和示范作用发挥还不明显，有的党建资源整合和利用还不充分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就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以下建议意见。建好支部。一是调优组织设置。将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业缘相似的若干行政村，整合成立中心村党委，以强扶弱、以富帮穷。设立乡村振兴特色党小组，引导党员带头学技术、带头勤劳致富、带动群众共同发展。二是推动组织提升。推行一名县处级领导挂钩指导、一名党（工）委书记直接指导、一名驻—10—村第一书记一线指导、一个县直部门结对帮扶、一个党建服务小组专项服务、一个整顿工作组驻点领办等“六个一”整顿模式，重点整治班子建设、组织生活、村级管理等方面问题，推进后进整顿、晋位升级。三是激发组织活力。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结对帮扶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红色磁场”作用，带动后进党组织走上正轨。选好书记。选好掌舵人，增强核心力。实施能人引领工程，把产业带头人、在外创业能人、复转军人和大学生村官充实到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同时将农村优秀人才纳入村党组织书记后备人才库台账管理，跟踪培养。训出好能手，增强脱贫力。实施“领头雁”培训工程，常态化制度化开展村级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全面提升农村带头人队伍素质。全面开展村党支部书记乡村振兴工作“月述月评”活动。建立村级党组织书记“一人一档”实绩考核纪实档案，跟踪管理。对照乡村振兴目标任务，引导村干部任前对标承诺、任期依标践诺、任后达标评诺。管好党员。抓好积分管理，让党员动起来。推行党员先锋指数管理，建立“先锋基础分+作用分+鼓励分-扣减分”模式，对党员全年表现情况进行常态量化打分，得分结果与评先评优、个人绩效、不合格党员处置相挂钩，表彰奖励优秀党员。抓好党性教育，把党员聚起来。推行“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制度，创设“七点半夜校”“田间课堂”“红色驿站”等载体，开展“党员五带头”“五星党员”评选活动。用好“学习强国”“党员e家”等线上智慧党建平台，以加强党员党性教育引领乡村风气好转。开展党员“亮身份、亮承诺、比作为”和互帮互助活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等，促使党员在乡村振兴中比学赶超。成立村级党员互助促进会，建立党员民事代办员队伍，积极开展帮扶救助活动。盘好资源。领导挂村解难题。实行领导干部挂钩包干机制，有效整合县、乡镇两级班子成员联系点，避免重复联系。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做好驻村帮扶工作，帮助制订发展规划，确定发展项目，落实帮扶资金。开展“百企帮百村”活动，通过产业、就业等方面进行帮扶。—11—促进农产品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关于内蒙古、吉林两省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调研报告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2021年2月6日）我国农产品产销对接不紧密、不稳定问题突出，产不好、卖不掉、卖不好的现象时有发生。2020年9月-10月，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赴内蒙古、吉林两省开展实地调研，研究提出解决办法。一、两省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做法和成效根据市场多样化需求优化产业结构。针对牛羊等草食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蒙吉两省提出“为养而种”“秸秆变肉”的战略措施，大力发展肉牛肉羊养殖，种植青贮玉米、苜蓿、燕麦草等饲料作物。大力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吉林编制“吉”字号品牌发展战略规划，培育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品牌，开展品牌推介、“农产品宣传周”等活动。内蒙古成功培育“蒙字号”等区域公共品牌，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始“蒙”字标农产品质量认证工作。积极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内蒙古组织蔬菜、水果等生产、流通企业与首农集团、北京批发市场和大型连锁超市集中采样点，稳定对接渠道。吉林推行“农超对接”“厂超挂钩”等采购模式，促进农产品销售。广泛采用直播带货等各种新型销售模式。吉林举办直播带货活动，内蒙古开设《爱上内蒙古》节目，录制“蒙字号”品牌短视频，广泛宣传推介。自治区旗县级融媒体运营服务系统推出“百名嘎查达、村主任直播带货活动”，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开展直播带货。二、新形势下我国农产品销售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不足。没有仓储保鲜设施，滞销农产品只能被处理掉。现有产地冷链物流设施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产地畜禽产品仓储保鲜需求增加，果菜茶生产大县对预冷、保鲜和冷链运输的建设需求更加迫切。农产品市场信息预警缺位。农业生产主体和农民获取市场信息比较困难，容易受价格影响而盲目跟风种植。我国缺乏对短期的农产品市场预警信息，不—12—能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计划。农产品电商发育不充分。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点对点”销售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促进农产品销售。目前两省电商发展落后于实际需求，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人才培训活动等。贫困地区传统特色食品进入市场难。缺乏生产标准，不能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只能通过微商或者在本地区进行销售。产品持续供货能力差，大的经销商不愿意采购。走出去之后面临其他替代品的竞争。疫情对农产品出口和旅游地区农产品销售造成了一定影响。疫情暴发以来，吉林延边州农产品出口遭遇退单，损失较大。内蒙古葵花籽出口受到了影响。由于旅游人数下降，跟旅游相关的农产品销售也不乐观。三、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物流设施建设。农产品周转速度慢，利用率不高，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积极性不高，需要国家予以资金扶持，补齐短板，形成冷链物流的闭环。健全农产品市场信息预测预警体系。要加快建立先导型数据统计分析的指标体系和调查采集队伍，健全覆盖全产业链的信息监测分析发布预警大数据体系，引导农民合理调整种植品类及规模，助力农产品供需平衡。强化对农产品电商人才培训。要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电商人才的培训，推广现代经营管理理念，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农产品营销人才培训工作，提高电商从业人员网络销售能力。将对贫困地区产销对接工作制度化。近年来各部委和各级政府通过组织产销对接、消费扶贫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销售农产品。要将这些好的做法和模式制度化，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问题。大力发展农旅结合。农旅结合是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的良策，是打造农产品品牌的重要窗口。各级农业和旅游部门要加强合作，开发具有本地农业特色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13—加大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力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易地扶贫搬迁情况调研报告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2021年2月6日）2020年6月，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赴广西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调研活动，走访移民安置点、扶贫车间等，实地了解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及后续扶持情况，听取了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易地搬迁群众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并提出有关建议。一、广西加大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的做法和成效坚持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高位推进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体系。严格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坚持“五级书记”抓扶贫。及时调整工作重心，从解决好“如何搬”“怎么搬”向“搬后怎么办”转变，从以搬迁为主向后续扶持和社区管理转变，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坚持易地扶贫搬迁与城镇化相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完善安置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区服务，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确保搬迁群众享有同等市民待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以产业带动就业提高群众脱贫致富能力。科学谋划安置区配套建设适宜的产业项目，着力解决搬迁群众的脱贫致富问题。调整产业奖补门槛，降低最低奖补规模，提高奖补标准。采取“点对点、一站式”送岗上门等方式，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坚持易地扶贫搬迁与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相结合，有效破解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难题。通过机构设置科学化、社区管理网格化、居民自治规范化、治安防控立体化“四化”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地方财政压力较大。项目征地等前期费用、后续产业扶持、教育、卫生、污水处理等项目尚无明确资金支持。受融资政策影响，各地易地扶贫搬迁配套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存在较大困难。安置区产业发展和就业支撑能力不足。工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相对滞后，缺乏经营主体带动，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配套建设不足。大部分县域经济、产业布局和工业现状暂时无法提供大量合适岗位。—14—群众真正融入还有一个较长过程。安置区配套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后续扶持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搬迁人口失去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容易带来新的城市问题。大量搬迁群众对城镇的不适应、对未来的担心等各种心理状态增加了融入的难度。三、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意见和建议高位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加强对地方政府指导，着力落实好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相关的政策、资金、项目。进一步利用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驻村帮扶等机制和土地异地置换增减挂钩政策。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紧盯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住房安全保障和饮水安全“四大战役”目标任务，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加大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通过技校教育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坚持产业发展和就业安置并重。推动扶贫产业与易地安置城镇相融合，从产业“扶”贫向产业“带”贫转变，从“短平快”向长短结合和长线布局转变，生产环节向农产品加工、一二三产业融合、社会化服务、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方向转变。大力引进龙头企业发展特色产业，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建立健全搬迁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和各类保障政策转移衔接工作，把迁出区的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的竞争优势，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做好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完善安置区“一站式”公共服务大厅。发挥居民自治组织作用，积极培育新风正气。强化示范引领，搭建社区学习平台。提高社区治理精细化程度，优化社区物业管理服务，帮助搬迁群众解决实际问题。—15—合力巩固脱贫成果切实消除返贫风险关于化解潜在返贫风险的调研与思考宿迁市扶贫“三会”潘玉利、高行舟（2021年2月7日）经过“十三五”时期的脱贫攻坚，宿迁作为全省贫困面积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脱贫任务最重的地区，和全省人民一道共同迈进了全面小康社会，我们深为宿迁老区人民摆脱了贫困感到光荣和自豪。但是，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等重要。在近期的专题调研中，我们发现宿迁全面小康的基础不是太牢，还有一些潜在的返贫致贫风险需要我们引起重视。一是来自低端产业的潜在风险。产业扶贫不仅直接有效，而且是农民持续增收的“硬核”。经过连续多年的增面积、扩规模，沭阳的花卉苗木，泗阳的精品林果、蔬菜、小花生，市湖滨新区和泗洪的水产、碧根果、大枣、水蜜桃，宿豫的金针菜、金银花、莲藕、瓜蒌，宿城的多肉花卉各县区均形成了特色主导产业。同时，不少“扶贫车间”和小型服装厂、鞋帽厂、玩具厂等小微企业建到了群众的“家门口”，一大批低收入农户增加了收入，实现了脱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低端小微企业生产工艺简单，虽然可以帮助群众就业致富，但无法形成产业优势，抗不住市场风浪。去年上半年受疫情、行情影响，一些小微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停产。“十三五”以来，全市桃果产业发展迅猛，其中泗阳、泗洪面积较大，面积过大就有一个同质化竞争问题，再加上鲜桃有保质期短等致命弱点，盛产期的水蜜桃价格持续下跌，每斤零售价才1块多钱，有的乡镇出现桃子滞销。当然，这与汛情有关，但也说明宿迁鲜桃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一旦供大于求，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会一落千丈。宿迁历史上就发生过桑园被刨、山楂树被砍、葡萄园被毁等令人痛心的事件，这不能不引起警惕。二是来自“隐性户”“边缘户”“脆弱户”的潜在风险。毋庸置疑，全市脱贫攻坚的核心指标均已完成，但由于基础脆弱，目前我市农村至少还有四类农户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部分农户虽然家有两套房（农村一套、城里一套）、有收入，但负债多、日子苦，只是“外面光”，是隐性贫困户。现在农村有句流行语：“城里无房，儿媳妇不进洞房”，说明他们是举债买房。二是一些留守老人虽然儿女双全，但子女不孝，生活困难。三是有些农户打工打的都是季—16—节工，收入不稳定，加上子女多，学费压力大，属于“边缘户”。四是刚刚跨过贫困线的“脆弱户”。这几类农户返贫致贫风险极大，不能掉以轻心。三是来自创收能力不强、增收渠道狭窄村居的潜在风险。近几年来，在全市各级部门单位的挂钩帮扶下，集体经济年收入几十万、过百万的村居比比皆是，集体经济“空壳子村”全部“清零”。但其中不少村居是通过农村公共空间治理，在溢出土地、水面等集体资源的发包上获得收入，摘掉了穷帽子的。如今，农村能发包的公共资源基本上都发包了，这些村居如果不增加创收项目，不拓宽增收渠道，那不单集体经济会“歉收”，群众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四是干部作风不实带来的潜在风险。决战脱贫攻坚战役打响后，全市广大基层干部不畏艰难困苦，勇于责任担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在少数干部身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庸懒散软”等现象依然存在。有些干部对帮扶工作不是有厌战情绪，就是对脱贫成果估计过高，盲目乐观；有的身在基层，却沉不到群众中去，不愿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和呼声，偶尔到困难农户家也只是问问情况、填填表格；有的明知帮扶项目未达预期，却弄虚作假玩起了文字游戏这些都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返贫风险。上述风险警示我们，脱贫摘帽后不能“大撒手”。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因此，进入“十四五”后，我们要继续发扬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的好作风，有的放矢、持续发力，把这些年来的脱贫摘帽成果巩固好。一要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突出搞好村居“两委”领导班子建设，特别要选好配强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的宗旨教育一刻不能松。要通过深刻的思想教育，着重解决不愿担当、不善担当、不敢担当、不真担当等突出问题；要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扫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用抗疫精神激励广大干部不忘初心使命，争当人民群众的好公仆。进入“十四五”后，现代化建设对基层干部综合素质的要求更高，要着力解决基层干部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能力偏下等突出问题。通过提高工资待遇和政治待遇等手段，把那些学历高、敢担当、善作为的年轻党员干部选配到基层干部队伍中去。有了坚强的战斗堡垒，才能跑出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速度”，农民群众的小康生活才能更加持续和稳定。二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支撑，产业兴旺，—17—是巩固脱贫成果的“硬核”。要花大力气招商引资，重点引进那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大项目，全力打造农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努力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产业和产品升级换代，避免或减少农产品同质化和市场无序化竞争。要把招商引资贯穿乡村振兴和全面小康的全过程。同时，还要统筹“线上”“线下”两种手段，推动“直播带货”，深化产销对接，让宿迁绿色农产品卖得出、卖得远、卖得快、卖出好价钱。三要建立常态化返贫预警机制，并因户施策，精准帮扶，确保全面小康“一户不落、一个不少”。1.要按照省有关部门刚刚确定的低收入农户新标准，对全市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全面核查和识别，把那些“徒有虚名”的隐性贫困户精准地统计出来，并因户施策，给予帮扶。2.对那些刚刚脱贫的“边缘户”，在政策、项目上“扶上马”，还要“送一程”。3.建立常态化返贫预警机制，加强对低收入农户的动态管理。在监测手段上，要推广宿豫区、泗洪县使用的“致富码”，分“红黄绿”三色进行分类管理模式，一旦发现某农户有返贫迹象，立即采取就业帮扶、救助保障等帮扶措施，确保所有“边缘户”百分之百过上高质量小康生活。4.对于那些没有内动力，“等、靠、要”的农户，必须先“扶志”，不能全包，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让他们懂得“幸福是干来的、不是等来的”，在此基础上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5.对于那些常年打工在外和不尽赡养义务者，要借鉴泗洪县做法，逐户签订赡养协议并进行司法公证，将农村养老纳入法治轨道，确保老人晚年幸福。四要坚决刹住农村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之风，最大限度减轻群众人情负担。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在倡导节约和移风易俗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有乡规民约，也有《宿迁文明20条》《人情新风“宿9条”》等。这些措施潜移默化，收效明显，但现在不少农村家庭仍被那些带有敛财性质的“礼尚往来”压得喘不过气来。据此，我们建议将“禁止大操大办”纳入地方人大立法，纳入乡村干部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并明确“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对带头搞大操大办、大搞铺张浪费者，既严肃问责，又公开曝光。减负就是增收，只要根治这个“顽症”，广大群众定会增加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五要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利民、惠民政策，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和政府都有一系列利民惠民政策。“十三五”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地区群众，都是党和政府利民惠民政策的受益者。但是，好政策不仅要落实好，更要宣传好。一些农民群众只知道“一卡通”上的钱增—18—加了，却不知道是什么钱，稀里糊涂就用了，这就是典型的“宣传缺位”。要利用入户宣传、媒体宣传、文艺宣传等形式，“理直气壮”地宣传党和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各项利好政策，宣传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要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激发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热情，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让那些完全依赖帮扶者饮水思源，知恩感恩，振奋精神，投身到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之中。六要充分发挥培训机构的职能作用，培养更多有文化、懂经营、善管理、有技能的“新农人”。相对贫困的农户一般都有文化偏低、技能偏少的弱项，要逐村排出人员名单，分批分期将他们送到培训机构，让他们在家政服务、老人和婴儿护理、园林管理、水产养殖、快递投送等方面掌握一技之长。加强培训，授之以渔，这才是化解返贫风险的固本之策。七要织牢农村大病医疗救助“保障网”，建设全民健康的全面小康。“十三五”期间，全市建档立卡户全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又通过上调药品报销范围、下调住院费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医疗费、住院费按正常可报销93%。但是对于那些罹患大病、重病，花掉几万元、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家庭来说，余下的7%仍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危重病人家庭的经济负担，沭阳县扶贫办在马厂镇实行“五个一点”（参保人员付出一点、村委会承担一点、后方帮扶单位帮扶一点、乡镇财政扶持一点、县财政补贴一点）互助医疗保险，有效化解了这个难题，又被群众称之为“第二医保”。据此，建议全面复制推广沭阳县马厂镇的“第二医保”经验做法，彻底消除因病返贫的潜在风险。八要加快完善偏远农村地区，特别是那些在全省挂上号的农村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工程效益，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群众增收。“十三五”以来，我市泗洪西南岗片区、泗阳成子湖片区、沭阳连沭片区等深度贫困片区的交通基础建设力度加大，加快了片区群众的小康步伐。但有的片区省道项目用地审批时间太长，有的道路虽然建成，但连接线却迟迟没有建设到位，电信网络还不能全覆盖。要致富，修好路，通网路。要通过作风建设大提升，消除审批工作中的“肠梗阻”和交通建设中的“断头路”，让条条农村公路畅通无阻，真正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幸福路、小康路。九要把实施农房改善与巩固脱贫成果、美丽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融为一体，高质量规划建设。农房改善，贵在为低收入农户提供住房保障，重在突出乡村特色风貌、彰显自然之美和宜居之美。宿城区耿车镇刘圩村实施农—19—房改善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对现有民房布局稍加调整和加固改造，并进行美化绿化，增建了凉亭、绿地、小品、广场、图书室配套设施。改造后的刘圩村，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留住了古井、古树留住了乡愁，成为热点旅游去处。刘圩村的农房改善，特色风貌、自然之美和宜居之美兼备，其经验和做法可以大范围推广借鉴。—20—以生态文明建设促高质量发展关于生态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2021年2月10日）一、“十三五”时期生态建设和“四个一”林草产业发展成效及存在问题近年来，固原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生态立区”战略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致力于山绿与民富双赢，先后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400毫米降水线以上造林绿化、“四个一”林草产业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全市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显著增强，为固原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通过林业重点工程实施，全市林业用地面积达668万亩，森林面积达448.8万亩，森林覆盖率28.4%，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89.8%。沙尘暴、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发生次数减少、强度减弱，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多，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先后被国家确定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市”和“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生态产业稳步推进在市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县（区）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和气候特点，采取新建与改造相结合、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推进“四个一”林草产业发展。全市累计建立苗木产业基地30万亩，注册了“六盘山苗木”品牌商标，发展特色经济林36万亩，建立林药、林菌、林禽等林下经济示范点30多个，累计实现林业总产值14亿元。大力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业，“红色六盘、绿色固原、丝路古城、避暑胜地”城市形象突显，旅游品牌特色鲜明，生态旅游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城乡面貌明显改善累计完成绿色通道2124公里、城乡大环境绿化18万亩，建成区绿地率达36.69%。固原市荣获“国家园林城市”称号；2019年原州区、隆德县、彭阳县22个村被国家林草局分两批授予“国家森林乡村”荣誉；泾源县入选“2019中国最美县城”榜单，西吉龙王坝村和隆德红崖村、新合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隆德县入选“2020中国百佳富氧县市”榜单。—21—资源管护成效显著全力推进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管护和环境保护，取得了连续61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好成绩，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扎实推进，林政执法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成果得到巩固。完成退牧还草、草原围栏168万亩，新建火石寨丹霞地貌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雾山草地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处，续建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家岔震湖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2处，自然保护区达5个，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0.37%，大六盘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生态扶贫成效明显退耕还林按照国家补助标准，累计兑现粮款补助折合现金49亿元。退耕还林受益群众达到17.8万户90万多人，人均补助5444元；造林工程使用建档立卡贫困户苗木6718万株，苗木收入达3.2亿元；使用贫困户劳力参与造林45.52万人（次），劳务收入达9800万元；全市先后三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转生态护林员5925人，人均年收入1万元，有效带动了近6000户农户脱贫。虽然我市生态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生态仍然脆弱，没有形成高质量的森林系统；三次产业融合度不高，“四个一”林草产业引领生态经济作用发挥还不够，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效果不明显。二、十四五”时期生态经济发展的思路举措和目标任务“十四五”期间，按照区、市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我市将紧密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与乡村振兴、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新形势下林地资源促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四个一”林草生态产业发展，围绕生态经济建设主题，明确思路、确定目标、细化任务，着力做好以下工作。确定总体思路充分挖掘绿水青山的生态功能、经济优势、资源潜力和产业价值，调优一产、突破二产、配套协同三产，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部署服务链，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逐步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明确主要目标到2025年，以“三山五河”为生态坐标，构建“一区五城”生产、生活、生态发展布局，建设宁夏南部水源涵养区，建成六盘山国家公园，新增涵养水源5000万立方米左右，总体综合经济效益360亿元，实现产业生态化，推进山水—22—美、业态美、城乡美、环境美、生活美有机融合，单位GDP建设用地下降4.1%，单位GDP用水量下降156.4立方米，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达到80%以上。抓好重点工作重点实施好“四大工程”、构建“五大系统”。全力实施四大工程：水源涵养工程。采用多树种混交、适地适树、乔灌草配置，应用林分改造、次生林经营管理、天然更新等技术，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工程建设。到2025年新建水源涵养林41万亩，新增涵养水源5000万立方米左右。水土保持工程。大力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推进黄土塬区固沟保塬、坡面退耕还林还草，加强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和沟道水土保持林建设，新增水土保持林30万亩。2025年全市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7004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率达到87%。生态修复工程。持续开展六盘山及其外围区域生态保护行动，修复退化森林、草原等50万亩，到2022年修复废弃露天矿山23.55万亩、综合整治关联区土地10.5万亩。五河流域修复生态30万亩，保护和完善自然保护区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25万亩。“四个一”林草产业工程。围绕“一屏一带一线三区五城”和“四个融合产业”总体布局，到2025年，全市累计发展“四个一”林草产业543万亩，融合发展田园综合体15个、中蜂养殖达到13万群、食用菌产量达到6000吨、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53万亩。总体经济效益达到360亿元。积极构建五大系统：培育森林生态系统。推进森林高质量精准提升，到2025年完成营造林300万亩。健全多元化管护格局，完善监测预警、检疫御灾、防灾减灾等体系，加快林区防火通道、防火隔离带、视频监控与红外线监控设备建设，科学监测防控重大病虫害，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强森林动植物生物链完整性、生态间协调性。修复草原生态系统。健全草原保护管理制度，全力开展草原有害生物防控，加强天然草原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草原防火防灾、监测预警。到2022年完成草原生态修复5万亩，到2025年完成10万亩。构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现有人工湿地，修复受损湿地，恢复水生生物，提升湿地蓄水、防洪、排水及平衡水生态等功能，杜绝“挖湖引水造景”。到2025年完成保护修复湿地3万亩，新增4处湿地公园。稳定农田生态系统。严守耕地红线，加强耕地提升，优化耕作措施，调整种植结构，新增高标准农田45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0万亩。强化城市生态系统。推进古雁岭、长城梁、九龙山生态改造提升，规划建设公园广场及城市绿地，2021年创成国—23—家森林城市，2022年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城市；2022年全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8.2%，2025年达到40%。完成94个小区121万平方米排水和市区68公里雨水管网建设、33条道路雨污分流改造，综合整治饮马河、清水河环境。—24—强化应急机制提升乡村治理云南省永胜县峨村“8•26”冰雹救灾的思考颜铭、张开迪、刘宸汁（2021年2月11日）本次灾害是对崀峨村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场大考，财政部驻村工作队员第一时间投入冰雹救灾中，采取多项措施帮助村民挽回损失，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思考建立乡村应急机制的有效路径。2020年8月26日，在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和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云南省永胜县崀峨村发生“二十年不遇”严重冰雹灾害，短短数分钟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82.64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45.50%。烤烟产业是崀峨村的支柱型产业，本次灾害是对崀峨村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场大考，财政部驻村工作队员第一时间投入冰雹救灾中，采取多项措施帮助村民挽回损失，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思考建立乡村应急机制的有效路径。一、“摸、疏、赔、补”救灾成效显著崀峨村是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党支部定点帮扶村，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云南省限制开发区和生态脆弱贫困县——永胜县的94个贫困村之一。全村共有638户284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0户203人。烤烟是当地传统产业，2019年全村总收入2819.15万元，其中烤烟收入达2200.2万元，占比78.04%。云南省雨季气象情况变化极快，“8•26”冰雹灾害事发紧急且在夜晚，虽然村防雹站按照气象预警指示迅速开展人工驱雹，但仍然造成部分村小组农作物大量减产欠收，其中烤烟受灾尤为严重。全村种植烤烟497户，其中349户受灾；全村种植烤烟5790亩，其中3382亩受灾、2438亩绝收；全村烤烟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82.64万元，对村民情绪打击较大。灾情发生后，财政部驻村工作队员立即组织村三委成立“崀峨村救灾工作专班”，采取了“摸、疏、赔、补”4项救灾措施。“摸”贫情，走访吃透贫困户受灾情况。组织4个入户走访组开展60个贫困户摸排工作，根据受灾情况及贫困户当年收入情况，分为“不受灾”“受灾影响小”“受灾影响大”“受灾返贫”等4类。—25—“疏”民意，引导农户关注点迅速转向减少损失。在全村受灾农户到村委会宣泄情绪时，组织村干部按村小组分别引导，听取合理诉求，并将村委会的救灾措施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与农户沟通，将农户的关注点从已经损失多少上迅速转移到如何减少损失上。“赔”损失，配合保险公司尽快完成赔付。组织召开崀峨村烤烟受灾面积再次核查大会，全村50多名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和烤烟大户参加，提出按村小组再次核实受灾情况，如有谎报被查实全村小组受灾农户赔付标准减半，加强村小组内相互监督。主动与保险公司对接，理清赔付过程中的“难点”和“堵点”，专人跟踪保险赔付流程并定期向村民公布进展情况。“补”收入，帮助村民拓宽增收渠道。经与永北烟叶站进行沟通，将部分损毁不太严重烤烟纳入“下等烟”采购范围。积极协调永胜县应急和民政有关部门的救灾资金。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作为平台，与龙头企业合作引导受灾村民种植甜脆豌豆，成熟后按照市场价格全部收购。积极对接务工需求安排就业岗位，村内务工机会向受灾村民重点倾斜。上述措施预计为受灾村民争取到各类补偿588.34万元，挽回损失约45.87%。经摸排掌握了崀峨村受灾贫困户基本情况，22户受灾贫困户均不存在“因灾返贫”的风险；核查的受灾亩数通过保险公司核验，预计赔付崀峨村受灾村民427.55万元，挽回约33.33%损失；永北烟叶站采购“下等烟”约152.19万元，挽回约11.87%损失；组织400余人次短期务工，创造约4.6万元务工收入；县民政局拨付崀峨村救灾专款4万元，确保受灾严重农户得到临时救济；村三委及后备干部在此次救灾组织过程中凝聚了民心，锻炼了作风，特别是后备干部积极作为，加强了农村人才梯队建设。二、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救灾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乡德建设仍需加强、应急措施不够完备、救灾体系机制不够健全等。为此，建议做好从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以乡村治理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乡村应急机制的必要性。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我国大量的贫困村都处于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地带，在以后迈向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类自然灾害，一旦处理不当，不能抗住重大风险，就会给村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害，村里的乡村振兴步伐可能被迫延滞，且易从“天灾”变成“人怨”。加强乡村治理，不仅是为了日—26—常的管理，也是为了关键时刻防范化解村内的各类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灾害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村内稳定。因此，要把应急治理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出台相关政策不断加强乡村的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以乡镇为中心、村组为末端，建立健全乡村应急管理组织体系。把乡镇作为基层应急管理的中心，整合防灾减灾救灾等资源和力量，组建乡镇应急管理小组，村三委在乡镇应急管理小组的指导下，协助做好应急管理的有关工作，提前制定应急应对预案。以村三委为末端，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应急管理网格结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纳入网格重要工作内容，及时反馈受灾村民的状态和问题，形成全体共同参与的网格化治理格局，提升村民抗灾自救能力和道德水平。同时，基于乡镇的中心与村组的末端，建立应急指挥体系，负责辖区内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会商研判事故灾害发展态势，制定防灾救灾预案，统筹辖区内的抢险救援救助物资，第一时间做好事故灾害的初期处置和救援等工作，并及时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以党建为引领强化党员关键时刻的应急战斗力。做好农村工作，关键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党员本身就根植于群众，有着巨大的优势和便利。本次崀峨村“8.26”冰雹灾害中，党员干部充当了一线的“信息员”“宣传员”“组织员”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继续加强农村平时的党建引领工作，不断优化党员结构，吸引更多政治素养好、能力水平高、群众基础牢的同志向党组织靠拢。同时，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应急动员能力，强化党员应急意识，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并通过他们向村民宣传应急有关法律法规、自然灾害、风险管控等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基本常识和基本技能，不断提升应急管理素质，建设一支在关键时刻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农村党员队伍。—27—溧阳用好用足纪检监察建议江苏省溧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2021年2月18日）近日，江苏省溧阳市纪委监委对运用纪检监察建议情况进行专题调研。调研发现，当前基层运用纪检监察建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一些基层单位不同程度存在重惩处、轻建议现象，对查办案件发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很少发纪律检查建议书或监察建议书，多数以下发《以案促改通知书》《督查通知书》《提醒函》等方式代替，认识偏差导致运用不够充分。二是有的干部对建议内容要求和制发程序掌握不熟练、使用不规范，罗列问题多、提出建议少，就个案制发的建议多、对面上问题归纳总结少，通过审查调查制发的多、在日常监督中制发的少。一些纪检监察干部对一些领域和部门了解不深、专业知识储备有限，提出的建议对问题概括较为笼统模糊，不能通过问题表象精准查找到问题根源。三是提出的建议效果不佳，有的建议制发前责任单位陈述意见、分析讨论的渠道不够丰富，制发后监督检查部门回访指导、跟踪问效不够，弱化了照单整改、抓源治本等环节的执行效果。针对存在问题，调研组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规范程序细化指导。明确纪检监察建议适用范围、制发对象、实施主体、送达督办的具体要求，规范提出建议、起草文书、评估反馈、回访指导等程序环节，进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建议的严肃性、权威性，强化纠错促改、完善机制的实效。二是精准把脉对症下药。制发建议前深入调查研究，确保建议中提出的问题有事实根据和纪法依据，提出的建议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邀请责任单位参加建议制发讨论会，充分提供解释陈述机会，最大限度减少分歧、凝聚共识。对涉及的疑难复杂和专业性强的问题，主动向相关领域专家、资深从业者咨询和论证，做到问题找准、原因析透、措施定实、建议提精。三是跟踪问效闭环管理。对制发建议实行备案管理、挂牌销号，运用电话跟进、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回头看”逐项过筛子，具体查整改内容、质量、成效，动态式分析、定期式通报，确保执行不打折扣。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效果评估，纳入年度党建考核范畴，作为巡察重要内容，最终形成闭环链条。—28—关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四点思考成都中信银行赵霜、宜宾市党委侯刚（2021年2月19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措，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有效抓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2021年1月召开的宜宾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建设现代特色农业强市”的目标，2021年宜宾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加快壮大现代特色农业”的重点工作。但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还面临人才匮乏、经营模式不当、利益联结不紧等困境。如何破除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境，对于解决宜宾“三农”问题，发展壮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建设现代特色农业强市，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强班子，重视各类人才。一是创新集体经济组织选人用人机制。建强集体经济组织班子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关键保障。但是，当前我市农村人才匮乏问题十分严重。全市虽然所有行政村几乎都成立了集体经济组织，但其成员与村两委成员几乎重合。而现阶段村两委干部很多也是“矮子里拔大个”，懂得经济组织管理和经营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需要创新选人用人的机制。结合我市村“两委”换届之际，拓宽选人渠道，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中选配村干部和后备干部，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奠定人才基础。二是探索激励机制。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干事创业能力和积极性。要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富即安”“等靠要”思想，就需要探索一定的激励机制，如探索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从集体经济纯利润中领取适当报酬的机制。三是营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氛围。目前大部分村发展村集体经济，对群众带动效应不太强。大部分群众并不愿意主动跟着集体经济组织干事创业，而是以观望的态度为主。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村上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表彰，引领形成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要鼓励群众参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形成的利益分配，与参与者共同享有。多方调研，顺应市场规律。鉴于农业产业的高限制性，在发展集体经济产业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调研。一是调研摸清自有资源。不仅要摸清现有集体的资产、资源，更要对村上的集体土地、林地、海拔、气候等的情况十分清楚。调研清楚村集体土地资源的成分要素及适合种养殖的对象。尤其是对于村—29—集体经济尚待起步的村，可深度融入我市“双城建设”的成果，到相关的农业院校或农科研究院，聘请相关专家来村指导集体经济的发展，从而真正做到摸清村上的资源情况。二是充分调研发展集体经济产业的情况。主要是涉及到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如通过种植业来发展集体经济，就要调研清楚种植作物的栽种时间、施肥、防虫以及一些特定时间点的技术处理；如果通过养殖业来发展集体经济，就要调研清楚养殖动物的成长规律、防病等。三是充分调研市场和渠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一定要符合市场规律，遵循市场原则。在发展村集体经济前，一定要调研清楚市场的价格情况、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及趋势，对于发展村集体经济有至关重要。不仅如此，还要摸清楚市场渠道，认真做好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成本管理。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村集体经济产业的发展，并不能同以往的小农经济模式，要打破靠天吃饭的格局，实现经济效益。一是选择适合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在基础条件尚待改善的村，可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的模式（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组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基础条件较好、有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具备专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村集体经济具备一定发展基础的村，可探索村集体公司的组织形式。二是探索适当的产业发展模式。根据自身实际，科学选择了适合通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如高县来复镇通书村探索“党支部+公司、抱团+联结、品牌+营销、股份+技术”的“4+”模式，发展壮大了土鸡养殖和脆桃种植两大产业，2020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450万元。注重分配，多方利益保障。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还需要特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作为保障。一是要树牢利益联结的发展理念。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主体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利益联结机制，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承担不同程度的社会责任，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越成熟，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利益分配比越高等。第二，实行弹性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基本保障金+收益分红+风险基金”的弹性收益分配制度，确保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能够享受到农村集体经济带来的增量收益。如通书村采取“桃园入股，保底回收、利润分红”的方式与果农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果农实现了抱团发展的同时，集体公司也“借鸡生蛋”拥有了近200亩桃园的资产。—30—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推动乡村振兴关于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2021年2月20日）2020年10月，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深入河北、辽宁开展调研，了解地方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做法和经验，梳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一、基本情况强化组织领导，统筹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政策举措。河北形成“1+4+N”政策体系，辽宁围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等重点内容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坚持统筹规划，着力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条件。河北基本形成“功能完善、分布合理、适度超前”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辽宁对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予以资金扶持。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河北支持所有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建成公共文化云平台、数字图书馆等。辽宁每年创建乡镇综合文化站示范点和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坚持弘扬主旋律，持续推动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强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精心培育乡村文化活动品牌。河北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形成一批地方民俗文化活动品牌。辽宁依托“辽宁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特色优势，弘扬发展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二、主要困难和问题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重要作用认识不足。有的地方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现象比较突出。文化建设缺少具体举措，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效果不明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数量不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平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相对薄弱，标准化程度亟待提高。很多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低于国家评估定级最低标准。有的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筑年久失修，文化站服务管理跟不上，利用率有待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不足。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严重制约乡村文化建设。缺乏必要统筹和捆绑使用措施，缺少专项经费投入。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公共文—31—化服务的相关政策和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农民群众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农村基本文化活动内容枯燥、形式单一、数量不足、种类不齐、质量不高。农村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项目、文化活动载体逐年减少。农村群众自觉参与文化建设意识还较差。人才支撑严重不足。乡村文化专干队伍萎缩严重。文化专业人才“进不来、留不住”问题突出。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传统文艺技能难以传承。村级文化管理员、农家书屋管理员没有酬劳，工作积极性不高。三、对策和建议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站在“四个自信”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强乡村文化建设重要性，重视村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视传统乡规民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衔接和转化。深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供需对接机制，完善供需反馈机制；创新供给模式，构建国家、省、市、县分级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提高供给精准度，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差别化服务。建立多元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筹措机制。发挥乡村集体经济和农业产业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发挥财政资金的主导作用，抓好存量资金分配使用，把钱用到刀刃上；发挥社会资本的助推作用，探索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公益性和市场化有效结合。发展“互联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推出云上展览、云端课堂、在线体验等线上文化活动；提高数字公共文化资源供给能力，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构建专职和业务人才“双结合”的队伍体系，挖掘培养基层文化新人；注重发挥乡贤带头作用，鼓励有积极性并对农村有深厚感情的能人返乡创业；建立健全文化人才流动机制，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完善经济激励手段，调动乡村文化人才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32—助力乡村振兴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关于豫鲁两省农村饮水情况的调研报告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2021年2月20日）2020年9月，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赴河南、山东就保障农村饮水安全进行专题调研，实地考察了河南许昌市鄢陵、濮阳市清丰，山东聊城市莘县、德州市平原等8个区县。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一、豫鲁两省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取得的成效按照现行标准，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得到全面解决。河南提前一年、山东提前两年全面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农村集中供水程度显著提高，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好保障。两省以推进规模化供水工程为主，着力补齐农村供水工程短板。山东省实现村庄集中供水设施全覆盖。濮阳市清丰县已实现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管理、同服务”。农村供水水质不断改善，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两省农村万人供水工程水源地保护区已经基本划定，初步建立水质检测监管体系，全部解决饮水型氟超标问题。农村供水管护机制更加健全，用水交费成为干部群众共识。两省注重加强水源地保护，优化水资源配置，持续改善水生态。农村水费收缴率分别超过92%、94%。二、豫鲁两省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经验做法压实责任，持续推动。河南将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延伸到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打通“最后一公里”。山东将农村饮水安全列入“为民办实事”“年度重点任务”等工作清单，全面协调推进。集中力量，增加投入。两省充分整合发改、财政、水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方面资金，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统筹规划，城乡一体。河南提出“规模化、市场化、水源地表化、城乡一体化”工作思路。山东提出构建规模大、标准高、质量好的供水工程体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立台账，强化监管。河南按照“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33—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方式，每月开展实地调研。山东设立农村饮水安全监督电话，及时查明督办相关问题。三、保障农村饮水安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部分地区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还不高。河南农村饮用水源九成是机井抽取地下水。山东一些地区地表水源有限，机井仍是主要水源，干旱年份水量不足。一些工程老化导致供水能力不足。河南老旧供水工程管网约占全省供水管网的10%。山东早期建设的大量单村供水工程已达到或超过使用寿命。水质达标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两省一些地方供水工程的净化、消毒设备配套不尽完善。有的地方水质检测能力不足。农村供水长效运行管护机制还不完善。农村供水水价形成和水费收缴机制仍不健全，信息化程度还不高。小型供水工程运行管护仍是突出短板。地方筹措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改造资金压力较大。四、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几点建议坚持人民至上，把农村饮水安全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一环。充分发挥地方各级政府主体作用，适当提高农村供水标准，综合考虑农村各类生活用水需求。坚持政府主导，把统筹各部门力量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强化发改、财政、水利、生态环境、住建等部门沟通协调机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农民广泛参与工程规划、建设、管理和监督。坚持因地制宜，把城乡供水一体化作为主攻方向。以“十四五”规划编制实施为契机，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建设。对暂时不具备规模化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县域，明确一个供水专业管理机构，要在管理上做到城乡统筹。坚持建管并重，把完善农村饮水安全管理机制作为重点任务加以推进。农村饮水工程要实行企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管理。要支持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加强对管护维修人员的技能培训。建立健全水源保护、水质监督体系。坚持改革创新，把建立稳定的资金投入渠道作为有力措施。保持政策稳定，落实好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财政资金。采取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财政贴息补助、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等方式，多方筹措工程资金。坚持与时俱进，把完善政策法规作为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治本之策。对农村饮水工程暂缓征收水资源税。继续延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营税收优惠政策。加快出台全国性农村供水法规。—34—打通建言资政“最后一公里”对新时代人民政协“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思考和建议李国生、幸伟、梁淑慧（2021年2月21日）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被赋予更为深刻的政治功能，人民政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这是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也是新时代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以及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强调“人民政协要坚持性质定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一、明确人民政协的新定位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很多渠道，政协协商区别于其他协商机构协商，就是人民政协是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是相对于其他非专门协商机构而言的。“把推动人民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作为新时代的新方位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明确阐明新时代的人民政协已进入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发展新时期，深刻揭示了人民政协由最初的“代行人大职能”到“各党派的协商机关”、由“民主协商机构”再到“专门协商机构”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化。人民政协的新定位，是社会主义民主协商理论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要求和现实需要。这是政协自身性质以及功能发挥作用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新时期，政协章程修改明确表明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十九大报告中人民政协性质的新定位在统一战线组织的基础上又增加专门协商机构的表述，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具有了双重表达。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人民政协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人民大团结的象征，就是统一战线组织与人民民主形式的有机结合。新定位也是人民—35—政协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在功能作用上的有机融合，“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人民政协的新定位是党中央根据人民政协的性质和特点、功能和优势，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对政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为人民政协更好地坚持民主和团结两大主题提供了重要保证，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二、新时期人民政协作用发挥的对策做到民主化与法制化相结合。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人民政协“要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民主是人民政协开展工作的题中之义。推动人民政协事业民主化和法制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并建立相关的法律规范体系。一是适时修宪，制定《政治协商法》等法律。切实保障人民政协的法律地位、政治功能和运作方式。使人民政协在法治框架内运作，为其协商民主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二是制定与法律相配套的条例和规章等法律规范，适时完善《政协章程》。三是制定和完善人民政协履职制度。四是制定和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中共党内规范。实现政治性与群众性相统一。推动人民政协工作要有政治觉悟和大局意识。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领导力量，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政治引领，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总任务，着力服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坚持人民政协的人民属性，以人民为中心，增强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尤其要重视普通群众的政治表达和利益诉求，让普通群众在政协委员中占一定比例，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性大的优势”，更好促进和保证人民共建共治共享，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人民政协政治性和群众性相统一。做到实效性与形式多相一致。政协不是权力机关而是聚力机关，政协不是决策机构而是献策机构，政协不是协商主体而是协商平台，必须把政协工作做—36—到位。开展民主恳谈会、论证听证会、民情座谈会等多种形式，通过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界别协商等来丰富协商形式，在推动政协工作形式多样化的基础上，注重提高协商实效。重要的协商成果要“专报”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坚决摒弃“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思想。要落实跟踪、反馈协商结果，提高协商实效。坚守政治底线，打破界别限制，把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为国家奉献高质量的参政议政成果。实现专业化与综合化相协调。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需要组建“专事”的机构，制定年度协商计划“专题”，配备精通政协的“专职”队伍，同时建立政协协商议政质量体系、评价办法和评价标准，建立健全社情民意充分表达等体系机制，拓宽和畅通表达渠道，履行委员的权利和义务，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调查研究，注重协商成果转化。要按照“懂政商、会协商、善议政”的要求，引导委员提高能力素质，提高协商专业化水平。要把协商、监督、参与、合作融为一体，政协委员需要具备专业素质，同时对党委和政府工作，在决策前后通过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加强监督；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在建言资政过程中，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履职能力建设，加强对基层政协委员的管理和考核机制建设，建立政协委员的长效培训和教育机制，同时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健全协商规则，优化界别设置，通过双向发力等措施提高综合政治参与能力。新时代的人民政协要有新时代的样子，新时代担当新使命。人民政协的新定位，为人民政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标定了更广阔、更光荣的天地舞台。—37—提升海南“三农”人才吸引力的思考海南大学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傅国华（2021年2月24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中，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底线目标来抓。人才是高质量创新发展之本，是加快乡村振兴的基石。“吸引人才到乡村”是解决海南“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海南“三农”升维突破的三个层面“十四五”时期，可从国家、海南、社会三个层面，分析海南“三农”发展的需求和关注点。国家层面：从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等，均对海南“三农”给出了明确定位，要从“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和“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维度向“建设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维度跃升。这意味着海南将承担引领全球热带农业发展的重任。海南层面：“三农”发展全面融入“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为全岛更平衡、更充分建设自贸港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快“三农”要素自由便利流动，促进“三农”与各项工作相协调，衔接到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现代新型产业体系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大盘中。社会层面：农民向有尊严的职业身份迈进，农业从生存型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跃升，农村从小康水平向富裕、文明、生态跨越，“三农”将实现升维突破。二、海南“三农”人才吸引力分析与其他地区相比，海南热带农业更有特色、更稀缺、更具盈利潜力。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大量资金注入热带农业，推动热带农业实现快速发展。目前，海南还蕴藏着大量极具开发潜力的热带动植物资源，而且南海海洋资源与生态优势也亟待被认识与开发。可以说，海南“三农”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和吸引力。海南“三农”对人才吸引力大小取决于以下相关要素：从业收入、环境条件、事业潜值和社会资源等。受制于海南乡村产业基础薄弱、农业产业链条短—38—窄、基础设施落后、市场营销能力欠缺等问题，海南“三农”对人才的总体吸引力不高。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比，海南“三农”的发展差距还十分明显。2019年海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为15113元，低于全国16021元的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村集体资产816.4万元，海南村集体资产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此外，海南“三农”经济组织类层繁多、发展不均，人才吸引力参差不齐：如传统种植业、传统养殖业、农村集体经济等，人才吸引力较低；收益较高且有一定准入门槛的热带生物种业、热带特色林业、特色水果产业、海洋渔业以及休闲农业，人才吸引力较高。经济学认为，一切盈利能力强的产业，均乐于应用市场机制配置最优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立足当前实际，规避不利因素，应分类分层次研究“三农”人才吸引力，精准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三农”人才吸引政策。三、“三农”人才吸引力提升建议一是精准识别不同类层“三农”经济组织盈利能力，制订精准引才对策，分类分层次引进和培育人才。一般来看，农业划分为农、林、牧、副、渔五类。随着生态、科技、空间、功能、融合等概念引入，形成传统农业、工厂化农业、信息化农业、电商农业、绿色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特种农业等农业类型。随着供需两端能力提高，继而涌现出休闲农业、立体农业、文创农业、“农业+休闲康养”、“农业+自然教育”等多层次新型业态。从盈利能力看，各类农业盈利能力差异明显。传统基础农业盈利能力较弱，如传统小农产业、国家储备橡胶产业，需要政府主导和社会扶持发展。副业形式多样，特色农产品加工、特色手工艺品盈利能力较强，如椰汁饮料、椰子糖、传统黎锦等；海南渔业发展空间大、潜力足，产值增幅空间较大。各类新型农业因满足新型市场需求、产品供给特色及市场应变能力强，展现较高盈利性。如农村生态旅游获得了远高于农产品数十倍的市场收入。精准引进和培育农业人才，就要做到一类一层一策。对于传统基础农业，以定向培养方式吸引人才，增加从业人员公共福利；对于农业企业，加大力度吸引大专以上毕业生，尤其是应届毕业生，辅以自贸港特殊农业人才津贴；对于农垦企业、南繁企业等国有农业企业的管理人才，建议从海南公务员队伍、高校和科研机构等选聘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电商农业领域，着力吸引“信息化+商业化”人才；生态农业领域，吸引熟悉公共环境政策的公益事业人才等。—39—二是推动农业从业者活动多元化、收入多样化，鼓励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施展才华，提高收入，促进“三农”发展。拓宽农业从业人员的活动半径，开展各类经济活动，获取多维度发展效益。向内，重点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和乡村能人，千方百计增加收入来源，鼓励创造更多从业岗位提高工资性收入；发展涉农商业活动，提高经营性收入；整合资源加强金融运作，做活财产性收入；撬动财政资金杠杆，增加转移性收入。向外，建议推动高校教师和科研学者从事农业活动，放开兼职创业约束，开办服务公司，合理合法获取经营收入；推动高校学生从事农业活动，对退休人员、下乡企业家、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优秀农民工等一切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才，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三是建立海南现代化农业人才储蓄池，提供开放合作新平台。网罗天下英才，建立国内外人才储蓄池，纳入海南“三农”人才数据库，重点吸引以下人才：一是国际化人才，重点服务构建以天然橡胶、椰子、槟榔为主的海南—东盟跨国热带农业产业链，提升海南热带农业国际竞争力；二是产业链人才，强化产业链系统思维，高效整合国内外资源，提升海南热带农业价值链；三是加大力度引进农垦企业现代化管理人才，推进要素组合创新，加快农垦体制机制改革，把农垦做强做优。建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体制机制，提供开放合作平台。支持柔性引才，鼓励以讲座、技术咨询、项目合作、兼职服务等形式合作。按照贡献度健全各方利益联结机制，对牵头促成人才合作的个人或单位，按照人才需求度和贡献度分层次给予引才奖励。在人才使用、评价、工作居留、服务保障上率先突破。开辟“三农”国际人才服务绿色通道，想方设法为国内外人才创造安稳生活环境，解决人才家庭基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40—引导“新基建”出城进乡按下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快进键”“河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课题组（2021年2月25日）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重点抓好农村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两年来，我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如何？下一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和重点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河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课题组于春节前到我省四个省辖市的11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我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成绩显著，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大为改观。但我们也在调研中了解到，随着“新基建”在城市的率先落地和加速推进，一些地方因“新基建”向农村延伸迟滞导致的城乡融合受阻现象应引起重视，因“新基建”下沉农村程度不同导致的新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应引起关注。引导“新基建”向农村延伸下沉，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普遍提档升级，是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一、城乡相向而行，加速数字联通2020年，受疫情影响，不少农民因外出打工受阻而导致收入减少，但也有一些农民靠直播带货而实现人生逆袭。电商在农村的异军突起既让我们见证了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也昭示了“新基建”向农村延伸和下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新基建”是以信息化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为条件的新型基础设施，根植于数字经济，产业链条长，上下游衔接紧密，运营对维护和服务的要求高，而城市由于基础设施配套齐全，资源智能化整合程度高，因而“新基建”容易在城市率先落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只是“新基建”的“旁观者”和“局外人”，更不意味着农民在“新基建”推进过程中只能一味地在原地等待，恰恰相反，“新基建”向农村延伸和下沉的过程中蕴藏着激活农村的内生动力，农村对于“新基建”不仅不能“等”和“看”，还应该按下“快进键”。城乡要在“新基建”推进过程中从两端同时用力，相向而行，实现城乡数字互联互通。城市要加快“新基建”向农村延伸的配套链建设，尽量降低“新基建”下沉农村的数字技术门槛，尽快尽早发挥“新基建”从城市向农村的“溢出效—41—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突破就农村搞基建的路径依赖，在推进“水、电、路、气、网、讯”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5G、大数据、人工智能建设，搭建好“新基建”落地应用的数据平台，大力支持和承接5G、物联网等“新基建”向农村延伸覆盖。二、预留数字接口，持续提档升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面非常广。城乡互联互通不仅要注重城乡在“硬件”上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软件”上的融合，即在数字化技术层面可配套、能对接。推进“新基建”向农村延伸和下沉，农村基础设施必须承载更多的数字化、智能化功能。如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加速数字化转型，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道，广大农村不仅会错失“新基建”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的新一轮宝贵机遇，而且在“新基建”赋能城市发展的情况下，城乡差距还会不可遏制地进一步拉大。因此，要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规划上要体现“前”字，即前瞻性。要突破从“过去看现在”的思维局限，树立“从未来看现在”的创新思维，坚持战略引领、适度超前的原则，以“新基建”为方向和目标来谋划和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标准上要体现“严”字，即严要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要对标城市相应设施的质量要求，坚持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着眼于城乡基建和资源要素的无缝对接。在技术上要体现“新”字，即智能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大力提倡使用新的技术材料和技术手段，力求做到建好不落后、建后可更新，具备持续提档升级能力。在建设中体现“融”字，即可配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正确处理新老基础设施之间替代、互补、协调、制约关系，在建设和完善传统基础设施的同时，预留好数字化、智能化的“接口”和“端点”，确保基础设施在城乡之间实现资源共享、空间共用、互联互通、配套升级。三、统筹存量增量，实现整体优化我省是农业和人口大省，农村地域广大，农村基础设施的现实条件差异性也较大，“新基建”在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和下沉的过程中不能千篇一律、千村一策，必须因村制宜、分类施策。具体到每一个村庄，要统筹增量和存量，实施差别化推进。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管网改造时，要注重全方面谋划，将“水、电、路、气、讯、网”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设计，规划好多种基础设施的对接茬口和升级扩展空间，避免建好再挖、挖了再建，造成重复建设和严重浪费。对于已经建好的农村基础设施，要注重全链条管理，加强对现有农村基础设施—42—的保养和维护，着重提高基础设施的供给质量和使用效率，确保现有设施充分利用，发挥最大效能。对于新建农村基础设施，要注重全方位提升，突破乡村的空间和技术局限，将城市与乡村、地面与地下、线上与线下、有形与无形统筹考虑，在传统基建中融入“新基建”的科技要素，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智能化步伐，以优化的增量带动改善的存量，从而达到整体优化、协同推进的目标。—43—从金融供需角度看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问题基于黔东南州的调查文松清、梁志慧、王贵兰、龙丹（2021年）一、引言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相关部委密集出台了多项金融支持措施，运用直达性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强化政策落实，着力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截至2020年12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2.70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15万亿元，同比增速超过30%，较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18.10个百分点，1-11月银行业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88%，较2019年、2018年平均水平分别下降0.82、0.64个百分点①。2020年5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20〕120号），旨在进一步优化小微企业融资结构，促进融资规模明显增长，实现“增量、降价、提质、扩面”。从政策落地实施情况来看，尽管小微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合度逐步提升，但在打通政策直达实体经济“最后一公里”上存在问题和梗阻。从黔东南州整体经济发展情况看，2020年1-3季度，全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846.11亿元，同比增长2.80%，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名靠后（排名第8位）。2020年12月末，全州各类市场主体共32.90万户，其中企业5.71万户。4季度末，全州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599.55亿元，同比增长11.12%，增速在全省排名最末（排名第9位）。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和疫情冲击下，黔东南州小微企业生存、发展面临严重难题，1-12月全州累计注销企业2803户。实际情况表明，多数小微企业难以满足银行信贷条件，企业贷款难和银行放贷难现象并存。结合黔东南州金融经济运行情况，本文就贵州省黔东南州1050户小微企业和2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深度调查，探究金融服务供给与小微企业融资需求错配问题，以期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缓解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二、黔东南州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总体情况（一）贷款总量保持较快增长，但覆盖面整体偏低，首贷获贷时间长截至—44—2020年12月末，黔东南州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1.08亿元，同比增长10.03%。从覆盖面看，2019年末全州存续企业51374户，企业征信系统收录的获贷企业10981户，获贷率仅21.38%。黔东南州的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主，而全州小微企业存续贷款户数2470户，仅占全州登记企业户数的4.42%，辖内小微企业首贷率总体偏低。从首贷获贷时间看，对1050户中696户曾获贷的小微企业调查结果显示，小微企业自成立至第一次获得贷款，平均时间为4.5年，中位数为8年；37.21%的小微企业首贷获得时间发生在成立3年以后；能够在成立1年之内获得贷款支持的企业仅占20.90%；约2%的企业自成立到首次获得银行贷款，时间超过10年。（二）信贷融资成本持续下行，但综合融资成本仍偏高2020年1-12月，全州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41%，分别较2019、2018年下降25、76个基点，整体呈下行趋势。其中，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74%，分别较2019、2018年下降20、105个基点，降幅较为明显。但从综合融资成本看，由于信用贷款占比较低，除承担利息成本外，部分小微企业融资还需承担一定的担保费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2月末，全州小微企业保证担保贷款占比仍达32.76%。从担保费率来看，2020年州内约一半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授信平均担保费率在3%左右，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仍然偏高。（三）“获得信贷”营商环境有所优化，但金融产品服务供给适配性需逐步提高监测发现，黔东南州内样本企业平均获得信贷环节为4.7个、获得信贷时间为8.7个工作日，较去年水平有所优化。但对33家办理抵押贷款企业的调查显示，贷款平均需要27.96个工作日，申贷材料平均需要9.13件，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反映银行要求提供申报材料多，审批权限链条长、环节冗长。截至2020年12月末，州内金融机构累计创设小微企业信贷产品100余项，包含信用担保贷型、固定资产抵押型及互联网金融型产品等多种类型。小微企业受贷款时限、贷款程序因素影响更偏好互联网型金融产品，但银行机构放贷情况表明小微企业易获得的贷款产品主要为抵押或保证担保型。同时，约73.96%的小微企业信贷产品贷款时限在3年期以下，其中1年期以内的约为62.50%，最高贷款额度300万以下的占比61.11%，贷款额度为500-1000万元的仅占26.39%。对于部分资金需求大、周转期限长的初创型小微企业而言，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信贷产品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以及授信条件暂不能满足特殊阶段企业资金需求，金融产品服务—45—供给与企业需求适配有待提高。三、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需错配情况（一）小微企业获得贷款支持与其经济贡献度错位，银行机构“两高一低”导致贷款难调查显示，样本小微企业2019年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含信用社）贷款余额为172.08亿元，增速仅为3.11%，但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近3.75万个，实现营业收入221.97亿元，增速达9.25%。究其原因，除小微企业自身经营战略不稳健和财务信息不透明、市场风险程度高等因素造成企业本身融资难外，银行方面贷款定价高、首贷发放标准高、授信额度低加剧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小微企业获得的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资源与其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的作用难以匹配。一是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定价水平高。测算显示，近4年来，黔东南州国有商业银行、城商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贷款实际定价利率分别高于保本值1.81%、0.65%、1.52%，其中村镇银行则超过3%（见表1），利率空间有待进一步压缩。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授信业务对全行利润贡献度平均保持22.52%的水平，32.14%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其小微企业利润贡献度超过30%。二是小微企业财务不明晰，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首贷发放标准差距较大，抵押担保难因素限制企业首次信贷获得。金融机构问卷显示，2020年以来，企业申请贷款被银行拒绝最多的原因为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欠佳（89.29%）、企业缺少抵押品或担保人（75%）（见图1）。同时，企业端问卷也显示，企业自身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53.71%）、缺乏足够担保（47.71%）成为小微企业首贷难主要影响因素（见图2）。升导致银行授信额度低。鉴于风险与成本的约束，银行不敢贷、不愿贷心理得不到充分缓解。调查反映，近5%的小微企业出现资不抵债，到期债务偿还压力过大易出现破产风险。调查显示：企业自身过度负债（82.14%）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授信额度考虑的主要因素。同时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客户平均负债率在50%以上的占比超五成，28家机构中11家机构小微企业不良率超5%，近三年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持续上升的机构比例达39.29%。近四成小微企业客户平均授信额度在300万元以下，其中100万元以下占比为25%。（二）小微企业融资结构失衡，来源渠道与企业发展阶段不匹配小微企业融资结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小微企业外源性融资依靠债务性融资，主要是银行—46—信贷融资，且以短期融资为主。具体表现为：一是小微企业融资主要依靠传统银行贷款，其他融资方式占比偏低。近年来经济下行背景下，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加大，内源积累较弱，资金周转压力加大，对外源融资的需求增加。调查中分别有40.38%、29.81%、26.86%的样本企业反映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过快，自身产品难以随之上调价格，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产品销售渠道不畅，存货和应收货款占用比重上升”“生产投资规模扩张过快，流动资金配套跟不上需求”而资金紧张。调查反映，73.14%②的样本企业通过向银行贷款解决资金问题，占比最大，通过企业内部积累和自筹、与供应商或客户之间的商业欠款进行融资的分别占17.24%、6.38%，向其他个人或企业、小贷公司贷款的占比不足3%（见图3）。二是企业阶段资金需求与融资方式错配。萌芽期和成长期的企业（成立时间一般在2年以下）市场前景不够明朗、缺乏足够的盈利能力，而开发产品或市场均需投入大量资金，对外源资金需求较大、频率高。出于企业财务负担能力考虑，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是小微企业成长初期最佳的融资方式。部分小微企业因融资成本、贷款时效等因素对企业债券、网络借贷等方式融资需求明显，但由于上述方式门槛高或综合成本高等因素③，难以成为小微企业融资来源。小微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但在实际业务中，出于经营风险或成本效益考虑，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条件基本规定为成立满两年，且多要求能提供抵押品或担保。调查显示，黔东南州小微企业平均获贷时间为成立后3年，而小微企业平均存续期仅为3年左右，多数萌芽期和成长期小微企业由于难以满足银行信贷条件，融资未得到有效满足。三是银行机构贷款期限与企业融资期限错配，小微企业续贷难。调查显示，一半以上企业资金周转周期较长，而银行机构提供的信贷产品大部分为1年期以下，中长期贷款占比仅为11.46%。主要是经济下行压力下信贷风险上升，银行信贷投放更为谨慎，在投放结构上较偏向于短期贷款，银行投放短期产品与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期限不匹配，“短贷长借”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展期、续贷问题较为突出。截至2020年12月末，黔东南州金融机构累计展期、续贷小微企业户数481户，涉及贷款金额40.75亿元。（三）融资担保环境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授信落地失序，放贷难制约小微企业融资一是辖内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缺乏市场开拓能力、专业性不足，未能充分—47—发挥增信作用。截至2020年12月末，全州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融资担保责任余额为26亿元，按照1：10的比例测算可担保责任余额，全州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可担保责任余额为153.44亿元，已担保责任余额仅占可担保责任余额的16.94%。二是担保费偏高、部分银行审批权限未下放限制其放贷行为。调查反映，21.43%的小微企业贷款授信平均担保费率控制在1%以下，53.57%的介于1%-2%之间，担保费率超过2%的占比为25%，其中担保费率在5%以上占比3.57%，因附加担保费率导致小微企业贷款成本上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银行的放贷行为。此外，据调查反映，黔东南州仅6家金融机构较上年获得了上级下放的审批权限，审批额度有所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审批时限在一周及以上的占比为25%，在一周内完成审批的占60%，平均审批时间为7-10天。三是免责机制实际操作难度大，限制信贷审批投放。由于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较大，不良率居高不下，部分金融机构责任追究偏严偏重，影响信贷人员审批贷款投放。尽管各金融机构纷纷推动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落地，但由于容错纠错机制仍有标准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免责机制落实效果不明显，信贷人员不想贷、不敢贷等问题依然存在。四、政策建议（一）小微企业聚焦主业，增强企业信用度一是小微企业自身增强诚信经营意识，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企业内生发展动力和内在价值，成为优质小微企业。二是规范内部财务报表制度，如实反映财务状况，提升自身的信用等级。三是积极构建与银行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改善企业谈判被动地位，增加小微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好感度。（二）金融机构用好用足政策，增加金融产品有效供给一是金融机构要制定更符合小微企业发展规律的信贷制度，加大向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倾斜，增加金融产品的有效供给，特别是针对小微企业融资期限与企业生产经营发展不适配问题，不断创新适应小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信贷产品，以覆盖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基本融资需求。二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挥本土银行优势，通过落实落细普惠金融业务，对具有发展前景的小微企业可采取适时降低首贷门槛、延长融资期限、提高融资额度等措施。三是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首贷、信用贷款比率，对已建立合作的小微企业适当增加中长期贷款比重，根据企业发展规模和资金需求度匹配适合的信贷产品。—48—（三）监管部门加大融资监管力度，不断拓宽融资渠道一是监管部门推动成立专业部门，利用中小微企业信息服务等平台加强对企业融资意向、金额、用途的实时监控，消除信息不对称障碍，加强商业银行履行支持小微企业行为责任考核力度，对基层担保机构实行差异化考核管理，适当提高小微企业担保业务风险容忍度，增强支持小微企业积极性。二是继续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鼓励新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小微企业金融债业务，加大小微企业债券等融资工具支持力度，帮助企业使用债券工具进行融资。（四）政府部门增强外部融资增信功能，健全风险补偿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加快推动并完善优化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搭建小微企业信息服务平台，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实现对小微企业的“反哺”。二是鼓励担保机构加强与小微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强化业务契合度，在更好获取小微企业“软信息”的同时简化审批流程，创新反担保模式，切实降低担保费用。三是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政府应急转贷基金等方式满足小微企业初创期有效融资需求。—49—促进大湾区互联发展，践行绿色出行理念实现粤港澳交通一卡通课题调研报告广东岭南通股份有限公司吴嘉茵（2021年）课题背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湾区内部市民相互往来、商务交流日益频繁，这对于湾区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交通出行服务的互联互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为湾区人民跨境出行构建更便捷的一卡通服务将成为当前政府部门要迫切解决的重要课题。而交通一卡通作为三地市民出行的重要支付方式和服务载体，是解决湾区交通互联互通的重要的实施基础和着力点。鉴于粤港澳三地存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历史现状，导致湾区市民跨区出行仍存在各种制度障碍，本课题通过调研并提出基于现有广东省交通一卡通基础平台，联合港澳地区共同构建大湾区区域公共交通出行服务平台，实现粤港澳交通一卡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出行支付无缝连接，为湾区市民提供便利的均等化公共出行服务，这对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践行大湾区绿色出行理念，打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有着重要作用。课题目标建立大湾区统一的、便民利民的一卡通互联互通系统，全面应用于广东省、香港、澳门等地区公共交通领域，获取湾区跨境支付的配套政策，实现广东与香港、澳门交通支付跨境自由结算，从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出行支付无缝连接，为湾区市民提供便利的均等化公共出行服务，促进湾区融合发展，最终实现粤港澳交通一卡通平台与全国的互联互通，同时以大湾区区域公共交通出行服务平台为基础，以及湾区对外交流的地域及文化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公共交通的跨境业务合作，为湾区市民提供最便捷、绿色的公共出行服务环境。以修内功与走出去的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公共交通的互联互通，让湾区市民从日常交通支付实实在在的便利实惠中更坚定党的“四个自信”理论。粤港澳交通一卡通现状广东、香港、澳门分别由岭南通、八达通、澳门通三家一卡通运营主体负责所在行政区域的交通一卡通的标准建设、票卡发行、充值消费网点拓展、客户服务体系运营等工作。—50—岭南通。广东省负责交通一卡通的运营主体为岭南通，由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牵头成立。自2010年以来，岭南通作为“类银联”机构，在各地市交通局（委）、地市一卡通公司支持下，将全省21个地市的交通卡系统进行互联互通改造，实现广东省内交通一卡通跨区域的发卡、充值、消费等应用。与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区开展了互联互通业务，应用覆盖公交、地铁、轮渡、出租、停车场及便利店。而随着全国互联互通的进一步发展，岭南通作为广东省全国交通一卡通省级平台运营主体，完成与交通运输部全国交通一卡通平台对接，并于2018年开始发行交通部标准的全国交通一卡通。截至2019年5月，岭南通累计发卡量近7000万张，日刷卡量1500万人次，跨区日刷卡量120万人次，覆盖人群约1.2亿人，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区域交通一卡通系统。八达通。香港特别行政区交通一卡通运营主体为八达通。自1997年正式推出以来，覆盖99%香港市民，并得香港金管局颁发的储值支付工具牌照，可以开展相关金融支付业务，且不仅限于交通领域，其按照《支付系统及储值支付工具条例》《银行卡条例》等监管政策开展业务，业务接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监管。八达通服务覆盖全港地区及部分跨境地区，应用覆盖公交、地铁、轮渡、的士、隧道、轨道、停车场、便利店、公共服务机构、社区等，跨境业务覆盖到澳门及深圳部分商户，截至2019年5月，市面流通卡数量约为3500万张，日刷卡量1500万人次，日均交易额近2.1亿元，覆盖人群近750万人。澳门通。澳门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交通一卡通运营主体，其成立于2006年，澳门通获得澳门特区政府金融牌照，可以开展相关金融支付业务，而不仅仅限于交通领域，业务接受澳门金融管理局监管，澳门通按照澳门32/93/M号法令（金融体系法律制度）等监管政策开展业务，澳门通应用覆盖公共交通、停车场、校园、超级市场、餐饮、体育场馆、自动售货机、便利店及部分公共服务机构等，累计发卡量约200万张，服务人群约66万人，月刷卡量为2千多万。粤港澳跨境联名卡。2012年，岭南通与八达通联合发行了“岭南通八达通”双钱包双币种联名卡，实现粤港地区一卡通初步互联互通，截至目前累计发卡约为3.5万张。2013年，岭南通与澳门通联合发行了“岭南通澳门通”联名卡，实现粤澳地区一卡通互联互通，目前已累计发卡0.5万张。跨境联名交通卡以单芯片双钱包技术发行，即在一张交通卡里有两个不同币种的钱包，市民在不同的区域出行使用不同的钱包进行充值和消费。粤港澳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存在问题—51—由于广东省、香港及澳门三地的一卡通标准技术、业务规范、清结算功能、应用特色等方面存在差异，目前的粤港澳交通一卡通服务是依托联名卡方式上的互联互通，但当地的一卡通服务还是依靠各自的技术和业务做支撑，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缝连接和无差异互联互通服务。其主要原因如下。各地区一卡通标准不统一。粤港澳三地交通一卡通应用的技术标准不统一，现采用单芯片双钱包技术发行的联名卡，有相对使用限制，未能实现真正三地统一技术标准的交通一卡通无障碍通行服务。此外，目前发行的“岭南通•八达通”（使用地为：广东、香港）与“岭南通•澳门通”（使用地为：广东、澳门）联名卡仅能分别实现两地的互联互通，若需在湾区内通行，市民须购买多张联名卡方能满足需求，无形中增加了市民在湾区内出行的成本。一卡通服务范围受限。公交一卡通使用范围受限，应用场景未能覆盖城际轨道交通及大湾区长途客运领域，市民在湾区内城际间往来出行未能实现无缝衔接的联程一票制支付服务。轨道交通线路（运行系统）大概可分为需强制订票和免订票两类，高铁线路属于前者，而地铁线路属于后者。最明显的区别是前者要抢票，抢不到就无法乘车，而后者不用。强制订票制通常是作为一种保证长途旅行舒适度的手段，出现在旅行距离超过200km，旅行时间超过2小时不封顶的列车。但目前在方圆只有200km的珠三角内，广珠、广佛肇、莞惠城际等线路使用的是强制订票的模式，造成市民在湾区内出行的不便，不利于打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一卡通账户无法进行跨地区充值及账户余额自由切换。由于粤港澳三地货币币种不一致、外汇及金融政策限制及交通一卡通离线交易技术原因，一卡通跨境交易涉及结算问题仍未解决。曾经发行的粤港、粤澳一卡通联名卡须在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钱包进行充值和消费，例如广东市民持“岭南通•八达通”卡在广东区域内使用，须先对联名卡内人民币账户进行充值；而当出境至香港旅行，须使用港币对联名卡的八达通钱包进行充值后方可在香港地区进行交通支付；如此，市民使用联名卡出行必须保证卡内两个钱包均有账户余额方可实现交通支付。因此，不能对不同币种账户进行预先充值及不同币种账户之间余额不能转换也同样增加市民交通出行的成本，并造成不便。各地区一卡通未能实现均等化服务。由于湾区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公共交通票价及换乘优惠不同，目前三地市民出行如不购买出行区域的交通一卡通卡，则无法享受当地的公交优惠政策。又因三地交通一卡通的业务服务规则有—52—所差别，且采用多个钱包独立运作的方式运营，客服处理也是分开进行，也就是向哪个运营主体购买的卡发生故障户交易异常，须向发行主体提交客服处理，无法实现客服的跨境统一处理，影响湾区市民的出行支付体验。湾区内未实现移动支付方式的公交一卡通互联互通。大湾区移动互联网支付发展迅猛，手机金融卡、二维码支付业务遍地开花，市民已形成日常使用移动支付方式进行各类大额或小额的购物支付习惯。但反观目前湾区内市民在三地跨境出行仍须以实体联名卡为主要的互通方式，未发行湾区移动支付的交通一卡通，不能满足粤港澳市民交通出行的便捷需求。未建立承载鼓励公共交通出行的一卡通碳补体系。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并且将在3—5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发展中国家，而交通运输板块至少占全球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2%。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大量重污染经济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从而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大面积处于严重雾霾之中已经让低碳生活方式的倡导和发展日益紧迫，传统能源形式交通工具是雾霾的重要因素，低碳环保的公共交通出行也日益成为人们出行的共识以及个人参与实践环保公益行动的重要内容，需要大力引导，调动全社会力量推进。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应“加强舆论宣传，倡导低碳交通、绿色出行理念，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合理引导城市交通需求”，而作为公共交通支付重要载体的公交一卡通，大湾区目前仍未建立鼓励公共交通出行的碳补机制。而目前可参考、较为成熟的碳补方式，为支付宝推出的蚂蚁森林应用，该应用通过鼓励用户使用公交、地铁、共享单车、步行等方式出行积累减排碳数量，通过游戏方式让用户将碳数量转化为虚拟种树模式，培养用户的习惯，而线下联合相关企业通过公益捐赠方式将虚拟的植树数量转为真实种植数量。根据蚂蚁金服介绍，目前该应用已累计减少540万吨碳排放，种植8000万棵树。粤港澳交通一卡通建议建设粤港澳交通一卡通互通平台。三地公交一卡通运营主体通过股权合作方式形成战略合作关系，以广东省交通一卡通平台为基础，根据广东省全国交通一卡通标准，制定粤港澳一卡通的应用规划及业务体系，重点规划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交化运营系统，进一步整合大湾区交通支付资源和服务，建设粤港澳交通一卡通互通平台，实现交通出行的互联互通服务。—53—建立跨境交通支付清结算体系。依托粤港澳区位优势，粤港澳三地金融管理机构及交通主管部门协同创建交通领域跨境支付的创新金融合作机制，出台有利于公交一卡通跨境支付结算相关政策，建立大湾区跨境清结算体系及支付清结算中心，打通大湾区一卡通交易资金结算的通道，探索粤港澳示范区跨境支付特色金融服务，实现粤港澳交通一卡通单一账户的货币实时转化使用，为大湾区市民交通出行提供便捷的跨境交通支付服务。实现粤港澳交通一卡通使用范围全覆盖。将大湾区统一公共交通支付标准全面应用于湾区内的公交、地铁、出租、城际轨道、公路客运、轮渡等共同交通领域，打造湾区一票联程无障碍通行服务，真正实现“一次购票，无缝换乘”，并扩展应用至小额支付领域，为市民提供便捷的一卡通支付应用。建立粤港澳交通一卡通均等化服务。打造大湾区交通一卡通跨区域出行公共交通支付普惠政策，为粤港澳特殊人群（老人、学生、残疾人等）提供三地的均等化公共交通票价政策补贴，为湾区内的普通市民提供无差别的公共交通换乘优惠政策，为粤港澳大湾区市民出行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建立粤港澳统一的交通一卡通客户服务体系，为市民使用提供无地域差别的客服，提升市民使用的便利体验。以eID交通卡移动支付方式助力大湾区交通“公交化”“一票式”运营。eID是公民网络电子身份标识（electronicIdentity），由公安部公民网络身份标识系统统一签发，以密码技术为基础、智能芯片为载体，用于在互联网上远程识别身份的、普适性的网络电子身份标识。而将eID与交通卡相结合，是指普通用户使用一台具备开通eID的NFC手机，通过大湾区交通卡的空中发卡平台，向公安部门的eID服务系统发起验签，验签完成后并将加密的个人信息返回交通卡空发平台，与交通卡合成复合卡，再通空中发卡的方式，下载到用户手机内，这个张复合卡就具有交通支付和身份识别功能，在使用的时候，只需要使用用户的指纹或刷脸确认，即可同步完成费用支付及身份认证动作。以粤港澳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契机，建立轨道交通公交化运营的标准化终端接入体系，构建多种交通出行支付方式的统一标准体系，创新粤港澳交通一卡通的实现方式，推动以NFC手机交通一卡通、二维码支付、刷脸支付等多种移动支付交易方式的电子交通一卡通发行，实现无卡化一票到家应用，践行绿色出行理念。将粤港澳移动支付交通一卡通打造为碳补载体。以粤港澳移动支付交—54—通一卡通为载体，以移动互联网业务模式，建立先进的公交出行碳补标准体系及补贴机制，通过使用电子交一卡通交易记录情况，根据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的里程数或次数等可能计算方式，通过返还对应的交通一卡通储值金以鼓励市民采用公共交通出行，实现大湾区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理念，创造良好社会和生态环境，并建议将此碳补模式推广至全国范围应用。—55—打好“山火进城”阻击战国家林草局关于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的调研王海忠、李冬生、李杰、李新华（2021年）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小康社会全面实现和我国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绿色、生态、宜居的“生态城市”“森林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村寨”等不断涌现。森林给城市、乡村带来了美好环境，也给森林防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四川省西昌市“2020•3•30”森林火灾、河北省秦皇岛“2011•4•12”森林火灾、山东省青岛小珠山“2020•4•23”森林火灾，曾严重威胁到城镇居民安全，给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敲响警钟。为防范家火上山、山火进城，着力化解城市风险隐患，近期，国家林草局派出调研组，先后赴河南、海南、贵州三省专题调研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期间，通过实地查看全面了解掌握三省城市周边面临的森林火险形势；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市及重点城市森林防火部门情况介绍，并交流相关意见建议。结合秋冬季及元旦期间森林防火工作要求，调研组还对正处于中高火险期的三省防火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确保秋冬季防火工作不出大的问题。一、科学有效防范应对安全威胁面对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带来的安全威胁，三省各地对城市周边森林火灾防范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主要有以下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的主体责任。河南、海南、贵州三省在抓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中，积极采取措施，层层强化责任落实：贵州省实行“网格化”管理，压实属地的主体责任，坚持将城市周边防火工作纳入整体联动范围，分片划区，县（区）包片、乡（镇）包户、责任到人，严防火灾发生。河南省出台《森林防火责任追究办法》，从制度上构建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责任网络，健全了追责依据。海南省政府层层签订责任状，形成权责明确、齐抓共管、协作有力、上下贯通的森林防火管理体系。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城市周边森林防火的安全屏障。河南省是我国人口大省，该省持续加强重点山区县城、镇村防扑火专业队建设，近年在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压力较大的市县，相继组建了60支专业队、430支半专业队。同时，做好森林防火储备物资增补检查与调配，高火险时段靠前布防，高度戒备。—56—海南省加快推动森林防火通信系统和西南片区综合治理建设项目实施，充分发挥视频监控和火险预警监测作用，为海南自贸区建设保驾护航。贵州省要求城市周边和主要林区结合部建设20－30米生物防火林带，目前全省已完成城市周边森林防火隔离带82.9公里，县、乡、村寨周边隔离带也在积极推进中。三是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消除城市周边森林防火的安全隐患。河南省在信阳、洛阳、南阳等地围绕重点林区、重点部位、敏感地段、森林步道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严防“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严防重要设施受到火灾威胁，严防生产用火、生活用火、祭祀用火、旅游等引发森林火灾。2020年对排查发现需整改的551个风险点进行及时整改，95%以上的风险隐患得到消除。海南省2020年连续多月出现高温干旱天气，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三亚市等及时排查出风景名胜区、坟墓集中区、军事设施、林区输配电、通信设施等重点区域火灾风险隐患81处，已全部落实整改到位。贵州省结合本省防火“三年行动计划”对城市周边森林防灭火工作进行专项整治，排查城市周边林区安全隐患2500余处，整改隐患1100余处。二、坚持问题导向摸清风险隐患河南、海南、贵州三省均存在人口密集城市周边森林火灾风险与隐患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加强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把城市周边森林火灾防范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不够，融入“森林城市”“美丽乡村”建设同步规划实施不多。森林防火工作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大林区和山区，对“城市周边森林防火”认识不深，对如何防范城市与森林紧密相连地区的火灾缺少体制、机制方面布局，相关工作部署仍然延循或停留在传统防火手段上，缺乏针对性。二是缺少城市森林防火风险等级划分。从现实情况看，有的城市与森林紧密相接，林在城中、城在林中，面临山火威胁等级“最高”，如贵阳市、遵义市；有的城市边缘地区与山林有接壤但交接区域面积较小、或森林分布比较散，发生火情时，由于林地距城市较近，交通便利、便于扑救，火情相对容易控制，山火威胁等级“中等”，如济源市；有的城市与周边山林相隔较远，存在天然或人工建筑物理阻隔，面临山火威胁等级“较低”，如三亚市、昌江县城等。调研中发现，河南省许昌市延龄县、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区国有林场、贵州省多数城市等，为典型“城在山中、山在城中，林城交错，相互依存”的高风险—57—等级城市，一旦发生火灾，如果防控不当，极易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同时，一些地区还缺少专门的应对火灾预案。三是防火经费不足，基础设施和保障水平有待提高。从了解情况看，各地均没有设立专门用于城市周边森林防火专项经费，且受当地财政能力限制，大部分地区的森林防火经费严重不足，防火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偏低，尤其是海南和贵州省财政投入不足，多地反映每年财政预算仅能勉强维持面上工作，没有专项用于开展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的经费渠道。海南尖峰岭、贵阳云岩区鹿冲关森林公园等人流密集地段的步道两旁，大量枯树落叶随处可见，火灾隐患极大；河南省济源、焦作、三门峡市建议“十四五”期间，国家对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应安排专门项目与资金，用以建设提高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基础设施水平与保障能力，例如在城市、街区、镇安排引水上山、建连线水池项目、以水灭火设施等，这些都是保障城市周边森林火灾少发生、快处置的有效手段。四是森林防火机构不健全、人员不足，扑火力量薄弱，影响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开展。2018年机构改革后，三省大部分市（州）、县级林业部门森林防火机构不健全，没有上下对应成立独立的防火机构，编制、人员还未落实到位。以发生城市森林火灾风险较大的贵州省为例，大部分县区没设林草部门，缺少专门的防火机构，工作力量薄弱，履行相关防火职责遇到很大困难。同时，地方专业防扑火队伍数量有限、装备落后，大部分地区处置火情主要依靠临时聘用的半专业队伍或护林员，普遍缺少专门力量应对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三、落实细落小全力防范火灾通过调研走访，搞好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在加强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宣传上再下功夫，努力形成社会共识。从总体看，人民群众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越来越高，但对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背景下防范化解城市周边森林火灾风险隐患普遍认识不足，对一旦发生城市周边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如何应对缺乏感知与了解。在“十四五”时期，应不断加大对森林防火、特别是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民众对城市周边森林火灾防范形成共识。二是做好城市周边森林火灾防治标准顶层设计。各级林草部门要把城市周边森林火灾防范当作新形势下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超前谋划，主动作为，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将这项工作作为城市安全工作—58—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林草部门要在林业“十四五”规划，“森林城市”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同步规划和设计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基础设施相关项目与技术标准。建议由国家林草局防火司牵头制定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便于各地参照执行。三是科学合理划分城市周边森林火灾风险等级。要结合全国森林火灾风险普查和《全国森林防火规划（2016-2025年）》中期评估，指导各地抓紧摸清城市、尤其是人口密度较大城市周边森林火险火灾隐患情况，建立城市周边森林火灾风险隐患台账。参照县级行政单位火险等级区划，制定行业标准，对全国城市森林火灾风险进行区划，科学确定“低、中、高”火险城市（含重点县、乡、村）风险隐患指标，根据等级制定出相应火灾防控措施，做到“一城一账”“一地一策”，实现城市周边森林火灾的精准防控、精准施策。四是防范城市周边森林火灾更要坚持“防扑一体化”。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地方政府牵头统领下，林业、应急、市政、公安等部门，以及森林公园、景区等经营单位建立联防联动、快速反应机制。要建立健全部门分工协调机制和合作共享机制，切实解决好条块分割、部门单位之间各自为战问题。综合网络平台、舆情监测、火情预警、力量布控信息都要在防扑一体化大框架下，在处置城市森林周边居民点、重要目标、加油站、液化气站、燃料库等防火重点险情中发挥自身作用。五是加强城市周边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在城市周边建设更加密集的防火通道，开设一定距离的森林防火隔离带，预置消防栓、蓄水池、自动喷淋等基础设施，配备水罐车、高压水枪等以水灭火装备，增强防范森林火灾的能力。加强城市周边视频监控和智能卡口建设，配备直升机和无人机开展航空护林，按标准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防扑火队员和护林员，提高火情发现和处置能力。高火险地区可参照城市消防的模式，在城市、乡镇村庄建立微型森林防火站，把必要的防扑火工具预置到每一个重点目标、重点部位，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及时发挥作用，快速处置，做到“打早、打小、打了”。—59—对党史教育基地推进党史宣教工作的思考辽宁师范大学赵岩（2021年）近日，中央教育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以及学习新中国的历史作为教育研究的主题。对党来说，新中国历史作为学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不断培养党员承担使命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意识的重要途径。通知强调，要把学习了解党的历史作为新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牢牢记住党的使命，积极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的历史大事、重要会议、重要文献资料、重要人物等。要牢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艰苦奋斗的过往，了解中华民族近年来的改革复兴，吸取改革奋斗中的宝贵经验及伟大成就等。党史工作始终以“资政育人”为根本方针，用其来指导展开一系列工作，因此，党史工作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进一步做好党史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方面，中共上海奉贤区就起到了带头作用。奉贤区共建立了30个党史教育基地，在积极开展调研工作的基础上，开拓了党史宣传教育的渠道，进一步促进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党史的积极性，促使他们更加深刻系统地了解和学习党史，并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及使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增强了他们跟党走的信念和决心。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根据这一历史事实及当地情况对党员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党史教育，使每个党员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激发党员的执政意识。开展党史教育活动要以基层党组织为基础，要赋予党史教育新的时代精神，激励党员为家乡建设发展做出贡献，从而更好地推进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一、建好党史教育基地的方法建立党史教育基地，就是要抓好典型党员的培养，增强他们的责任感。所以，开展党史教育，经典理论的指导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学习党史等具体活动，不断激发党员的革命热情。除此之外，还可以宣传身边的典型，让党员从中找到动力，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做出贡献。高度重视党史教育基地的展示工作着力改善展示设施，不断丰富展示内容，并运用生动、准确的文字、图片—60—等，用通俗易懂的讲解语言和方式，对历史文物进行更符合现代实际情况的讲解，增强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史的认识和理解，提高他们对党史的兴趣，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主动参与到党史教育中去。与此同时，要加大对党史的宣传力度，并完善党史教育管理体系，构建规范化的管理制度。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以及青年学生纪念革命烈士可以在党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教育和进行纪念革命烈士等活动，推动党史教育活动。政府可以将党史教育基地的活动作为硬性要求，要在重要的节日、纪念日，积极利用党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教育活动和革命烈士纪念活动，定期组织思想反思与学习，推进党史宣教工作的进行。重视资源整合利用并尝试资源共享在抓好党史教育基地建设的同时，扩大党史教育基地的覆盖面和教育渠道。可以尝试在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帮助下，完善自身基础设施，发展地方特色纪念馆，发动党员及群众自发参观学习，推动党史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重点要抓好基础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及水平，对党史工作者、讲解员和宣讲志愿者进行培训并定期考核；与时俱进，针对党员干部和群众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答疑解惑；区分教育对象，注重党史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在青少年到基地参观学习时，应对讲解内容进行适当调整，结合具体事件，以符合青少年认知的语言进行解说。二、党史教育基地目前存在的问题教育形式有限，教育受众存在局限性党史教育基地主要为烈士纪念馆、革命根据地等，形式也以参观讲解为主，比较单一。另外，教育受众目前也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为主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宣传需要，可以将党史教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形式可以丰富多彩，受众可以包括事业单位、企业、学校和社区。在教育内容上，也可以在宣传党的光荣革命历史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新的教育内容。建设经费短缺党史教育基地建设的资金筹备问题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基地基础设施就无法建设及完善。另外，相关讲解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也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可以通过呼吁群众募集或者通过社会人士资助加以—61—解决。缺乏足够的社会影响力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党史教育基地的建设和宣传，尚未全面系统地展开。基地的类型、位置、特点以及组织的活动等相关资讯，不仅大部分群众不了解，甚至连一些党员干部组织也并不清楚，所以需要加大对党史教育基地的宣传力度，提高其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覆盖范围仍比较狭窄目前党史教育基地的教育活动仍限于传统教学活动，已经无法适应当前时代背景，无法满足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需求，急需创新。传统活动通常只是起到清明祭拜、缅怀先烈的作用，活动对象也只包括某些单位、某些党员，没有做到普及，拉开了与广大群众的距离，不利于党史教育工作的开展。三、建立党史教育基地的指导思想丰富基地类型，调整基地受众人群随着党史内涵意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可以安排党史相关工作者到党史基地工作，让其以专业的角度指导党史教育基地的工作。比如，增添新农村建设发展的相关内容，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学习和缅怀革命历史的基础上，见证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增强党的信服力与号召力。同时，继续扩大党史教育基地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积极接受并参与到党史教育中去。重视党史教育基地的建设政府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加强党史教育基地的建设。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可以组织群众自发募集资金，为党史教育基地的建设出一份力，使之加深对相关教学活动的理解；也可以鼓励地方民营企业参与到基地建设中，在加深其对党史理解的基础上，帮助其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除此之外，主管部门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及水平，以促进基地的运营。尤其要提高研究人员和讲解人员的专业素养，他们在教育宣传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是党史教育工作有效进行的保证。进一步提升基地影响力党史教育基地以独特的方式担负着培养、教育、感染和启发人民的特殊使命。加强宣传，增强对人民的影响，提高声誉，增强指导作用，是党史教育基地的核心工作及基本要求。为扩大党史教育基地的影响力，有必要组织整理不—62—同党史教育基地的“自我介绍”，并建立专项档案，并以电视、网络等现代多媒体为媒介进行宣传，或者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主题宣传，以扩大基地影响力，也可将基地树立成地方特色，并制作宣传片，做好社会宣传工作。创新发展，建立激励机制要促进党史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明确党史宣教工作重要性，并不断加强推动党史教育工作的力度。首先，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不断创新党史教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其次，定期考核党史教育基地，通过评选并表彰优秀基地来促进基地的发展和完善，提升基地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后，要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党史教育活动。—63—高端装备制造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谭光勇（2021年）高端装备制造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支柱和牵引作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作为地下工程施工装备领域和轨道装备领域的高端制造企业，承担隧道施工智能装备、高端轨道装备的研究、设计、制造的重任。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关键，是建设一支由高素质的科技研发人才、技能工匠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组成的人才队伍。高端装备制造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数据表明，高端装备制造业在驱动创新、拉动内需、服务新型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竞争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已把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作为国家战略，以此来牵引和拉动上下游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和振兴，依赖科研水平和基础工艺的提升，这些都需要高素质人才队伍才能实现。人才队伍建设在企业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引领、示范、推动、凝聚作用。培养和建设一支由高素质的科技研发人才、技能工匠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组成的人才队伍，对于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端装备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技能工匠人才在总体数量、工种结构、技能水平方面不能满足需求在发达国家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高中级技术工人占技术工人总数60%以上。而中国铁建重工集团高级技能人才与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企业相比，从质量到数量都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在：技师、高级技师比例偏低；学历普遍为专科及以下；缺乏各专业工种的领军人才；劳务工技能等级较低。核心、高端、关键人才不能满足需求高端技术人才、研发人才、管理骨干等核心员工，其数量、质量和忠诚度还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快速做优做强做大的需求，特别是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快速扩张。创新人才的培养存在不足由于企业师资力量还比较薄弱，培训内容和方法陈旧简单等原因，培养的—64—创新人才数量较少，缺乏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端科研人才，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拴心留人的工作需要加强在人才管理方面，存在“重管理轻服务”“重使用轻关怀”的现象。较多关注人才的薪酬福利、工作环境，较少关心人才的生活和思想动态，对人才的全方位服务和关心关爱做得不够。文化体育活动不够丰富，人才缓解工作压力的方式途径比较少。高端装备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与对策以优秀人才为本，健全人才管理制度体系。一是系统规划好人才队伍建设，围绕企业“十四五”发展目标，研究制定人才规划，确定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二是以实施“创新工程”为载体，多形式、多层次地加强人才队伍培养。三是加快推动资源整合，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整体优势。四是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估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评估机制和管理制度，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只有准确地考评人才，对优秀人才的劳动成果和工作业绩进行及时客观的评价和激励，才能有效激活干事创业的活力，营造尊重人才、尊重价值的企业发展氛围。要建立健全人才考核评价制度，建立与价值创造相匹配的测评指标体系，对各类人才的能力和业绩定期进行综合考核测评，对其作出公平、公正的评价。要深刻认识到，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是企业管理的基础，只有精准考评，才能建立起人才晋升、薪酬激励、招聘引才的基础数据，进而提升激励的准确度，营造人才专注工作、奋发作为的企业发展生态。对标国际先进企业，大力培养标准化人才。国际化高端制造企业都非常重视产品的“标准化”，我国的高端制造企业也应更加注重在产品设计、制造加工、售后服务、经营管理等各环节培养标准化人才，推进产品标准化，以此降低产品的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着力加强三大类标准化人才的培养。一是培养技术标准化人才。技术标准化人才是科技研发岗位的标准化工作者。要注重通过培养技术标准化人才，提升企业在技术标准领域的话语权，提升高端制造装备产品的标准化、通用化、模块化、国产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二是培养管理型标准化人才。管理型标准化人才是经营管理岗位的标准化工作者，他们能够总结企业运营中的经验和不足，形成标准化管理机制，明晰各个业务领域不同岗位的管理权责、工作程序和关键管控指标，从而指导员工更高效地履行管理职能。要注重通过培养管理型标准化人才，提—65—升企业管理效能，增强企业的整体核心竞争力。三是培养操作型标准化人才。操作型标准化人才是生产制造岗位的技能操作人员，他们的标准化作业能力水平直接决定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要根据高端装备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分工种、分层次制订科学的、针对性强的培养计划，加强各类操作型标准化人才的培养。要针对三类标准化人才，分门别类建立培训体系，合理设置培训课程，采用继续教育、企业内训、实操竞赛相结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加以培养。除此之外，要大力培养既有高端装备技术背景，又熟悉企业标准化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努力培养一支专业结构均衡、年龄梯次合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创新职业发展通道。要建立完善与市场接轨、与人才能力层次匹配的高端人才引进机制，拓宽人才引进通道。一要着重引进高端人才。重点引进掌握产品核心技术且具备研发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现代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管理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具有高超操作技能水平的工匠型领军人才。二要拓宽职业发展通道。要探索建立职务制、职衔制、技能制等多通道并行的职业发展体系。在这个基本体系上，科学设计企业员工的层级晋升机制、人力资源考核机制、薪酬待遇调整机制和福利保障机制等。让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能够根据自身的学历、专业、能力、兴趣等实际情况，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生涯，走哪条路由员工自己决定，充分激发员工的职业潜能和工作热情。三要建立在线员工制度。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云平台技术，使得企业不与人才签订用人合同，而是单纯引进人才的智慧、经验、资源，成为可能。企业要在实体组织架构基础上，创新建立融入研发营销管理的线上组织、虚拟组织、平台型组织等新型组织形态。通过新型组织平台，使“非在册”的企业外部人才能够参与企业的科研创新项目，为企业在市场开拓、企业管理、新产业开发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让更多的外部智慧、外部资源汇入企业资源池。鼓励倡导创新，培养创新人才。要着力培养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企业中重点培养科技研发创新团队，以科研项目、产品研制带动科技进步，培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工艺改进、经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各类、各级优秀创新人才。一是不断拓展思维，形成人才终身学习的新机制。要把培养高端人才和创新人才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全力构建起终身化、专业化、线上与线下有机融合的企业内训体系和人才终身学习机制。企业内训要围绕行业最前沿、最基础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技能和新方向，对各类人才的理论素养、—66—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进行更新、丰富、提升，为各类人才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知识能力支撑。二是着力提高业务实操能力，形成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新机制。实践锻炼是全面提高人才工作能力的根本途径。要高度重视新招聘大学毕业生和技术工人的初期锻炼，安排他们到企业研发营销和生产服务第一线，让他们熟悉企业研发机制、生产工艺、制造流程、市场营销等情况，采取导师带徒、因材施教、岗位历练等方法，培养他们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根据人才的培养考察情况，有选择性地对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年轻人才进行重点培养，让他们在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应用、新项目推广中担当重任，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使企业能持续培养出具备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三是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形成有效激励创新人才的新机制。通过突破收入“瓶颈”、提高待遇、层级晋升、荣誉激励等多种手段，完善符合各类人才特点，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热情的激励新机制，调动企业各类员工进行科技创新、技能创新、管理创新的积极性。加快企业发展，搭建人才干事创业平台。要以事业凝聚人才，以合理使用激励人才，以制度选拔人才。“家有梧桐，才有凤凰”，员工只有在企业经济繁荣，感到有“奔头”的情况下，才会安心工作。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人的最高层次需求。在企业中，自我实现就是在工作中体现自我价值，并且得到组织、领导、同事的认可。新时代的人才，更加注重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加希望通过自我努力，施展个人才能，获得价值认同。因此，要加强对企业“十四五”发展战略谋划，加快企业发展步伐，以企业的宏伟发展前景凝聚人才，为各类人才营造用武之地。在选聘人才、使用人才上，要坚持适用的原则，根据人才的能力、性格、特长，把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工作，做到岗得其人、人适其岗。人无完人，在人才管理工作中，不能求全责备，不搞清一色，要营造出各类优秀人才都有机会脱颖而出的管理氛围，避免人才浪费。兼顾物质激励和精神关怀，全方位关爱人才。在提高人才物质待遇的同时，更加重视感情投资和人文关怀，建立拴心留人的工作机制。要在政治上多关心，发展入党、进修培训、评先评模，要优先考虑他们；在工作中多鼓励，尊重他们的创新想法，为他们的创新举措提供资源支持，鼓励他们增长创新才能，及时表彰奖励他们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在他们遇到挫折时，多关心、多理解、多包容，尽量做到多帮助，少责备；在生活上多关爱，尊重他们的习惯，—67—允许他们的个性发展，热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在整个企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郁氛围。要组织开展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丰富人才的业余文化生活，使他们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以感恩之心为企业的健康发展不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68—关于丰县决战脱贫向小康的调研中共丰县县委党校周艳娜（2021年）研究背景丰县地处苏、鲁、豫、皖4省交界处，面积1450km2，总人口121万人。作为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帮扶县、湖西重点片区，丰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要论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1]”。按照中央和省市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丰县县委、县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号民生工程。截至2019年底，全县44695户、106926名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人均年纯收入达9352元，增幅连续4年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如期完成江苏省定脱贫攻坚任务，实现脱贫摘帽。丰县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取得的成绩根据精准扶贫要求，精准确定扶贫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成败在于精准”[2]。丰县县委、县政府根据精准扶贫的要求，按照“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分阶段推进脱贫攻坚。2016—2018年为稳步推进阶段，重点解决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和条件相对较好的经济薄弱村脱贫问题。2019年为集中攻坚阶段，重点解决脱贫难度较大的困难户和未脱贫的经济薄弱村脱贫问题。2020年为巩固提升阶段，重点巩固脱贫成效，探索长效防贫机制。精准落实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政策，为扶贫提供制度保障教育保障不断强化丰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初中阶段升学率均达100％；创新设立残疾人家庭教育关爱资金，困难家庭学生实现应助尽助；实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设立5000万元教育奖励基金，投资27.45亿元新改扩建学校54所，丰县133所义务教育学校达到省办学标准，特殊教育中心顺利通过江苏省现代化学校验收。医疗保障稳步提升丰县围绕让低收入人口“少生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目标，积极构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机制，使“一补两—69—降三提再救助”政策全面落实，低收入人口实现基本医保“全参保、零脱保”、家庭医生签约全覆盖、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算，县域内困难群体医保报销比达到95.7％。累计投资1.28亿元用于镇村医疗卫生事业，建成省示范卫生室68个，行政村卫生室规范化率达到90％，建制镇卫生院全部达到省级示范标准。住房条件切实改善丰县聚焦农村4类重点对象，逐镇逐村开展危房鉴定，在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农村危房改造补助的基础上，县财政再补助每户1万元，每户补助标准达到3.7万元，累计投入资金7172.5万元，在徐州市率先完成危房改造任务，比要求时限提前半年。在湖西片区开展“光彩慈善安居工程”，将片区危房改造补助标准提高到新建类每户4万元、修缮类每户1.5万元，并适当购置家居用品，得到江苏省慈善总会高度认可。综合保障更加稳固丰县全面落实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标准逐年增长机制，累计发放低保资金3.1亿元、特困供养资金1.56亿元、临时救助资金1968.53万元，有力推动了25411名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依靠政策实现脱贫。全面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累计为建档立卡户代缴养老保险317.58万元，对全县符合参保条件的低收入人口实现全覆盖。发展经济项目，实现产业富民丰县县委、县政府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注重从做强特色富民产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壮大村集体经济等方面发力，不断激发扶贫内生动力。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丰县依托“南果北菜”产业布局，培育“果菌菜牧木”五大特色产业集群，总产值达到310亿元。全县果树面积稳定在3万hm2，位居全省第一；投资3.76亿元建成了江苏省规模最大的菌光互补现代农业产业园，食用菌产量达到50万t，其中毛木耳产量全国第一；高标准建设四大特色蔬菜优势示范片，特菜产量达到280万t，其中洋葱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丰县牛蒡”“丰县山药”“丰县芦笋”等农产品知名度明显提高；建成国家级养殖示范场4个、省级生态养殖场50个、1000头以上奶牛养殖场4个，年产值达到50亿元，位居全市第一。以新型经营主体为载体，激发产业动能促增收—70—丰县按照“培育一个龙头，带动一大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思路，注重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减贫带动作用，培育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2家、省级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178家，家庭农场2541家，立华牧业、凯佳食品、年加工速冻肉食品、大红德邻等一批“农”字头行业龙头相继落户。2020年重点培育农业企业30家，80家农企被列入重点扶持的农业企业库。以产业扶贫项目为抓手，提升产业效益促增收丰县积极整合各类涉农、扶贫资金3.18亿元，集中投向电动车产业园等一批收益较高的扶贫项目，并将收益量化到村、到户，有效保障项目资产收益。同时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注重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认定就业扶贫基地41个、扶贫车间28个，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4.63亿元，带动13938户实现创业和就近就业。将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脱贫攻坚重要内容丰县以资产经营、资源开发、电子商务、边贸市场等18种村集体经济增收模式和5种村集体资产资源盘活路径（与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相结合、与公共空间治理相结合、与土地综合整治相结合、与新型社区建设相结合、与集体产权改革相结合），有效增加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持续深化产业扶贫派驻村（社区）第一书记丰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带头驻村，择优选派136名县直部门科级党员干部，担任省定经济薄弱村、低收入村、软弱涣散村第一书记，实行“一人驻村（社区）、全局（委、办）帮扶”工作机制，推进脱贫攻坚全面提升。“五方挂钩”帮扶机制实施2016年以来派驻3批工作队，实施“五方挂钩”帮扶项目364个，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等项目，对接41个省定经济薄弱村，使村集体增收平均达到25万元以上。开展“四个一”走村串户工作法在丰县推广一张连心卡、一本日记本、一辆流动车、一个信息网“四个一”走村串户工作法。卡片统一印制“连心卡”，正面印有驻村干部姓名、手机号和联系点等信息，发放到每户村民家中，群众遇到困难，可随时拨打电话咨询求助，成为党群、干群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创新脱贫防贫长效机制为了有效解决因病、因学、因灾致贫返贫问题，丰县率先在江苏省实施精—71—准防贫保险，2019年7月在湖西片区推行而后全面推广实施。在湖西片区6个镇、160个村推行实施精准防贫保险，分类设置精准防贫标准和程序，对2019年7—12月期间符合救助条件的因病、因学、因灾的67名救助对象发放防贫保险金75万余元。2020年2月，制定《丰县精准防贫保险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并在全县全面推广实施；4月23日、7月13日、7月27日分别印发《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方案（试行）》《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稳定增收计划实施方案（试行）》《关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试行）》。以上方案从政策上为防止返贫奠定了基础。发展建议将脱贫攻坚工作稳步融入乡村振兴工作中保持政策总体稳定，支持力度不减，建立多层次政策保障机制，巩固脱贫实际成效；持续深化产业就业扶贫，依托丰县产业发展实际，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为扶贫开发作坚强支撑；继续开展精准脱贫保险，紧盯全县已脱贫但收入不稳定的建档立卡户和收入较低的非建档立卡户两类易返贫致贫重点人群，对符合防贫条件和要求的农户发放防贫保险金，有效防止返贫和新发生贫困，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扩大农业保险涵盖范围丰县是农业大县，农业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但受自然灾害影响，农作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现象时有发生，农户收入不稳定，容易因灾骤贫、返贫。丰县虽然整合了农业项目资金为部分建档立卡户购买价格指数保险，但是面积较小、覆盖面窄，财政压力相对较大。为了让更多农户享受惠农政策，建议省级层面将洋葱、大蒜等种植面积较大的地方特菜纳入《江苏省高效设施农业保险省级财政奖补险种目录》，由省财政按照规定执行奖补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长期以来，交通、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薄弱一直是制约丰县发展的痛点、难点，全县路网密度长期处于省市末位，高速公路里程仅为江苏省平均水平的1/3，高等级公路占比仅为7.1％，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省平均水平的1/3，特别是进入高铁时代，丰县更加面临被“边缘化”困境，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省级层面加大对丰县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从水利工程、货运航道、铁路高速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倾斜。—72—关于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思考朱民、郑重阳（2021年）一、问题提出一场百年难遇的疫情正在全球肆掠，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前疫情时代正在重塑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因素，在疫情的催化下被迅速放大、凸显，百年疫情与百年变局正发生着惊人的历史交汇。对于大变局，中国必然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参与、适应、促成国际新体系的形成。因此，如何有效应对目前的国际变局，理顺后疫情时代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关系；如何使中国这艘巨轮在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行稳致远，最终到达两个百年目标的彼岸。这些问题背后充满了各种机遇与挑战，需要深入思考。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首次提出“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部署，其影响深远、涉及广泛，具有重大的战略、历史性意义。“双循环”是中央基于国际发展长期趋势、国内新发展阶段进行的顶层设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综合性与系统性，涉及面、影响面宽广，需要在创新驱动、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共治共享等各方面做到方向一致、重点突出、步调协同、有序推进，从不同行业、视角出发抓住“双循环”的关键点、对接点，搭建出市场、政府、社会、个人之间激励相容的双循环大框架。当前，市场、政府、学界等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于双循环的认识与理解，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诸如立足内需、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扩大开放等，但如何理顺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塑造重点突出、覆盖全面、可操作性强的框架还有很多尚需回答的问题。譬如中国的经常账户已从2007—200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10％降低到2018年1％以下，已是国内需求为主，又该如何进一步有效扩大内需；居民消费同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相连，但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空间已受到制约；国内需求已经迈入了高质量阶段，但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依然存在不少技术、品牌受制于人的地方；实施创新驱动推动发展动能转换，但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化、市场化之间的协同性问题尚未有效解决；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外部优质要素补短板，但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等逆流沉疴泛起，国家的安全性、独立性如何处置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73—这些双循环的变量环环相扣，大循环里面是子循环，子循环里面又嵌套了小循环、微循环，高度的复杂性、系统性要求必须回到如何理解中国的新发展阶段，如何理解新机遇、新挑战，最终需要搭建一个怎样的框架才能打通双循环，特别是在数字化大潮下如何作为，由旧阶段顺利过渡到新阶段。这些正是本文思考并致力解答的问题。二、“双循环”的重大意义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采取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循环方式，是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今天的国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下则要求立足于国内需求，其决策背后是重大的内外部环境变化、长期性趋势累积以及客观规律的作用，体现了中央决策所具有的重大战略与历史意义。双循环决策将国内国际新旧格局替换、新格局未来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是全面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通路。（一）“双循环”是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战略决策新发展格局的“新”最重要一方面是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两大方面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将初露端倪的长期发展趋势迅速凸显了出来，需要战略性的抉择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重大风险与挑战。疫情危机下的外需长期疲弱，国际大循环不确定性倍增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在2020年下半年更是屡创新高。截至2020年12月13日，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高达7267万，连续单日新增病例超过50万例。疫情已经从“长尾”和“肥尾”［1］迅速转变为第二波疫情“高台”。各国一度放松的管制措施再次严格，在复工、抗疫并存的“新常态”中艰难地寻找新的平衡。疫情期间国际金融市场对疫情的反应最为敏感、激烈，利差区间一度迅速放大，市场流动性风险骤然上升，美股下跌幅度超过了大萧条时期。尽管在各国央行及时、超常规、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干预下，市场的流动性风险迅速得到缓释，股票指数实现了强劲反弹。但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已被锁定在零利率、负利率区间（见图1ａ），这些国家央行开始承担信用风险，从“最后贷款人”变成了“最后做市商”。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背离达到惊人的程度，全球金融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为了降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各国实施了规模空前的财政救助计划，—74—几乎倾尽了政策空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短期内上涨了10～20个百分点（见图1ｂ），已无力再为更多的市场主体、失业人员提供有效的支撑。更为严峻的是，政府的救助、刺激对居民消费的提振有限，美国、欧洲居民存储率创了新高（见图2），疫后的消费恢复将步履蹒跚。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航空、酒店和旅游业在5年后才恢复到事件前的峰值；2003年中国“非典”过后，当年消费增长为7．35％，低于上一年的8．06％［1］。为控制疫情停工停产，停工停产影响下，国际产业链上下游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停工超过6个月将导致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破产，而重启、重建国际产业链异常费时费力，私人投资的恢复则更加缓慢。国际商会（ICC，2020）估计当国际商品市场需求恢复至疫前水平时，贸易金融市场需要至少1.9万亿~5万亿美元的融资才能实现全球经济的V型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在10月对全球经济最新的展望中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4%，2021年增长率将反弹至5.2%，较2020年6月的预测分别调整了0.8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认为全球经济正在从深度衰退中恢复，但同时指出这是一条“漫长的攀行之路”，且极易出现倒退[9]。世界贸易组织（WTO，2020）对全球商品贸易在乐观场景下的最新预测为下滑9.2%，高于2020年4月预测值3.7个百分点，但对于2021年的预测却十分悲观，增幅仅为7.2%，远低于之前21.3%的预测[4-3]。桥水基金（BridgewaterAssociates，2020）发布的报告甚至认为全球因疫情封锁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冲击家庭、企业、央行和政府资产负债表，预计全球经济的损失将达20万亿元美元，占全球GDP的23%[6]。可见，全球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通胀的预期很难超过1%，全球步入了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日本式衰退”[]。当前，全球经济已从流动性危机/信心危机的第一阶段步入了第二阶段，即偿付危机阶段，但受疫情二次爆发的影响，恢复与畅通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却很难在抗疫和经济复苏之间掌握好平衡。若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与人员失业，全球经济衰退滑向大萧条的风险和可能性都将急剧增加。在当前缺少足够的宏观政策托底、提振的条件下，留待终端消费市场的自我恢复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未来5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都将处于低增长区间，短期内实现世界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国际大循环的经济金融不确定性倍增。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泛滥，全球政治生态恶化—75—在席卷全球的疫情严重冲击下，民生、种族歧视、文化冲突、意识形态对抗等问题迅速凸显。一些国家用“甩锅”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将疫情民粹化、政治化，逃避应对疫情不力、传染率与致死率高企的责任，致使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泛滥，掀起了一股反全球化逆流。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发达国家收人分配状况严重恶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普遍出现了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持续加剧的趋势（见图3），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前1%的个人收入份额由1975年的11.1%迅速上升至2016年的20.5%，而个人财富份额由1975年的22.7%上升至2016年的36.6%。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下无疑会迅速放大收人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特别是2020-2021年发达经济体的GDP累计增长预计为零，零增长或低增长将使更多的低收入群体面临更加困难的就业与收入问题，也将招致更加激烈的社会阶层冲突和矛盾。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中，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第一季度的断崖式下跌后，通过早、准、稳的抗疫与宏观政策组合拳，在第二季度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的V型反转。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2020年GDP正增长的国家，而欧美再度恶化的疫情无疑会延缓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的步伐，使中国同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无疑会成为国际反多边主义、反全球化逆流攻击、“甩锅”的对象，反全球化使国际政治生态继续恶化。世界银行（WorldBank，2020）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GVC（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已放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扩张，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贸易改革的步伐放缓，甚至出现逆转[]，说明国际大循环的政治环境也已经发生变化。（二）实现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牢固基础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意味着中国将从人均1万美元GDP的基础上开始迈人高质量发展阶段，走向人均1.25万美元GDP以上的高收入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中国寻找高质量发展的新主导力量。这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下顺势而为，立足自身的超大国内市场，推动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应对外部风险与挑战。国内循环为主是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必经路径立足国内需求、以内循环为主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走向高收入阶段、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图4a中，人均GDP与最终消费率之间常常具有十分典型—76—的U型关系。美、英、法、德、日、韩等发达国家在不变价PPP（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GDP达到1万~1.5万美元时，最终消费率出现了逐步稳定回升的趋势。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在投资、出口“两架马车”主导下经历了更大幅度的最终消费率下降，但在达到1万美元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出现了较为迅速的触底反弹。按照世界银行2019年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换算成2011年PPP（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GDP2万美元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在走向高收入阶段、步入更高收入的过程中也将更加依赖于超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过去多年，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循环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但并未真正动摇经济内循环在满足国内终端消费需求上的主导地位。图4b中，各国最终消费中的国内增加值份额在经历了较长时期下滑后却依然保持在70%以上，且下滑趋势在2008年前后开始减缓，大部分国家在2015年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反转，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在满足国内最终消费中的主次关系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对于后疫情时代疲软的外部需求与日益增长的超大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内循环的主导地位无疑会更加凸显。块状化、区域化的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融入国际生产及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来看，中国很多行业与国际市场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诸如电子信息、通信、电子元器件、视听设备、家用器具、鞋等诸多行业的进出口/增加值份额远超100%（见图5a），深刻反映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耦合。这说明任何国家或地区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具有优势，只有加强合作与协同、优劣互补才能更便利、更有效率地实现合作共赢。但是，国际循环中的商品、资本、产业、资金、信息和人员在整个地理空间范围内并未均匀分布。最为典型的现象是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半国际产业集群，即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集群、以中国为中心的泛亚洲与泛太平洋集群、以制造业萎缩的美国为中心，再加墨西哥、加拿大形成的半个北美洲集群。图5b中，尽管中国的需求对上游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国内，但中日韩三国之间具有相对更加紧密的产业关联，如建筑、电子信息、化工、金属等行业的中间与终端需求对日韩的相关产业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力，反映了市场在高效配置资源要素的过程中通过国际循环的块状化、区域化，将国内、国际循环联系成了共生共存的有机体。—77—当前疫情肆虐全球，虽然中国最先控制住了疫情实现了经济的复苏，但在高度一体的全球体系中任何一国或地区都很难独善其身，国际供应链的上下游已经将国内国际两大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后疫情时代”，供应链安全、链条布局邻近性的要求也将进一步强化国际循环块状化、区域化发展趋势，国际与国内之间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国内国际要素资源将获得更多自由流动的空间、高效组合配置的契机，这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改革推动要素的多元化及其双向流动重塑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循环在中国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从来没有缺席，在新发展阶段也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机遇、通道与动力。但最大的不同是循环要素的多元化、要素双向流动将彻底改变双循环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伊始，国内与国际循环之间多以中间品、最终消费品的流动为主，资金、技术、人员呈现为国际循环向国内循环的单向流动。其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终端需求、中间品、技术知识供给大多在海外，而最终产品的生产供应体系是以国内为主，外汇的流入以商品的流出为条件，国内货币发行进而锚定于美元外汇储备，使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又搭建在美元信用的基础之上。随着对外贸易、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金融体系的持续深化改革，国内工业化、城镇化在投资驱动下快速发展，大量中间品进口被国产化替代，中资中企“走出去”开展广泛的国际产能合作，国内消费随着收人的提高也快速增长，国际循环的中间与终端需求更多向国内循环延伸、转移，流动于国内国际循环之间的要素开始日益多元化、流动方向双向化。在此背景下，与双循环紧密相关的国内国际治理体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浮动汇率制改革、资本账户有序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放低外资准入门槛、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等正是中国完善内外循环机制的若干重要举措，反映了双循环向着开放合作、公平公正、互惠共赢的方向不断演进。这将加快形成内外循环畅通、要素双向流动、均衡且长期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新局面。双循环决策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势下的顺势而为从宏观与历史的视角来看，2007-2008年以来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之间的关系已开始发生持续性的变化，双循环决策是在历史发展趋势下的顺势而为。—78—图6a中，中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已由2006年的64.5%下降至2019年35.7%，而经常账户余额在2007年达到10%的顶点后下降至2019年的1%。这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已经由外需驱动更多转向了内需为主，特别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增长使中国经济内循环迅速发展壮大，同时推动了国际循环的进一步发展。图6b中，中国在全球贸易的份额保持了持续的上升，在逐步转向内需为主的过程中也并没有改变贸易份额的变化趋势。截至2019年，中国在全球的进口、出口分别达到了2.47万亿、2.64万亿美元，在全球的份额为10.4%、5.4%，分别位居全球第二、第一位。鉴于国内超大消费市场的持续发展，预计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全球优质商品与服务、生产要素将助力中国的经济内循环，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将为全球的经济循环做出应有的贡献。由此可见，新格局不是探讨“内”“外”循环之间的主次之分，而更关键的是在历史发展大趋势下如何以国内市场为主，打通内循环中的堵点，同时更好地运用国际大循环中的优质要素进一步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在解决好自己事情的同时支持全球经济与贸易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三、“一线”“两个制高点”构建双循环总体框架（一）畅通要素循环的“一线”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能循环往复，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社会总消费的规模与质量，而要实现循环畅通，关键是“一线”，即资金、商品、信息、知识、数据、人员等在经济循环的血脉中畅通无阻地流动，不同介质的流体之间高效的配置、交互、组合和转换。在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循环的“一线”是一项复杂、精巧的系统工程，其首要是以国内需求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沿着经济循环中不同的流体介质疏浚旧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循环栓塞。具体体现为消费、储蓄、收入、就业、产业、投融资、科技等诸多循环节点及其复杂的相互影响机制是否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支持不同要素的有序流动、有效结合与转化，并最终回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的起点。图7中，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保持了长期增长的总体趋势，较好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水平的进步、资源要素流动与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但相对国际科学技术、经济效率前沿仍然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从这一视角出发，将畅通要素循环“一线”的方方面面可以浓缩为一点，—79—即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国家战略引领与弥补市场失灵中的重要功能，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加依赖于对前沿技术与经济效率的逼近与超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需要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巧妙地利用新要素、新模式为经济循环搭新桥、铺新路。譬如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内循环在严格防疫措施下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循环不畅，但依托大数据、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智能防疫”“无人经济”“线上经济”等迅速发展，线上与线下、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为整个经济循环塑造了新的循环通路，有力支持了防疫与复工的协同，便利了从个人、社区管理到宏观政策的畅通，推动了一季度以后经济的反弹与复苏。这些新模式无疑将在“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基础研究和进口替代两条腿走路，站稳科技创新制高点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科技，科技的竞争将日趋激烈。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空间、宇宙、物理、材料、生物、量子力学等基础研究方面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推动了5G、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前沿技术创新及应用“从一到N”的大发展，使中国在新兴前沿技术方面已走到了世界的第一梯队。但是，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多“卡脖子”的地方，距离技术最前沿仍有不小的差距。工信部在2018年的一项企业调研中发现，中国32%的关键材料为空白，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制造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的精加工生产线，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走向了科技，因此建立健全经济内循环体系首先应突破“卡脖子”的技术空白，在优势领域、发展迅速的行业实施先易后难的逆向替代战略。近十年来，中国在通信设备、软件、互联网服务、元器件、半导体、云计算等领域进步迅速。比如，通信设备领域的全球科技公司收入份额由2010年的11%上升至2019年的41%；电子元器件由6%上升至23%；2010年的云计算市场美国为100%，至2019年中国已获得了10%的份额。中国要围绕这些增长快速的行业领域，以国产化率最高的工程化阶段为起点，沿着技术创新、技术发明、基础理论的创新链与技术链向上游逆向延伸，同时不断强化以基础—80—研究为重点的正向突破，最终在科技创新的制高点站稳、站牢，彻底畅通国内循环的科学技术堵点与瓶颈。（三）攀登高质量消费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的最终落脚点是满足居民高质量的消费需求，特别是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多样化、高端化的服务性消费，教育、康养、医疗、文体、娱乐等领域需求会出现更加迅速的增长。对于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内部市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最终消费率的上升是启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总开关、总枢纽，从而用消费流驱动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知识流的循环畅通，激发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与巨大发展潜力。然而，如何真正让居民能够消费，愿意消费，敢于消费？更关键之处是获得“高质量”的消费。图8是中美分行业价格指数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比较（2000-2014年）。从图8a中可以看出，中美在满足居民服务性消费、高质量消费的代表性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价格差异。中国仅制造业、公用事业在2000-2014年价格增长低于经济整体，医疗行业的相对价格高达5.5倍，农业、建筑业、房地产、教育、公共管理与社会保障、居民服务业等也在2倍以上，与美国各行业较低的相对价格增长水平形成鲜明反差。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部分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或停滞（见图8b），高质量商品及服务供给的能力相对世界前沿水平有较大的差距。价格指数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反比关系进一步说明，鲍莫尔（Baumol，1967、1985）提出的“停滞型服务业”“成本病”等问题[8-]无疑是经济日益服务化的中国需要予以重视的，中国高质量消费供给的能力亟待提高。至2022年，中国65岁人口的比例将达14%，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10]，大量社会资源会日益向医疗、康养、社会保障等传统服务业集中。老龄化加深的社会不仅需要推动收入分配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重要的是依托科技创新、改革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最后深入推动消费创新才能在双循环中长期站稳高质量消费的制高点。（四）用数据流推动“两个制高点”良性互动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线”，站稳、站牢“两个制高点”，关键是畅通高质量消费与高科技创新之间的良性循环，构建高质量消费推动高科技创新、高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消费的发展格局。对于拥有超大国内市场、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一的中国，科技与消费以及连接两者之间的—81—众多环节中蕴藏着巨量的数据宝库，而依托数据的连通推动两个制高点的良性互动将直接加快整个循环“一线”的畅通。目前国家新基建战略的核心就是在传统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之中加入数据流，通过数据流形成信息流、知识流，实现创新流、产业流、消费流的连通，最终演变为价值流。换言之，科技与消费之间的循环存在很多的中间环节，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市场调研、技术开发、产品生产、销售流通、品牌建设、最终消费、售后服务等，通过数据流、数据平台的引入可以实现整个价值链条的水平集成，更直接、更便捷、更快地在科技、消费之间搭建“端到端”的高效协同机制，强化产学研之间有机联系与互动循环，大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综合产出成本，提高供应端对消费市场变化多样的响应能力，最终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有效集成与高效协同。四、推动双循环的主要抓手（一）科技创新催生数字大潮下的新发展动能回溯人类前三次工业革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来自科技创新，全球经济在前三轮技术革命浪潮下实现了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但以前技术创新的红利正在快速衰减。戈登（2018）对美国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美国1970年以后的TFP增长率仅是1920-1970年增速的1/3，他同时认为未来面临着许多持续增长的阻力，且阻碍会远大于之前的一两个世纪[]。从数字革命、知识经济视角来看，人类经济进一步增长最大的阻力之一源于人类庞大而分散的知识库与信息革命下异构数据的几何倍增。任何个人、单一企业都在数据的汪洋大海中面临着极高的信息挖掘成本、人员与组织的协同成本。豪斯曼等（Hausmannetal.，2013）通过商品出口数据测算了各国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实证研究发现国别之间70%收入差距可以用经济复杂度解释[2]。这意味着经济复杂度越高，则积累的知识与经验越丰富，同时实现不同知识与经验集成以及发现新知识、新问题的能力也越强。古典经济理论已充分诠释了“分工增进收益”的哲理，也凸显出分工日益细化之下协同发展、协同创新的重要性。在物理、网络与社会三者日益交汇融合的背景下，将数字鸿沟、数据壁垒、数字迷宫转换为数字红利、增长红利、消费红利更加需要科学的突破、技术装备的发展、软件系统的更新迭代。对于产业服务化、人口老龄化、消费高质量化的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相对欧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教育、医疗、康养、文娱等行业落后的生产力与居民高质量—82—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将在整个供需关系中日益突出，唯有站稳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全球数字化浪潮中的科技制高点，才能最大限度地用好数据要素，在日益复杂的经济与知识系统中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二）改革红利和数字经济红利互动激发发展活力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成分。激发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依托数字技术完善国家综合治理体系，使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富弹性、韧性，面对风险与挑战能够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因此，可采用“以改革促数字经济发展、用数字经济技术赋能改革突破”的双线并行策略，推动要素市场化、行业准入、国有企业改革等为重要内容的深入变革，使数字经济沿着数据的藤蔓从最初的信息服务业、通信装备制造业向每一个经济循环的节点蔓延、渗透，为土地、资本、劳动力、知识等要素添加活性成分，加快传统产业“老树开新花”，提高政府监管与治理的能力，形成更多活力十足的市场主体，营造更加良性积极的行业生态。在商品与服务领域，中国的市场化定价比例已达到97%，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发育不充分、要素流通不畅、要素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城乡用地、户籍、多层次资本市场、科技成果产权、数据开放与交易等领域改革或可借助区块链、人工智能的赋能构造新流程、新模式打破利益与制度的藩篱，为新发展格局下双循环带来更多的经济发展“活水”。针对传统服务业进入壁垒较高、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放宽行业准入限制的同时，应围绕居民高质量消费需求，推动智慧医疗、智能康养、在线教育、“文娱+VR”、智慧社区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疏通前沿新兴技术成果的市场化应用通道，同时加快前沿技术的迭代升级、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对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同时依托区块链技术重塑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供应链、产业链以及行业生态关系，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出更多路径、模式。（三）高水平开放打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世界经济全球化以来，各国及地区的经济与产业关系日益密切，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在市场自然选择过程中与国际产业集群紧密相连，不同产业集群又通过集群内的中心国家相互联系，比如中国、美国和德国之间均是各自主要的进出口目的国。国际产业集群内部分工及其之间的紧密联系、耦合与协作构成了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循环大框架。—83—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凸显了产业链的脆弱性，某一关键链环的缺失很可能造成整条供应链的瘫痪。中国拥有最为完整的工业门类，国内及东亚、东南亚地区疫情较早得到控制，保证了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但在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上游依然大量依赖国外进口，既说明中国需要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的地方，掌握主动权和保障产业链的安全，也表明必须广泛地开展供应链、产业链协作，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此外，中国市场一直对国际资本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疫情及早得到控制与经济的V型反弹也使更多跨国企业增强了扩大投资中国的意愿，更多国际优质要素、商品及服务将进入中国的内循环系统，并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在新发展趋势下，必须深化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贸易通关、汇率清洁浮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数字化等各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序推动医疗、教育、会计、建筑、商业等服务业对外全面开放，便利商品及服务、资本、原料、人流、数据的内外循环，将更多国外优质资源、要素与中国科技发展、高质量消费紧密结合起来，为经济社会提供更多的发展动力、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四）以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推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既需要发展动力、活力，也离不开稳定和秩序。数字化大潮下，互联网时代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深刻改变将更多向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就业与教育、收入与财富分配、财税负担、出生率、道德伦理可能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与潜在风险。面对稳定与发展、公平与效率这一古老但从未过时的哲学问题，永远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找好两者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聚焦当前中国的发展实际，兼顾公平与效率、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核心是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升传统服务业、非市场化服务业的竞争性、市场化与生产率水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可负担、可持续的高质量消费，不断提高居住、医疗、教育、文体娱乐、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行业的有效供给。通过减轻后顾之忧提振居民消费、生育意愿，同时政府可将更多的财政空间用于创新驱动、扶危济困，在不断走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五、结论及引申—84—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凸显或加快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解决内部问题，抓住新发展机遇，应对国际经济、政治风险与挑战的精心布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性、历史性意义。“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要求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不是走向封闭、独立，而是发挥国内超大市场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畅通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知识、信息等发展要素的双向流动，畅通双循环的“一线”，更好地实现内外部资源与要素的结合与互补，站稳高科技创新与高质量消费“两个制高点”，在做大、做强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同时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围绕“一线”“两个制高点”的总体框架，推动双循环需要积极地拥抱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大潮。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将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巨大的新发展动能，为要素的畅通循环搭建新的通路，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中获得新方法、新思路。不仅如此，通过公共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将为双循环的稳定与秩序提供有力的支持，让更多群体参与到数字化大潮中，使数字红利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也能够解放更多的财政空间支持创新驱动、扶助弱势群体。概括而言，要抓住数字化浪潮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使数字经济沿着数据的藤蔓延伸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每一个节点，数字农业、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监管科技、数字园区、人工智能教育等诸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与持续发展，这将为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85—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调查和思考以楚雄州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楚雄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21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支持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金融业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是金融业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本文结合工作实际，以楚雄州为例，在对全州农村金融发展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参考。一、楚雄州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一）农村金融体系不断丰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楚雄州农村金融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完善的过程，初步建立起以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为主，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辅的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截至2020年10月末，全州共有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个、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个、合作性金融（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10个、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36个。经过4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楚雄州的农村金融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同时，也为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二）农村金融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楚雄州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惠民的金融产品，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信贷服务。如农行“连贷通”、邮储银行“小微易贷”、农信社（农商行）“乡村振兴贷”、工行“网贷通”以及建行“税易贷”等产品，有效发挥了金融在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作用，有力支持了春耕备耕、粮食生产和收储制度改革以及水电气网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截至2020年9月末，全州涉农贷款余额637.75亿元，较2016年末增加203.8亿元，增长46.96%。“十三五”期间，楚雄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不断增强，涉农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有效满足了涉农企业和农户的金融需求。—86—（三）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推向深入一是农村信用社改制工作不断推进。2016年以来，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级联社分批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发〔2016〕25号）要求，楚雄州分四批完成了6家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工作，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二是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相继成立。中国农业银行楚雄州县两级分支机构相继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明确了三农金融事业部“县域+涉农”的职能边界，对推动“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农村抵押物范围不断拓宽。为解决农村抵质押物不足问题，2010年，牟定县、大姚县被云南省列为林权抵押贷款业务发展重点县。2015年，武定县被列为全国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县。“两权”等抵押范围的扩大，为盘活农村资产资源，增加农业生产中长期和规模化经营资金投入，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探索。（四）农村金融生态不断优化一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截至2020年9月末，全州农村地区银行网点233个，布放ATM机783台，POS机具10265台，农村人均持卡量2.67张。二是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近年来，人民银行楚雄州中心支行深入推进“信用乡、信用村、信用户”创建工作，全州采集农户信用信息51.56万户，占全部农户数的99%。共评定信用户27.95万户，信用村558个，信用乡镇77个，占全州103个乡镇的74.8%。2020年，全州共有6.3万户农户享受到了无担保、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和优惠利率，金额达7.2亿元，平均利率5.98%，为农户节约成本约288万元。三是金融消费权益得到有效保护。人民银行按年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情况进行评估，2019年度全州评定A类机构8家，B类机构15家，C类机构2家。同时，持续加强现场来访投诉咨询人员的接访和2363投诉咨询电话及时分处办理。2020年办理12363投诉15起。（五）政策保障力度不断加大人民银行楚雄州中心支行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扶贫、民营小微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一是确保人总行新设的两项直达实体工具落地见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楚雄中支通过灵活运用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和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资金周转难题。截至2020年10月末，通—87—过“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成功向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提供2.22亿元再贷款资金支持，排名全省第三位。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金额4.53亿元，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延期激励资金452.84万元，排名全省第一位。二是存款准备金政策得到有效落实。2019年7次定向降准，增加法人金融机构可贷资金16亿元；2020年3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5个百分点，为全州法人金融机构释放资金约7.97亿元，有效增强了法人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三是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的运用不断强化。2016年以来，全州人民银行累计投放支农（含扶贫）再贷款资金44.84亿元（含展期），2020年11月末，全州支农（含扶贫）再贷款余额20.07亿元，有效加大了金融机构对三农、扶贫、民营小微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二、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一）基础设施建设较为缓慢，金融发挥作用渠道不足一是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少。因辖内农村区域广且分散，农村地区资金交易量少、交易不活跃，涉农金融机构基础设施投入收益低，导致金融机构布点和基础设施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当前楚雄州农村地区银行网点数为233个，远少于966个行政村的数量。二是农村地区电信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地区人口分散，加之交通不便，农村地区的电信网络建设普遍落后，信号差、网速慢、费用高、用户体验不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移动支付的发展。（二）农村产业发展不强，金融发挥作用支撑不足楚雄州地处滇中腹地，属于传统的农业大州。从农村产业来看，主要为烟草、蔬菜、种养殖，缺少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度不够高。从层次上看，大多数农产品属于初级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小。生态农业以采摘、休闲和观光旅游为主，对人文历史、民族风情等利用较少。同时，农村主导产业同质化明显，竞争比较激烈。产业发展不强导致金融资源缺少支撑，难以有效落地。（三）风险缓释机制不完善，金融发挥作用动力不足一是融资担保体系不完善。目前，全州共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3家，但正常开展担保业务的只有楚雄州融资担保公司1家，由于在县域一级尚未成立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难以有效满足融资担保需要。二是农业保险广度、深度不够。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抵押贷款大多用于种植及收购农产品，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或市场价格波动，借款人的经营风险将迅速转化为银行的信—88—贷风险。2019年，楚雄州人均保险密度1117.97元、保险深度2.46%，分别低于全省（人均保险密度1528元，保险深度3.2%）410.03元、0.7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人均保险密度3046元，保险深度4.3%）28.03元、1.84个百分点。三是没有建立风险补偿机制或风险补偿机制形同虚设。当前，楚雄州仍有县市未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即使已经建立的县市，也存在贷款出现不良难以代偿的情况。以扶贫小额信贷为例，截至2020年9月末，全州扶贫小额信贷余额15.33亿元，出现不良贷款1420万元，但只有4.1万元实现代偿，代偿率0.29%，风险收益不对等制约了金融发挥作用的积极性。四是尽职免责制度未有效落实。当前，虽然各类政策要求金融机构完善和落实“尽职免责”制度，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尽职免责证明过程和材料较为复杂，“尽职免责”制度难以有效落实和发挥作用。如楚雄州内某商业银行共有职工1500多人，仅2018年就对2575人次进行了问责，给予2394人次经济处罚，处罚金额187万元，平均每人问责1.7次、罚款782元。另一商业银行成立近30年，历史上仅有1个人实现尽职免责。在终身追责的背景下，信贷人员惜贷惧贷的心理普遍存在。（四）农村产权配套政策缺失，金融发挥作用平台不足虽然“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契合了县域经济主体的资源及银行贷款条件，融资主体可利用林权、农房等资源作抵押申请贷款，但是与农村产权相关的配套政策尚未出台，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相关的体制、机制和平台缺位，导致确权不易、评估缺失、风险突出，运作流程不顺畅，参与机构权责划分不明晰，抵押贷款发放工作受到制约。以武定县“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为例，截至2020年9月末，试点近5年来，武定县农房颁证率仅为38.24%，农房抵押贷款不良率1.43%，高于全州不良贷款率0.16个百分点。三、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几点思考（一）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加强统筹规划，促进经济金融互惠发展一是因地制宜，结合楚雄州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区位优势及资源禀赋特点，选准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巩固和扩大现有农业产业基础（如永仁县“特色芒果”、元谋县“冬早蔬菜”、武定县“武定壮鸡”、禄丰县“滇撒猪”），推进“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示范创建，加强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研究成果转换，提高种养殖科技含量，推动农村产业走差异化发展、科技化发展、规模化发展、集约化发展之路。在培育农村产业、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实施“回家工程”，发展“归雁经济”，吸引—89—各类人才向农村回流，让农村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和施展才华的舞台。二是推动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完善“两权”交易平台，依托不动产登记中心平台，统一规范管理农村产权市场交易。为实现抵押、担保、转让和银行贷款抵押物处置、抵押权实现创造条件。三是切实发挥财政资金效能。落实涉农贷款新增奖励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引导和激励金融加大涉农信贷投放。打通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最后一公里”，实现政策性担保机构10县市全覆盖，建立完善“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农业保险机构加大支农支小力度，稳步提高“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在保供给，切实为全州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政策性担保服务。（二）从监管层面来说，要加强激励引导，调整优化考核机制一是支持和助推产业链金融发展。不断完善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做好面向农业龙头企业的推广、对接和运用，整合农业产业上下游相关企业和农户信用，破解小企业和农户抵押物不足难题，为上下游不同的主体提供链条式金融服务。二是强化政策引导，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加大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及时给予商业银行必要的资金支持，加大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引导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三是推动惠农、便民支付产品创新。立足农村地区群众支付需求，拓展政府电子支付平台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的覆盖面，推进支付资源全民共享，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四是健全差异化激励机制。以正向激励为导向，从业务和机构两方面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对县域一定比例存款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达标的、贷款投向主要用于“三农”等符合一定条件的金融机构，其新增支农再贷款额度，在支农再贷款利率上给予适当下浮。适度提高涉农贷款不良容忍度，落实涉农不良贷款容忍度的监管考核要求。（三）从银行层面来说，要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一是加快完善尽职免责相关制度。探索制定行业统一的尽职免责操作细则，出台更为明确的标准化流程和模板。建立尽职免责保证制度，组建金融机构不良贷款责任认定第三方仲裁机构，使基层金融机构信贷人员在被追责时有上诉渠道。二是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工作重点，加大和优化商业银行网点、ATM、POS机在农村地区的布局，在未设立网点的地区，通过设立助农金融服务点延伸服务触角，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现代—90—化金融服务渠道。三是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根据农业生产周期和季节特征，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积极拓宽农村抵质押物范围，推动厂房和大型农机具抵押、仓单和应收账款质押等信贷业务，依法合规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元化的农村资产抵质押融资模式。四是做好金融消费者教育与金融知识普及。探索设立乡村金融宣传员，开展“金融夜校”进乡村活动，对村组干部、农村致富带头人、种养殖大户等就防范金融诈骗、惠农金融产品、手机银行使用、个人征信报告、投资理财知识等内容进行培训，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带动更多农户了解金融、熟悉金融，进一步增强农村地区的整体金融意识，优化信用环境，减少失信行为。—91—“小投入”撬动“大效益”来自马山县林圩镇乡村风貌提升工程的调研黄燕熙、韦才煌（2021年）乡村风貌提升工作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宜居环境、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内容。2019年以来，南宁市马山县林圩镇以我区实施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为契机，“颜值”和“内涵”并重，聚焦“形、实、魂”，努力打造宜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2020年12月，南宁市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指挥部《关于印发第一批南宁市优秀基本整治型村庄名单的通知》中，马山县列入12个村，位居南宁市13个县（区）的第2位。马山县的12个村屯中，林圩镇列入6个。一、乡村风貌提升工程的经验做法马山县林圩镇辖19个行政村（社区）244个自然屯，总人口10万人左右。全镇7个贫困村，在册建档立卡户5270户2379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3516户15674人，边缘户59户222人。林圩镇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了村规民约，加快了宜居乡村、文明乡村、文化乡村、和美乡村建设的步伐，2次获评南宁市乡村建设十佳乡镇、3次进入南宁市十佳乡镇鼓励奖。2019年，林圩乡村风貌提升工程“惠民项目落地竞演”的经验做法在南宁市推广。一是党建引领，发挥各方力量。在乡村风貌三年提升工作中，19个村（社区）分别成立党员先锋队、包村工作队以及村民理事会、乡贤理事会，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镇三家班子主要领导分片包干，通过党建促改造，以改造促党建；各屯党员在“三清三拆”中带头先拆、捐资捐物、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引导群众、感化群众，掀起了乡村风貌提升建设的热潮。二是乡贤带动，精心谋划部署。通过把各村有责任心、号召力强、情系桑梓的成功创业人士组织起来成立了乡贤理事会，激发乡贤能人视野开阔、资源丰富、信息通达等内在潜力，鼓励他们在“三清三拆”、捐款捐物中带头出力，自觉担任宣传员、执行者和管理者，响应乡村改造提升行动。三是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紧紧抓住群众这个主体，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坚信群众、依靠群众，通过进村入户召开乡村风貌提升工作动员会、培训—92—会，为群众宣传政策、答疑解惑、分析红利，激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引导广大群众树立主人翁、当家人意识，为风貌提升建设无偿献地捐物、主动投工投劳，凝心聚力促进美丽家园提档升级。在实践过程中，创新推出公开竞争评优模式，通过公开竞演、优中选优、评审议定等程序，将乡村风貌提升相关资金项目、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建设项目以及村集体经济项目等，优先向组织领导得力、群众积极性高、基础设施较完善、环境整治效果突出的村屯倾斜，有效地激发广大群众投身共建美好家园的力量，村屯整治实现了“小投入”撬动“大效益”。截至2020年10月，共拆除废弃旧房159间，拆除违章建筑、违规广告等548处，清理村庄垃圾2136吨，清理池塘水沟淤泥98吨，公共空间及“四微”整治526处，改造提升精神文明宣传栏5732.6平方米，自筹及投工投劳约1072万元。四是因地制宜，模式多样。因地制宜探索推进环境整治型、文化带动型等模式。兴隆村尧地屯组建巾帼团队，充分团结动员全屯妇女群众投工投劳、出钱出力，投身“三清三拆“四微整治”工作中，先后整治了村口池塘、村文化长廊、村口小花园等。甘豆村化屯在7名党员先锋模范队员的带头下，村民们积极参与清除村庄垃圾、清理鱼塘沟渠、拆除非法违规广告牌等，制定篮球场、文化室、体育活动小广场、路灯、主干道等公共基础设施的运行维护制度，打造了干净整洁、畅通有序的居住环境。东七村塘七屯利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读书之风盛行的优势建立了“东七村公共服务中心”，并设有篮球场和戏台。县文体局、计生局配备了音响、乐器和书籍，开展文化活动的硬件基本齐全。2017年至2020年自筹举办“塘七文化展”，活动内容有篮球队表演赛、文艺表演、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家谱展示、现场对联书写等，既带动环境清洁整治，又在维系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二、提升乡村风貌的对策建议（一）发挥“两队两会”作用，解决“人”的问题林圩镇各村屯开展乡村风貌提升工作，得益于党员队伍、驻村工作队伍、村民理事会、乡贤理事会的“两队两会”积极推进和参与，从而最大范围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了谁来干的“人”的问题，改变了以前“干部干，群众看”的一头热现象。从林圩镇推进的“惠民项目落地竞演”办法来看，也最大限度凝聚了群众参与的力量。在实践中将群众意愿、组织保障、资金保障、村庄条件、村庄优势、加减分项分为6大项14小项的考核指标，考核期限为1年，—93—分数高者优先安排项目。2019年，林圩镇获得18个乡村风貌提升工程项目，引来了100个屯参与竞演。为配合项目落地，村屯群众积极捐款、投工投劳，还制定了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日常维护制度，惠民项目落地中“群众参与少、建后管护差、财政负担重”的难题得以解决，这一做法在南宁市推广。（二）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解决“形”的问题首先，开展农村“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清理村巷道及乱堆乱放、房前屋后杂草杂物和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淤泥和障碍物，拆除危旧房和废弃猪牛栏及露天厕所茅房、乱搭乱建和违章建筑、非法违规商业广告和招牌，整治垃圾、污水、畜禽污染，建设栅栏圈围，实现人畜分离、家禽集中圈养，从根本上解决“脏乱差”问题。其次，开展“四微”创建活动。利用空地建成“微花园”，用果地建成“微果园”，整治菜地成为“微菜园”，将自家庭院修整为“微庭院”，建成生态宜居、环境优美的乡村风貌。（三）推进“产业+”，解决“实”问题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多元化赋予乡村发展动能，对于当地的经济能人、返乡精英，应该注重发挥他们的较大号召力和创业能力、管理能力。着力培育农村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促进多种所有制实体产业发展，扩大规模提高效益，扶持当地经济能人和返乡精英创业，吸纳贫困户就业。以创建品牌为抓手，积极打造乡土文化产业特色小镇、农村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基地和乡村旅游创客基地，进一步把乡土文化元素导入乡村旅游，一是积极引导支持经济能人牵头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实体经济和文化旅游观光产业，帮助支持经济能人经营民间饮食等服务业。二是以创建品牌为抓手，积极打造乡土文化产业特色小镇、农村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基地和乡村旅游创客基地，进一步把乡土文化元素导入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当中。（四）强化“文化+”，解决“魂”的问题围绕社会公德、诚信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融入文化活动，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大力推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可以在村屯中建设村史室，结合各村屯历史古迹、民俗风情特色、村庄产业发展规划等多方面的内容建设村史室，既展示村屯的地域特色、民俗风情、文化底蕴，又凸显村庄资源优势、产业发展定位等；建设非遗传习基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自治区和县级名录，挖掘、保护、传承、弘扬本土非遗特色项目，建设集展示、传习、展演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一体的综合性场馆；实施景观壁画绘制工程，组织手绘工作者根据村史、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在定点扶贫村绘制景观壁画，彰显传统—94—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使“美丽乡村”与文化旅游相得益彰；成立各种文化协会等，发挥文化行业优势“种文化”作用，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组织成立文艺队、戏剧队、喷呐队、山歌队、广场舞表演队等村屯文艺团体以及诗词协会、书画协会等民间组织，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95—逐梦“金窝窝”来自新开村的调研报告中共山丹县委党校龙作联、杨娇（2021年）摆脱贫困，向往“金窝窝”昔日穷山沟新开村坐落在位奇镇西南8km处，四面环山。过去新开村吃水难，一年四季人畜共饮涝池水；行路难，全村都是土路，又窄又脏；住房难，大部分群众住的是土坯房；上学难，村里只有一个三年制教学点。过去新开村因干旱缺水，只有320hm2耕地能浇上水，其余640hm2耕地全部撂荒。当地农民除了种植小麦、大麦、马铃薯外，要么在家养羊，要么远赴新疆、青海等地务工，生活十分困难。2014年新开村人均纯收入8107元、贫困率3.29％。期盼摆脱贫困穷山沟的乡亲们期盼摆脱贫困，向往在家吃饱穿暖、没有屋漏之忧，出门水泥马路、上学就医方便；向往拔掉穷根，把“土窝窝”变成“金窝窝”，好日子越来越红火；向往产业兴旺鼓起“腰包”，昂扬自信富起“脑袋”，向往生态宜居添“颜值”，村容村貌换“新颜”。突破发展瓶颈2015年，新开村被列为山丹县13个重点贫困村之一。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新开村干部和群众埋头苦干，突破自然条件差、人多地少、产业基础薄弱、贫困面大的制约瓶颈，挖掘这片热土最具魅力的陰骘寺“赐儿文化”资源[1]，找准“赐儿文化”+“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结合点，实现种植业、畜牧业、劳务输出等传统产业和乡村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引资金、争项目、兴产业、建家园，迈开了摆脱贫困、建设“金窝窝”的新步伐。党建引领，规划“金窝窝”产业链上建支部“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2013年以来，新开村党总支冲锋在脱贫致富第一线，以乡村文化旅游、种植、养殖、劳务输出等富民产业为依托，进一步优化产业党支部设置，党员带头领办勇升农林牧专业合作社、兴业养殖专业合作社、顺新农牧专业合作社，吸收24户村民和35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96—在产业链上实现“抱团发展”，形成了“党员创业作示范，群众积极跟着干”的生动局面。筑巢引凤添动力念好“赐儿文化”经，引来“金凤凰”。新开村党总支立足特色文化“家底”和区位发展优势，科学规划新开村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着力做好赐儿山景区开发，引进内蒙古金禾农林牧有限公司山丹分公司（以下简称金禾公司）和甘肃众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旅公司），签订了15年的景区开发协议，投资4500万元建成“扶贫摊点”、产业培训中心、农产品展销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四喜娃娃雕塑、民俗文化广场、跨路廊道、景区停车场、游乐场、育生池、生态长廊、景观园、农家休闲乐园等基础设施，引导村民开发特色乡村文化旅游产品，吸收村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乡村文化旅游产业链上脱贫致富，成功举办“牵手七夕节•相聚赐儿山”“相约春天•感受民俗”“亲近自然•寻找乡愁”徒步体验行、“川口风情•走进最美乡村”骑行体验等活动，吸引游客18.4万余人次，吸引小商家、小商铺百余家，带来300余万元经济效益。众旅公司代表王永东说：“目前景区已初见成效，在建设过程中每年为当地群众提供200多个岗位，日发放工资最高260元、最低100元，促进当地群众增收，尽到了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新开村十社村民王玉友说：“自从新开村上建立了旅游景点，我们也不用外面打工去了，我就在旅游景点专门搞机械维修、机器管理，一天的工资200多元，一年下来也挣六七万元，也很不错，这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满意的。”旅游经济、节会经济已成为新开村发展的绿色产业。“三变”改革促发展新开村党总支先行探索“三变”改革，由村集体将173hm2荒滩土地折资入股金禾公司，打造“七彩田园”旅游风景线、农业观光采摘园、药用玫瑰基地。采取钢架大棚折算入股、“扶贫摊点”折资入股方式，由金禾公司和众旅公司每年向1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兑付2200～3560元红利，持续带动贫困户增加收入。总支委员晏升和致富能人王茂槐发挥致富“领头雁”作用，联合成立勇升农林牧专业合作社，带领1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林果业，共同走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村副主任刘希聪说：“村上变化还是大，村民们比以前都精神了。一方面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在家门口有了事干。”产业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种养大户、“股份农民”、贫困户等“跨界”组合同向发力、—97—互促共进，成为脱贫攻坚的“强力引擎”，辐射带动贫困群众大步脱贫致富。产业培育，打造“金窝窝”打响“新开坝贡羊”品牌位奇镇新开村与民乐县民联乡、山丹县东乐镇十里铺村、清泉镇南湾村、霍城镇西坡村接壤，地域广阔，区位优势凸显，荒漠化草原面积达1.532万hm2。近年，在新开村党总支引导下，发动党员“羊倌”和致富能人建设养殖小区2个，成立兴业养殖专业合作社，饲养羊只量达2.5万只，通过“致富能人+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化模式，带动35户贫困户学技术、学管理、学经营，助推“新开坝贡羊”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兴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钱立鼎说“：政府投入养殖场的资金多，咱们在自身方面发展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咱们和贫困户联动发展，贫困户以10～20只羊入股（每只羊年增收150～300元），贫困户在合作社打工每月能领到2400元工资，大家都有信心有能力把羊产业搞上去，让大家都抱上‘金娃娃’，过上好日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数据平台、中国特产•张掖京东馆、淘宝网、马可波罗电商平台等，加大线上线下销售规模，使“山丹羊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下的“新开坝贡羊”品牌南下广州摆上了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的餐桌，成为村民和贫困户增加收入的“网红”产业。开启“旅游+扶贫”产业新模式新开村党总支书记钱万顺说：“村党总支经过多年摸索实践，决定依托‘赐儿文化’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盘活土地资源为活资产。”2017年，新开村引进金禾公司和众旅公司参与赐儿山景区开发，景区配套功能设施逐步完善，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活力进一步迸发。因病因学致贫的贫困户钱万奇说：“前几年要供家里两个孩子上学，妻子身体不好，我不能外出打工，日子过得太难了。自打来村里的景区干活后，我和妻子有了稳定的收入，加上村上土地分红和各种补贴，一年下来到手能有3万多元。”新开村开启“旅游+扶贫”产业新模式，做好“四个分红”的经济文章，即将景区周边农户闲置的民居以资源形式入股企业分红，将景区贫困户“扶贫摊点”折资入股企业分红，将景区乡村休闲观光农业钢架大棚折算入股企业分红，将村集体土地（资金）入股企业分红。通过做活“四个分红”的经济文章，新开村发展的长效增收点日益凸显，“旅游公司+扶贫摊点+务工帮扶带动”的路子越走越宽。位奇镇副镇长薛志毅说：“近年来，当地通过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助力脱贫攻坚，一方面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另一方面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奠定—98—了坚实基础。”位奇镇镇长葛勤说：“下一步，我们计划投资4000万元，完成沿山栈道、人工湖、特色餐饮住宿、景区舞台等建设项目，致力将赐儿山开发成周末游、节日游、休闲游的短途精品乡村旅游景点，使其成为全县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2019年，新开村党总支争取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整理土地200hm2，配套U型渠道18km，为发展高效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奠定了基础。金禾公司、众旅公司与村合作社结对发展，组织农户、贫困户共同参与，建设集农业新技术应用、农业新成果推广、农耕文化展示、特色农产品展销、乡村美食、民俗体验、娱乐休闲等于一体的生态农业旅游产业，强力推进生态与农业、科技与农业、旅游与农业、文化创意与农业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涵盖现代农业、生态景观、文化创意和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公园。“赐儿山民俗文化旅游艺术节+现代农业公园+‘新开坝贡羊’品牌”的大融合大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乡村振兴的步伐越来越响亮。共同致富，建设“金窝窝”育开教育扶贫之“花”2019年8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张掖分行“爱洒学子金秋助学仪式”在新开村举行，这是新开村扶贫、扶志、扶智的缩影。2017年，由该行干部职工募捐筹资10万元，设立了教育扶贫专项基金，并从当年开始，对新开村新入学大学生进行资助。截至2019年，按照一本院校1000元/人、二本院校800元/人、大专高职类院校600元/人的标准，已资助困难家庭学子60余人次，累计资助达4.5万元。对贫困家庭学子进行资助，不仅圆了学子的大学梦，更重要的是把脱贫攻坚的“肥”洒在贫困的“根”上，育开教育扶贫的希望之“花”，温暖莘莘学子渴求知识的“心”。就读兰州大学物理学院钱守甲同学给村党总支的感谢信上写道“：感谢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山乡学子的关怀，感谢家乡父老乡亲的帮助。我们一定以优异成绩成就学业，为家乡建设挑梁扛柱、竭智尽力。我们一定永远坚定跟党走，同心同向奋进新时代”。就读空军工程大学王兴斌同学给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感谢信写道：“我们一定用优异的成绩和模范的行动，守护好祖国的蓝天，向伟大的党和人民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绽放精神文明之“花”新开村党总支牵头抓总，充分发挥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99—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三团两会”作用，狠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引领文明乡风。近年，全村评选表彰“五星文明户”57户，道德模范、最美家庭6人、6户，“脱贫光荣户”“致富光荣户”3户，乡风文明有了大幅提升。2020年，按照山丹县脱贫攻坚“百日攻坚”行动安排部署，在拆旧复垦、清洁村庄建设和消除视觉贫困攻坚战中，党支部、党员、团干部、妇联干部发挥“带头羊”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到“百日攻坚”中来，累计拆除长期无人居住的C、D级危旧房170户，清理垃圾18t，修缮房屋11户，拆除危墙3500m，新修“赐儿文化”长廊170m、湿地公园1处，保护660年古树两棵，保护近现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邹梦禅墨迹1处[2]，建造王煜庭武装起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在张掖地区的唯一一次农民起义）纪念碑1座[3]，恢复民间秦腔戏剧班和舞龙舞狮社火队各1个，组建新时代广场舞团队和青年文明志愿者团队各1个。新开村五社村民梁玉莲说：“新开村越来越美了，天又蓝，水又清，地又绿，人又亲，家家通上自来水，户户盖上新瓦房，水泥马路畅通村村寨寨，娃娃上学校车接校车送，免学费，吃营养餐，住学生楼，老人们享受高龄津贴，围坐在‘赐儿文化’长廊唱秦腔，妇女们在周边庄稼地里打工，或去旅游景区搞服务，或三五成群跳广场舞，现在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幸福不忘共产党。”95岁的钱万元老人，曾经是一位保家卫国的军人，退役回家后，他积极投身到家乡新农村建设之中，面对新开村今昔变化，老人感慨地说“：新旧社会两重天呀！中国共产党真能！社会主义真好！摘掉了山沟沟世世代代的穷帽帽，让山乡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美好的日子。”拥抱共同致富之“花”8年的埋头苦干，8年的久久为功，新开村党员干部群众赢来的是3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整体脱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7149元攀升到2019年的12593元（建档立卡户人均可支配收入9801.59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3年的5500元跨越到2019年的17.56万元，村容村貌村民有了精气神，凤凰涅槃的“金窝窝”焕发出勃勃生机，父老乡亲并肩携手拥抱共同致富之“花”，阔步走在全面建成小康的大路上。结束语新开村在扶贫政策支持下，水引来了、路修通了、人和谐了，当年的吃水难、行路难、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增收难等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乡亲—100—们走出了一条“旅游富村、农业强村、文化立村、生态美村”的路子，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轻装上阵、凝心聚力、团结奋斗，正在书写“金窝窝”的美好篇章。—101—